“凌家灘的玉器，有別于良渚文化，異于紅山文化，彰顯出強烈的自身個性，其呈現的文化進程，領先于同期的其他文化。回溯到其所處年代，當謂中國只此一家，世界別無分店……凌家灘的玉器，昭示出中華文明的多樣性、復雜性和一體性，是中華五千年文明不可多得的寶貴實證。”這是著名考古學家張忠培對凌家灘文化的評價。
凌家灘遺址位于安徽省馬鞍山市含山縣銅閘鎮凌家灘村，1985年被發現后，已考古發掘13次，出土文物3000多件，其中玉器便有1200多件，凌家灘遺址的發現，是“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最重大事件之一”。在這里，發現了我國目前已知最早的玉斂葬飾、八卦圖形玉板、陶質建材等，將中華文明史上推至5800至5300年前，被稱作良渚文化的“叔父輩”。
凌家灘文化的主人是誰？或認為是“有巢氏”，或認為是大禹，尚無定論。它為何突然衰落？凌家灘有城墻嗎？還有沒發現的墓葬嗎？會不會有更多精美文物出土……凡此種種，有待考古學家們的繼續努力。為紀念凌家灘遺址發現40周年，故宮博物院舉辦了“文明先鋒——凌家灘文化玉器展”，至明年3月16日結束，凌家灘有代表性的出土玉器均來到北京。1990年，北京曾辦過類似展覽，當時部分玉器尚未出土，且知道的人不多。能一眼看到5000年前，可謂奇緣，愛好者不應錯過這次。
本文主要依據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撰寫的《凌家灘——田野考古發掘報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6年），予以介紹。
真找到了“元龜”實物
1985年，安徽凌家灘村有老人去世，安葬在村北崗地，那里已有十幾座現代墳，意外挖出許多陶器、石器、玉器，村民萬傳倉報告給鄉文化站站長李余和，李立刻趕到村里，收繳部分文物，并向上級部門匯報。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馬上派人到凌家灘實地調查。當地老鄉說：“在葬墳的崗地上，犁田犁出過石器、玉器，有許多都被小孩玩丟了。”從收繳的文物看，石器磨制精美，調查人員“用石鉞作切割豬肉的實驗，感覺石鉞刃口非常鋒利”。
1987年6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批了3000元經費，試掘凌家灘遺址，張敬國帶隊。在村民幫助下，考古隊掘出玉人，工藝令人驚嘆；還發現一枚玉龜，龜背甲與龜腹甲之間夾著一塊玉版，上刻原始的八卦圖，直到今天，它仍被視為凌家灘玉器中內涵最深的文物。古代緯書有“元龜銜符”“元龜負書出”等記載，歷來被視為荒誕不經，沒想到真找到了實物。
試掘也有遺憾，張敬國說：“我是第一次遇到透閃石（雞骨白）玉器，一不小心玉器就碰碎了。有的透閃石玉器很軟，剝離泥土時玉和土一塊剝落，當時真不敢下手，也無法清理。”只好一起挖出來包好，回去再清洗，可放水中泡一會兒，玉竟然消失了，全成粉狀糊。
從沒見過這種玉，“沒有經驗，清理時玉器破損的較多”。試掘完成后，考古隊在當地辦了3天小型成果展。3天后，縣文化局的局長找到張敬國，表示可以收兵了，鄉里招待費緊張，每天來幾十人吃飯，壓力大。
第二天，考古隊便帶著文物，離開了凌家灘村。
考古工作推進困難
1987年11月，經國家文物局批準，張敬國帶考古隊再次來到凌家灘，又出土大量玉器和石器，取得兩大發現：
首先，刷新了對古代工藝史的認知。部分出土玉器上的微孔直徑僅0.15毫米，甚至比頭發還細（0.04毫米至0.4毫米之間），沒有金屬工具的古代凌家灘人是如何做到的？
