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書店，用尼采和叔本華的思想，進行一場哲學的桌游對決；在圖書館，以《基督山伯爵》為藍本，推演一場人性的廝殺；在紀念館，以身入戲，守護歷史人物的生平所愿……
如今，越來越多的線下文化空間正探索以“游戲化”的方式實現自我賦能，將深度內容與具有互動性、趣味性的游戲元素結合，融入不同的文化場景之中。
在書店，玩哲學桌游
今年6月，會飲書店開啟了一場特別的游戲。
幾個參與者圍坐在書店一隅，時不時蹦出的哲學術語引人注目——“無知之幕”“西西弗斯的巨石”“尼采的錘子”，艱深的哲學概念和輕松的桌面氛圍形成了有趣的“張力”。
其實，不只是在會飲書店，這款名為《本體論證明》的哲學桌游還時常出現在其他第三空間，成為青年聚會的主題之一。
“在尼采的輪次，我看到《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自己很喜歡的一句話，頓時就笑了。”一個上海的游戲參與者告訴記者，以游戲的方式，回到經典的哲學文本，是一個很奇妙的體驗。“回到家后，我又把原著翻了出來。”
安妮同樣是這場哲學桌游的玩家，她告訴記者，盡管自己是個哲學門外漢，卻一直對這門學科保持關注。
“這幾年，我經常在社交媒體上刷到一些哲學金句，但沒有系統閱讀過相關書籍。”安妮希望借助這次活動，更深入地了解哲學家、哲學思想，也希望借助與愛好者們的交流，找到自己更適合的入門之路。
不過，和普通玩家不同，對于這款桌游，會飲書店的主理人阿洛有著更高的期待。
阿洛的書店名“會飲”來自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的《會飲篇》，作為一名哲學愛好者兼桌游玩家，“哲學桌游”的概念一出現就抓住了他的眼球。
一方面，哲學桌游的題材與書店的調性非常契合。“一家以哲學名篇命名的書店，舉辦哲學桌游活動，非常合理。”阿洛覺得，作為文化消費空間，強化書店的垂直屬性更能精準吸引受眾。
另一方面，近年來，哲學類書籍的確越來越受到年輕讀者的歡迎，相較于“拒人千里”的大部頭哲學著作，哲學桌游顯示出了很強的親和力。他也希望通過一個互動感更強的游戲內容，與讀者們建立更強的聯系。
“我們原本設想每周三下午，都開一場游戲，吸引和聚集更多的哲學愛好者。”阿洛說。
然而，想要成為書店的“常駐嘉賓”，《本體論證明》還欠點火候。
阿洛遺憾地表示，由于游戲的信息量比較大，涉及的哲學知識也比較廣泛，很考驗玩家的閱讀量和專注力，很難成為“常態化”的書店活動。
“它需要找到趣味性與專業度之間的平衡。”阿洛說。
事實上，阿洛提出的問題也正是游戲設計團隊最大的困擾。思廬哲學《本體論證明》的負責人說懌坦言：“這種類型的桌面游戲在國內外都沒有案例可以借鑒，只能依靠自己研發、推演、測試、改良，對最后的版本依然不太滿意。”
但走出第一步，也是一次微小的勝利。從哲學科普的角度看，哲學桌游是一個很不錯的“入門款”。與其逐字甄別哲學類書籍的貨架上寫的相關哲學家的簡介和他們的“金句”，倒不如來一場哲學桌游。
“每一個真正的哲學愛好者，都會想要成為一個好的哲學傳播者。”說懌希望通過游戲，讓哲學更“輕快”地走入人們的生活。“在玩耍中，我們一次又一次地看見哲學家和哲學概念，不斷說出它們，緊接著，我們就會感到親近。”
盡管在更專業的玩家看來，《本體論證明》更像是一款可以玩的“哲學文創”，但游戲的受歡迎程度依然超過預期。
說懌告訴記者，在眾籌平臺上線后兩天，游戲預售銷量就已經達到團隊的預期。目前，這個售價168元的桌游銷售額還在不斷攀升，游戲也已經再版過一次。
而說懌也發現，不斷涌入的訂單中有著相當一部分書店、咖啡店、酒吧等空間的主理人和線下活動發起者。