其次，刷新了對古代兵器史的認知。大量玉鉞出土，說明在石兵與銅兵之間，出現過一個玉兵時代。學者潘守永指出，新西蘭的毛利人和中美洲的印第安人都有發達的玉文化，但都沒有玉制兵器，因為古代中國有獨特的“禮”文化，周代以后“禮崩樂壞”，玉兵漸退出。
考古工作向前推進時，當地新任文化局局長找到張敬國，要看發掘執照。幸好張敬國隨身攜帶了，局長看后，仍要求停工，張敬國回絕：“我必須完成這次任務。”
第二天下午，民工皆停工，說“上面不讓我們干，說誰干就處分誰，我們不敢干”。鄉長和書記向張敬國致歉，“請我理解他們，他們也是不得已”，張敬國問為什么，“他們說不知道，就是不準上工地干活”。
考古隊員只好自己干，晚上就睡在現場，直到1998年才知道，露宿的地方竟是凌家灘古祭壇。
離開凌家灘后，張敬國才知道，上次考古隊離開凌家灘才十多分鐘，“一輛大客車迎面開來，車上坐滿了人”，是來看成果展的，“空跑了一趟，非常不高興”。
張敬國想不到，這個意外“使凌家灘遺址考古發掘工作整整中斷了十年的時間”。
當地村民拒絕盜掘
凌家灘遺址發現后，“許多文物販子、盜墓賊便盯上了凌家灘”。
1991年夏，浙江來的一男一女趁夜盜掘，被村民抓住，“但夜里看護人不注意又讓他們跑了”。經常有走街串戶的文物販子到凌家灘收文物，高價誘使當地村民盜掘，村民們不為所動。
張敬國說：“20世紀90年代中國大地上許多重要的遺址和墓地被盜掘，而凌家灘遺址始終保護得較完好，這與當地政府和村民保護文物的意識有極大的關系。”
在著名考古學家張忠培等前輩的不斷呼吁下，1998年上半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準備再次派出考古隊。初次接觸，鎮黨委書記態度很好，可談到最后，“冒出一句希望我們支持他30萬元經費，聽到這句話我心里想完了，獅子大開口”。全部項目經費才18萬元，張敬國問：“你要30萬元干什么用？”鎮書記表示他們自己也想挖掘，缺經費；考古隊進駐，四面八方的人會來現場看，鎮政府保護了遺址，應得到保管費。
張敬國表示：“我們是一個研究所，不是政府機關，如果是政府機關，可以對你們卓有成效的工作給以獎勵，但我們事業單位怎么能給政府錢呢？這不是把關系搞反了嗎？”同時拿出《文物法》，說明除專業機構，任何單位進行考古發掘都是違法行為。
張敬國同意，考古工作完成，如有余錢，可以拿出一點支持鎮文化站建設。
沒想到，到了村里，又提出“民工工資每天45元，不同意其他一切都免談”，當時縣長的工資都沒這么高。
再次進入凌家灘遺址
無可奈何，張敬國只能找熟人——最早發現凌家灘遺址的李余和和幫過考古隊的老鄉長。可一見面，“我感到他們怕見我，握下手問候幾句就走，實在是莫名其妙”。后來才知道，鎮政府要求所有認識張敬國的人都不許和他接觸，辦任何事都必須經鎮政府同意，其他任何人不能出面，否則作為違反紀律處罰。
“急得我們團團轉的時候，有一個老鄉向我們支了一招”，說村書記白酒一斤半喝不倒，遠近聞名。
張敬國和同事們下了決心：輪番上。考古隊僅4人，村里來了8人，其中1人不喝酒，大家喝掉8瓶白酒，村書記最后說：“張教授你真是海量。”張敬國已搖搖欲墜，但村書記剛出門，就倒在稻草堆里睡著了，一直睡到第二天。
第二天中午，張敬國再請，村書記說：“張教授，你是文化人，能有這樣的好酒量，佩服你，我不管上面怎么說，你說吧，工錢多少一天？”張敬國提出15元一天，高于當地標準，村書記當場同意。張敬國說：“我突然感到書記其實是一個好人。”
上世紀90年代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因此會存在這樣一些不規范現象。
再次進入凌家灘遺址，考古隊發現了祭壇遺跡，出土了玉鷹、玉龍、玉人等500余件珍貴文物，被評為當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在全國地圖上都找不到的凌家灘被世界熟知，這些工作本該在10年前完成。
在《凌家灘——田野考古發掘報告之一》一書中，張敬國感嘆道：“人的一生有幾個十年？”
中華文明的童年時代
凌家灘文化的主人是誰？
學者李修松認為是大禹，證據是凌家灘遺址出土的玉龍，它呈環狀，有角，古稱虬，而虬、句龍是大禹的別名。童書業等先生曾論證，大禹父親名鯀，即共工的緩讀，大禹就是共工的兒子。共工是龍，大禹是虬。甲骨文中的禹字，恰如一只有角的龍。
學者王文清認為是有巢氏，凌家灘文化的地望、年代與“有巢氏”相當。《莊子》稱：“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凌家灘人“挖槽填燒土，木骨撐泥墻”，已經“有巢”。在遺址中，發現大面積紅陶拼成的地面，可能是神廟。據學者李乃勝等研究，紅陶塊是黏土燒至950℃而成，“內層的荷載極限、吸水率接近于現代磚和漢磚，業已超過明磚樣品”。
上古記錄少且模糊，不必硬求會通。但肉眼可見，凌家灘文化是中華文明的童年時代。
學者楊效雷指出，凌家灘文化與《周易》相通，或為其源。凌家灘祭壇分三層，即周易“三才之道”；祭壇略傾向東南，即周易“與時偕行”，早晨從祭壇望東南，正見太陽升起。凌家灘墓葬有中軸線，越靠近它，墓主的地位越高，體現了周易的“尚中”思想；凌家灘玉版上原始八卦圖，內外皆圓形，小圓不規整，以凌家灘人高超的琢玉技術，應很容易把它畫圓，刻意不如此，可能是仿日落時呈橢圓形的太陽，即周易的“尊陽抑陰”……
凌家灘文化上承紅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等，下啟良渚文化，兼有淮夷文化，早早便呈現出多元一體的特點。
主食靠“打野”肉食靠養殖
有學者認為，凌家灘人已掌握稻作技術，但據學者孫青麗等的《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出土刻槽盆的淀粉粒分析》一文，當時人們的主食是薏米、小麥族某植物、未定禾本科植物三種。另有櫟屬植物、豇豆、蓮藕、山藥等，皆野生，未馴化。
凌家灘人的食譜中，櫟屬植物占8.2%，薏米占23.2%，小麥族植物占16.5%。薏米產量低，收獲時需先脫粒，再晾干，再去除空殼，再碾去堅硬的外殼，再曬干后才能儲存，非常麻煩。凌家灘人后期試圖增加小麥族、櫟屬、豇豆屬等替代薏米。但櫟屬味苦，反復煮后才能食用。
主食靠“打野”，肉食多來自養殖。據學者呂鵬等的《由動物遺存探討凌家灘文化的史前生業》，凌家灘遺址及附近的韋崗遺址（雙方僅距2公里）中，都曾養狗、養豬，狗的尺寸相當于現代中型犬，目的應是食用。凌家灘遺址中的豬骨多幼齡，宜食，也有達7.5歲的，或用來祭祀。
凌家灘人也吃少量淡水魚和野生鹿，但家養動物占肉食的80%至90%。
凌家灘文化盛期，恰逢中全新世溫暖濕潤期，太湖三面環繞，便交通、漁獵和種植。“狩獵—采集”的生產方式較脆弱，一旦環境改變，只能舉族遷移。良渚文化是不是凌家灘文化后代？尚有爭議。
凌家灘人生存不易，可凌家灘玉器工藝精湛，據學者張敬國、楊竹英研究，有些玉器“即使現在用電動砂輪打磨，沒有相當高的技術也是難以辦到的”。
凌家灘文化為何早慧？華夏文明亦早慧，二者之間的聯系是什么？恐怕只有親臨“文明先鋒——凌家灘文化玉器展”，才能有所感悟。