在上海的Ausgang餐吧，哲學桌游已經成為他們向消費者提供的特色“套餐”。在廣東，“失地空間”已經將哲學沙龍和哲學游戲結合在了一起，先以尼采的《悲劇的誕生》共讀作為鋪墊，再接續《本體論證明》的哲學游戲。
“不論如何，這種內容形式的確為線下空間帶來了新的可能性，這是我們沒有想到的。”說懌說。
在圖書館，“玩”文學名著
在上海，周末組團去圖書館“玩”文學名著，并不是什么“小眾”活動。
今年上半年，青年作家嚴孜銘就和朋友們約了兩場，分別是《紅樓夢》和《基督山伯爵》。
以《基督山伯爵》為例，這是一本“大部頭”的長篇小說，在經過改編延伸，加入“推理”元素后，它變成了一個可供7人體驗的沉浸式劇本。
玩家們以原著故事主人公后代的身份進入游戲，通過對線索的抽絲剝繭、對人物的層層揭秘，在新的故事線中復盤出《基督山伯爵》原本的情節，沉浸式體會原著人物的復雜個性和充沛情感。
嚴孜銘告訴記者，整個閱讀游戲的過程都“超出預期”。“我們組既有讀過原著的，也有沒讀過原著的，但游戲中都很沉浸，劇情上也有幾重反轉，有名著打底，結束之后意猶未盡。”
其實，作為一名文學愛好者，嚴孜銘的劇本游戲經歷非常豐富，但近幾年的劇本游戲市場讓她頗有些失望——充斥著“為了游戲而游戲”的劇本，不僅游戲時間被無限拉長，劇情背景也開始生搬硬套，可謂泥沙俱下，魚目混珠。
相比之下，圖書館的“沉浸式劇本閱讀”更像一股“清流”——有世界名著作為基底，文本內容扎實，人物層次豐富，讓朋友們的聚會不再是單純的休閑娛樂、消磨時間，而是收獲更大的信息量和意義感。
另一個玩家也告訴記者，娛樂性只是文化產品的一個維度，能否承載足夠豐富的知識內涵，讓游戲者體會到有意義的樂趣才是她更看重的。
而這種意義感，在面向不同人群時，也呈現出來不同的效果。
一位已經退休的參與者告訴記者，他在玩過《基督山伯爵》之后感慨頗深，自己曾在30多年前的青年時期讀過這本著作，如今重新回顧，心境截然不同，仿佛兩個時空的自己在進行對話。
事實上，“沉浸式閱讀”的玩家覆蓋面如此之廣，這大大超出了項目開發者的預期。
上海圖書館閱讀推廣中心主任夏磊告訴記者，選取的《紅樓夢》和《基督山伯爵》都屬于高中生必讀書目，最早是為了吸引少年和青年群體，但后續運營中發現，劇本的全年齡層的參與度都很高，每次活動報名都幾乎“秒光”。
更有趣的是，“沉浸式閱讀”項目的熱度并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下降，相反，其吸引力還在不斷上升。
截至目前，該項目已經持續開展兩年，舉辦了超過百場的活動，依然供不應求。而這種新的閱讀理念和模式，也已從上海走向全國，甚至世界。
目前，已有南京、成都、深圳等多地的圖書館來進行學習和借鑒，還有些圖書館干脆直接“引進”劇本，服務當地讀者。
今年，這個項目更是多點開花，不僅作為“文化援疆”的代表，遠赴伊犁、喀什，還被國際圖書館聯盟授予了國際圖書館營銷獎特別提名。UBC（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等海外高校同行也對這個項目表現出濃厚的興趣，詢問是否有英文版可以“輸出”。
然而，“超出預期”的背后，是時間成本的巨大投入。
夏磊坦言，劇本完成之后，館方曾多次組織市民團、專家團、中學生團、大學生團等各類群體進行測評，并在此基礎上多次進行調整、修改，“光劇本的測試和打磨，就花了近一年的時間”。
作為市民，嚴孜銘自然希望上海圖書館能把名著IP持續做下去。但如何把握成本與收益的平衡？夏磊希望，未來，能借助AI等新的技術手段，縮短劇本生產的流程，提升優質內容產品的生產力，讓這樣的一個形式新、口碑好、有亮點、可復制的圖書館項目真正走入“正循環”。
在紀念館，“玩”出歷史感
徐光啟紀念館中，偶爾會“冒出”一群特別的游覽者，他們往往一手拿著劇本，一手握筆記錄，在《農政全書》和《坤輿萬國全圖》前駐足良久。此刻的他們正化身大明的官員，與徐光啟一道“破案”。