“凌家灘的玉器，有別于良渚文化，異于紅山文化，彰顯出強烈的自身個性，其呈現的文化進程，領先于同期的其他文化。回溯到其所處年代，當謂中國只此一家，世界別無分店……凌家灘的玉器，昭示出中華文明的多樣性、復雜性和一體性，是中華五千年文明不可多得的寶貴實證。”這是著名考古學家張忠培對凌家灘文化的評價。
凌家灘遺址位于安徽省馬鞍山市含山縣銅閘鎮凌家灘村，1985年被發現后，已考古發掘13次，出土文物3000多件，其中玉器便有1200多件，凌家灘遺址的發現，是“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最重大事件之一”。在這里，發現了我國目前已知最早的玉斂葬飾、八卦圖形玉板、陶質建材等，將中華文明史上推至5800至5300年前，被稱作良渚文化的“叔父輩”。
凌家灘文化的主人是誰？或認為是“有巢氏”，或認為是大禹，尚無定論。它為何突然衰落？凌家灘有城墻嗎？還有沒發現的墓葬嗎？會不會有更多精美文物出土……凡此種種，有待考古學家們的繼續努力。為紀念凌家灘遺址發現40周年，故宮博物院舉辦了“文明先鋒——凌家灘文化玉器展”，至明年3月16日結束，凌家灘有代表性的出土玉器均來到北京。1990年，北京曾辦過類似展覽，當時部分玉器尚未出土，且知道的人不多。能一眼看到5000年前，可謂奇緣，愛好者不應錯過這次。
本文主要依據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撰寫的《凌家灘——田野考古發掘報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6年），予以介紹。
真找到了“元龜”實物
1985年，安徽凌家灘村有老人去世，安葬在村北崗地，那里已有十幾座現代墳，意外挖出許多陶器、石器、玉器，村民萬傳倉報告給鄉文化站站長李余和，李立刻趕到村里，收繳部分文物，并向上級部門匯報。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馬上派人到凌家灘實地調查。當地老鄉說：“在葬墳的崗地上，犁田犁出過石器、玉器，有許多都被小孩玩丟了。”從收繳的文物看，石器磨制精美，調查人員“用石鉞作切割豬肉的實驗，感覺石鉞刃口非常鋒利”。
1987年6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批了3000元經費，試掘凌家灘遺址，張敬國帶隊。在村民幫助下，考古隊掘出玉人，工藝令人驚嘆；還發現一枚玉龜，龜背甲與龜腹甲之間夾著一塊玉版，上刻原始的八卦圖，直到今天，它仍被視為凌家灘玉器中內涵最深的文物。古代緯書有“元龜銜符”“元龜負書出”等記載，歷來被視為荒誕不經，沒想到真找到了實物。
試掘也有遺憾，張敬國說：“我是第一次遇到透閃石（雞骨白）玉器，一不小心玉器就碰碎了。有的透閃石玉器很軟，剝離泥土時玉和土一塊剝落，當時真不敢下手，也無法清理。”只好一起挖出來包好，回去再清洗，可放水中泡一會兒，玉竟然消失了，全成粉狀糊。
從沒見過這種玉，“沒有經驗，清理時玉器破損的較多”。試掘完成后，考古隊在當地辦了3天小型成果展。3天后，縣文化局的局長找到張敬國，表示可以收兵了，鄉里招待費緊張，每天來幾十人吃飯，壓力大。
第二天，考古隊便帶著文物，離開了凌家灘村。
考古工作推進困難
1987年11月，經國家文物局批準，張敬國帶考古隊再次來到凌家灘，又出土大量玉器和石器，取得兩大發現：
首先，刷新了對古代工藝史的認知。部分出土玉器上的微孔直徑僅0.15毫米，甚至比頭發還細（0.04毫米至0.4毫米之間），沒有金屬工具的古代凌家灘人是如何做到的？