這是沉浸式劇本游戲《徐光啟》的現場。
不同于傳統的實景劇本游戲，在紀念館“破案”，搜證環節就是游覽展廳，線索則都藏在了真實的史料之中。
玩家婉兒告訴記者，游戲“破案”的關鍵線索之一是尋找失竊的《崇禎歷書》手稿。因此，玩家們需要在紀念館內仔細搜尋，認真觀察，尋找可能藏匿手稿的線索。
在與《崇禎歷書》相關的天文儀器旁邊，一張寫著“歷法之鑰，藏于星辰之間”的紙條會提示玩家需要更留心紀念館中與天文相關的展品。
另外，紀念館內不同的展廳陳列也為不同身份的玩家提供不同的探索樂趣。
在紀念館的農業展區，擺放著《農政全書》的手稿和一些古代農具模型，與農業相關的玩家一般會在此停留更久，因為在他們的任務之中，包含通過閱讀《農政全書》，結合農具的使用方法，提出農業改進方案的任務。
更令婉兒印象深刻的是，游戲中的線索與答案不是孤立的，并非簡單的“一問一答”，而是一環扣一環，不斷推動故事的發展。
舉個例子，紀念館內有一幅徐光啟的畫像，玩家需要通過觀察畫像，發現徐光啟手中拿著一本書，書封上隱約可見“幾何”二字。再根據這個線索，從數學展區找到徐光啟翻譯的《幾何原本》手稿，從而揭開故事中關于數學的謎底。
婉兒告訴記者，與大型博物館相比，歷史人物的紀念館通常“文物”很少，閱讀性材料卻很多，很容易讓參觀者感到無聊，《徐光啟》卻讓她有了完全不同的體驗。
“游戲過程中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情節，所以我一直能保持著高度的期待。我的選擇和互動也會影響劇情的發展和結局，這讓我似乎多了一些歷史使命感。”婉兒說。
據《徐光啟》活動領隊馬曉涵介紹，目前，一場能收納20人左右，主要服務團體游客，受歡迎程度很高。
另一個有趣的事實是，這個依托真實歷史人物的劇本游戲雖然以文化場館為重要載體，卻并不完全只能服務這家場館，今年5月，在徐家匯書院內舉行的“尋光之夜”中，場館搜證就被帶到了書店內。
在徐家匯書院副館長壽穎之看來，這或許是“海派文化”走出去的一個契機。帶上一個盒裝劇本，就如同帶上了徐光啟紀念館，能在更多的空間和場所打開上海，走進徐匯。
在徐匯經歷完明朝懸案，再到浦東揭開基督山之謎，不知這樣的“小眾”玩法是否會有人嘗試。事實上，這兩個內容產品的內核十分相似，也都出自同一家上海公司“浩苓影視”。這家公司的老板，正是著名懸疑小說作家蔡駿。
“浩苓影視”的總經理陳麗娜告訴記者，近年來，針對特定空間定制創意內容的需求特別旺盛，不僅有博物館、紀念館、圖書館，也有景區和黨群服務中心。
不過，與文學類的創作或改編不同，歷史場景和人物的還原需要下更大的功夫。
以龍華紀念館定制的《遇見龍華2591》為例，劇本在創作過程中就要不斷調閱歷史檔案，對齊史料細節，如此才能準確還原故事細節，確保游戲中這份令人動容的“歷史感”的真實性。
在陳麗娜看來，文化場館對游戲化內容的“偏愛”與上海劇本游戲行業近年來的蓬勃發展分不開，劇本游戲是一個已經經歷過市場驗證的行業，盡管目前仍處在洗牌階段，但其背后的市場動能，無疑可以成為一把撬動線下文化空間“流量”的杠桿。
專家對話
讓知識與游戲“共舞”
城市周刊：您如何評價當前城市文化空間中“游戲化”現象的興起？
易臻真（華東師范大學城市發展研究院副教授）：事實上，“游戲化”趨勢出現恰好反映了城市文化空間在應對城市人群文化消費習慣變化時的不斷尋求創新和突破。
“游戲化”內容的注入，不僅吸引了更大的流量，也激發了文化空間對自身功能的重新定位和拓展，讓其不再局限于提供靜態的文化資源，而是致力于打造一個新型的、混合的、將個性表達與主題社交結合的平臺。
城市周刊：這輪“游戲化”有一個特點，就是更加強調知識和意義的獲取，這意味著什么？
易臻真：今天，城市人群受教育水平不斷提升，人們對文化消費的需求也在發生變化。公開數據顯示，知識型消費逐漸成為一種重要的消費趨勢，這一趨勢在青年群體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而深度文化內容與游戲元素相結合，正切中了當代年輕人的兩大“痛點”。
一個是激發他們主動探索有深度、成系統的知識。年輕人渴望新知，甚至愿意主動打破信息繭房，但這種渴望不是手把手式的，而是自我探索式的。“游戲化”的專業性內容恰好為了解單個知識點背后的文化譜系提供了機會。
另一個是幫助他們精準尋求自我表達和社會交往的切入點，完成高質量相處和交流。原子化社會中，人的孤獨與割裂常常是不自知的。人與人的實際交流與鏈接可以通過游戲機制觸發，但高質量的相處離不開高質量的內容。
城市周刊：您認為未來城市文化空間與青年知識型消費將如何進一步融合？
易臻真：項飆老師提出過一個觀點，說城市中的很多空間功能性很強，但生態性不足。我想，知識型內容的創新開發也許可以彌補這個不足。
因此，內容方面，不僅要深入挖掘和整合各類知識資源，也可以嘗試跨學科、跨領域的知識型文化產品，開發出具有綜合性和深度的“游戲化”文化項目。而在形式上，也可以更加廣泛地運用AI、AR等科技手段，去增強沉浸式和個性化的體驗。
知識型消費的興起無疑為城市文化空間的“游戲化”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和機遇。而要想抓住這個機遇，依然需要公共端的大力支持，將文化產品和文化空間的“賬”放到城市發展的總盤子當中。
在書店，用尼采和叔本華的思想，進行一場哲學的桌游對決；在圖書館，以《基督山伯爵》為藍本，推演一場人性的廝殺；在紀念館，以身入戲，守護歷史人物的生平所愿……
如今，越來越多的線下文化空間正探索以“游戲化”的方式實現自我賦能，將深度內容與具有互動性、趣味性的游戲元素結合，融入不同的文化場景之中。
在書店，玩哲學桌游
今年6月，會飲書店開啟了一場特別的游戲。
幾個參與者圍坐在書店一隅，時不時蹦出的哲學術語引人注目——“無知之幕”“西西弗斯的巨石”“尼采的錘子”，艱深的哲學概念和輕松的桌面氛圍形成了有趣的“張力”。
其實，不只是在會飲書店，這款名為《本體論證明》的哲學桌游還時常出現在其他第三空間，成為青年聚會的主題之一。
“在尼采的輪次，我看到《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自己很喜歡的一句話，頓時就笑了。”一個上海的游戲參與者告訴記者，以游戲的方式，回到經典的哲學文本，是一個很奇妙的體驗。“回到家后，我又把原著翻了出來。”
安妮同樣是這場哲學桌游的玩家，她告訴記者，盡管自己是個哲學門外漢，卻一直對這門學科保持關注。
“這幾年，我經常在社交媒體上刷到一些哲學金句，但沒有系統閱讀過相關書籍。”安妮希望借助這次活動，更深入地了解哲學家、哲學思想，也希望借助與愛好者們的交流，找到自己更適合的入門之路。
不過，和普通玩家不同，對于這款桌游，會飲書店的主理人阿洛有著更高的期待。
阿洛的書店名“會飲”來自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的《會飲篇》，作為一名哲學愛好者兼桌游玩家，“哲學桌游”的概念一出現就抓住了他的眼球。
一方面，哲學桌游的題材與書店的調性非常契合。“一家以哲學名篇命名的書店，舉辦哲學桌游活動，非常合理。”阿洛覺得，作為文化消費空間，強化書店的垂直屬性更能精準吸引受眾。
另一方面，近年來，哲學類書籍的確越來越受到年輕讀者的歡迎，相較于“拒人千里”的大部頭哲學著作，哲學桌游顯示出了很強的親和力。他也希望通過一個互動感更強的游戲內容，與讀者們建立更強的聯系。
“我們原本設想每周三下午，都開一場游戲，吸引和聚集更多的哲學愛好者。”阿洛說。
然而，想要成為書店的“常駐嘉賓”，《本體論證明》還欠點火候。
阿洛遺憾地表示，由于游戲的信息量比較大，涉及的哲學知識也比較廣泛，很考驗玩家的閱讀量和專注力，很難成為“常態化”的書店活動。