其次，刷新了對古代兵器史的認知。大量玉鉞出土，說明在石兵與銅兵之間，出現過一個玉兵時代。學者潘守永指出，新西蘭的毛利人和中美洲的印第安人都有發達的玉文化，但都沒有玉制兵器，因為古代中國有獨特的“禮”文化，周代以后“禮崩樂壞”，玉兵漸退出。
考古工作向前推進時，當地新任文化局局長找到張敬國，要看發掘執照。幸好張敬國隨身攜帶了，局長看后，仍要求停工，張敬國回絕：“我必須完成這次任務。”
第二天下午，民工皆停工，說“上面不讓我們干，說誰干就處分誰，我們不敢干”。鄉長和書記向張敬國致歉，“請我理解他們，他們也是不得已”，張敬國問為什么，“他們說不知道，就是不準上工地干活”。
考古隊員只好自己干，晚上就睡在現場，直到1998年才知道，露宿的地方竟是凌家灘古祭壇。
離開凌家灘后，張敬國才知道，上次考古隊離開凌家灘才十多分鐘，“一輛大客車迎面開來，車上坐滿了人”，是來看成果展的，“空跑了一趟，非常不高興”。
張敬國想不到，這個意外“使凌家灘遺址考古發掘工作整整中斷了十年的時間”。
當地村民拒絕盜掘
凌家灘遺址發現后，“許多文物販子、盜墓賊便盯上了凌家灘”。
1991年夏，浙江來的一男一女趁夜盜掘，被村民抓住，“但夜里看護人不注意又讓他們跑了”。經常有走街串戶的文物販子到凌家灘收文物，高價誘使當地村民盜掘，村民們不為所動。
張敬國說：“20世紀90年代中國大地上許多重要的遺址和墓地被盜掘，而凌家灘遺址始終保護得較完好，這與當地政府和村民保護文物的意識有極大的關系。”
在著名考古學家張忠培等前輩的不斷呼吁下，1998年上半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準備再次派出考古隊。初次接觸，鎮黨委書記態度很好，可談到最后，“冒出一句希望我們支持他30萬元經費，聽到這句話我心里想完了，獅子大開口”。全部項目經費才18萬元，張敬國問：“你要30萬元干什么用？”鎮書記表示他們自己也想挖掘，缺經費；考古隊進駐，四面八方的人會來現場看，鎮政府保護了遺址，應得到保管費。
張敬國表示：“我們是一個研究所，不是政府機關，如果是政府機關，可以對你們卓有成效的工作給以獎勵，但我們事業單位怎么能給政府錢呢？這不是把關系搞反了嗎？”同時拿出《文物法》，說明除專業機構，任何單位進行考古發掘都是違法行為。
張敬國同意，考古工作完成，如有余錢，可以拿出一點支持鎮文化站建設。
沒想到，到了村里，又提出“民工工資每天45元，不同意其他一切都免談”，當時縣長的工資都沒這么高。
再次進入凌家灘遺址
無可奈何，張敬國只能找熟人——最早發現凌家灘遺址的李余和和幫過考古隊的老鄉長。可一見面，“我感到他們怕見我，握下手問候幾句就走，實在是莫名其妙”。后來才知道，鎮政府要求所有認識張敬國的人都不許和他接觸，辦任何事都必須經鎮政府同意，其他任何人不能出面，否則作為違反紀律處罰。
“急得我們團團轉的時候，有一個老鄉向我們支了一招”，說村書記白酒一斤半喝不倒，遠近聞名。
張敬國和同事們下了決心：輪番上。考古隊僅4人，村里來了8人，其中1人不喝酒，大家喝掉8瓶白酒，村書記最后說：“張教授你真是海量。”張敬國已搖搖欲墜，但村書記剛出門，就倒在稻草堆里睡著了，一直睡到第二天。
第二天中午，張敬國再請，村書記說：“張教授，你是文化人，能有這樣的好酒量，佩服你，我不管上面怎么說，你說吧，工錢多少一天？”張敬國提出15元一天，高于當地標準，村書記當場同意。張敬國說：“我突然感到書記其實是一個好人。”
上世紀90年代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因此會存在這樣一些不規范現象。
再次進入凌家灘遺址，考古隊發現了祭壇遺跡，出土了玉鷹、玉龍、玉人等500余件珍貴文物，被評為當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在全國地圖上都找不到的凌家灘被世界熟知，這些工作本該在10年前完成。
在《凌家灘——田野考古發掘報告之一》一書中，張敬國感嘆道：“人的一生有幾個十年？”
中華文明的童年時代
凌家灘文化的主人是誰？
學者李修松認為是大禹，證據是凌家灘遺址出土的玉龍，它呈環狀，有角，古稱虬，而虬、句龍是大禹的別名。童書業等先生曾論證，大禹父親名鯀，即共工的緩讀，大禹就是共工的兒子。共工是龍，大禹是虬。甲骨文中的禹字，恰如一只有角的龍。
學者王文清認為是有巢氏，凌家灘文化的地望、年代與“有巢氏”相當。《莊子》稱：“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凌家灘人“挖槽填燒土，木骨撐泥墻”，已經“有巢”。在遺址中，發現大面積紅陶拼成的地面，可能是神廟。據學者李乃勝等研究，紅陶塊是黏土燒至950℃而成，“內層的荷載極限、吸水率接近于現代磚和漢磚，業已超過明磚樣品”。
上古記錄少且模糊，不必硬求會通。但肉眼可見，凌家灘文化是中華文明的童年時代。
學者楊效雷指出，凌家灘文化與《周易》相通，或為其源。凌家灘祭壇分三層，即周易“三才之道”；祭壇略傾向東南，即周易“與時偕行”，早晨從祭壇望東南，正見太陽升起。凌家灘墓葬有中軸線，越靠近它，墓主的地位越高，體現了周易的“尚中”思想；凌家灘玉版上原始八卦圖，內外皆圓形，小圓不規整，以凌家灘人高超的琢玉技術，應很容易把它畫圓，刻意不如此，可能是仿日落時呈橢圓形的太陽，即周易的“尊陽抑陰”……
凌家灘文化上承紅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等，下啟良渚文化，兼有淮夷文化，早早便呈現出多元一體的特點。
主食靠“打野”肉食靠養殖
有學者認為，凌家灘人已掌握稻作技術，但據學者孫青麗等的《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出土刻槽盆的淀粉粒分析》一文，當時人們的主食是薏米、小麥族某植物、未定禾本科植物三種。另有櫟屬植物、豇豆、蓮藕、山藥等，皆野生，未馴化。
凌家灘人的食譜中，櫟屬植物占8.2%，薏米占23.2%，小麥族植物占16.5%。薏米產量低，收獲時需先脫粒，再晾干，再去除空殼，再碾去堅硬的外殼，再曬干后才能儲存，非常麻煩。凌家灘人后期試圖增加小麥族、櫟屬、豇豆屬等替代薏米。但櫟屬味苦，反復煮后才能食用。
主食靠“打野”，肉食多來自養殖。據學者呂鵬等的《由動物遺存探討凌家灘文化的史前生業》，凌家灘遺址及附近的韋崗遺址（雙方僅距2公里）中，都曾養狗、養豬，狗的尺寸相當于現代中型犬，目的應是食用。凌家灘遺址中的豬骨多幼齡，宜食，也有達7.5歲的，或用來祭祀。
凌家灘人也吃少量淡水魚和野生鹿，但家養動物占肉食的80%至90%。
凌家灘文化盛期，恰逢中全新世溫暖濕潤期，太湖三面環繞，便交通、漁獵和種植。“狩獵—采集”的生產方式較脆弱，一旦環境改變，只能舉族遷移。良渚文化是不是凌家灘文化后代？尚有爭議。
凌家灘人生存不易，可凌家灘玉器工藝精湛，據學者張敬國、楊竹英研究，有些玉器“即使現在用電動砂輪打磨，沒有相當高的技術也是難以辦到的”。
凌家灘文化為何早慧？華夏文明亦早慧，二者之間的聯系是什么？恐怕只有親臨“文明先鋒——凌家灘文化玉器展”，才能有所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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