“它需要找到趣味性與專業度之間的平衡。”阿洛說。
事實上，阿洛提出的問題也正是游戲設計團隊最大的困擾。思廬哲學《本體論證明》的負責人說懌坦言：“這種類型的桌面游戲在國內外都沒有案例可以借鑒，只能依靠自己研發、推演、測試、改良，對最后的版本依然不太滿意。”
但走出第一步，也是一次微小的勝利。從哲學科普的角度看，哲學桌游是一個很不錯的“入門款”。與其逐字甄別哲學類書籍的貨架上寫的相關哲學家的簡介和他們的“金句”，倒不如來一場哲學桌游。
“每一個真正的哲學愛好者，都會想要成為一個好的哲學傳播者。”說懌希望通過游戲，讓哲學更“輕快”地走入人們的生活。“在玩耍中，我們一次又一次地看見哲學家和哲學概念，不斷說出它們，緊接著，我們就會感到親近。”
盡管在更專業的玩家看來，《本體論證明》更像是一款可以玩的“哲學文創”，但游戲的受歡迎程度依然超過預期。
說懌告訴記者，在眾籌平臺上線后兩天，游戲預售銷量就已經達到團隊的預期。目前，這個售價168元的桌游銷售額還在不斷攀升，游戲也已經再版過一次。
而說懌也發現，不斷涌入的訂單中有著相當一部分書店、咖啡店、酒吧等空間的主理人和線下活動發起者。
在上海的Ausgang餐吧，哲學桌游已經成為他們向消費者提供的特色“套餐”。在廣東，“失地空間”已經將哲學沙龍和哲學游戲結合在了一起，先以尼采的《悲劇的誕生》共讀作為鋪墊，再接續《本體論證明》的哲學游戲。
“不論如何，這種內容形式的確為線下空間帶來了新的可能性，這是我們沒有想到的。”說懌說。
在圖書館，“玩”文學名著
在上海，周末組團去圖書館“玩”文學名著，并不是什么“小眾”活動。
今年上半年，青年作家嚴孜銘就和朋友們約了兩場，分別是《紅樓夢》和《基督山伯爵》。
以《基督山伯爵》為例，這是一本“大部頭”的長篇小說，在經過改編延伸，加入“推理”元素后，它變成了一個可供7人體驗的沉浸式劇本。
玩家們以原著故事主人公后代的身份進入游戲，通過對線索的抽絲剝繭、對人物的層層揭秘，在新的故事線中復盤出《基督山伯爵》原本的情節，沉浸式體會原著人物的復雜個性和充沛情感。
嚴孜銘告訴記者，整個閱讀游戲的過程都“超出預期”。“我們組既有讀過原著的，也有沒讀過原著的，但游戲中都很沉浸，劇情上也有幾重反轉，有名著打底，結束之后意猶未盡。”
其實，作為一名文學愛好者，嚴孜銘的劇本游戲經歷非常豐富，但近幾年的劇本游戲市場讓她頗有些失望——充斥著“為了游戲而游戲”的劇本，不僅游戲時間被無限拉長，劇情背景也開始生搬硬套，可謂泥沙俱下，魚目混珠。
相比之下，圖書館的“沉浸式劇本閱讀”更像一股“清流”——有世界名著作為基底，文本內容扎實，人物層次豐富，讓朋友們的聚會不再是單純的休閑娛樂、消磨時間，而是收獲更大的信息量和意義感。
另一個玩家也告訴記者，娛樂性只是文化產品的一個維度，能否承載足夠豐富的知識內涵，讓游戲者體會到有意義的樂趣才是她更看重的。
而這種意義感，在面向不同人群時，也呈現出來不同的效果。
一位已經退休的參與者告訴記者，他在玩過《基督山伯爵》之后感慨頗深，自己曾在30多年前的青年時期讀過這本著作，如今重新回顧，心境截然不同，仿佛兩個時空的自己在進行對話。
事實上，“沉浸式閱讀”的玩家覆蓋面如此之廣，這大大超出了項目開發者的預期。
上海圖書館閱讀推廣中心主任夏磊告訴記者，選取的《紅樓夢》和《基督山伯爵》都屬于高中生必讀書目，最早是為了吸引少年和青年群體，但后續運營中發現，劇本的全年齡層的參與度都很高，每次活動報名都幾乎“秒光”。
更有趣的是，“沉浸式閱讀”項目的熱度并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下降，相反，其吸引力還在不斷上升。
截至目前，該項目已經持續開展兩年，舉辦了超過百場的活動，依然供不應求。而這種新的閱讀理念和模式，也已從上海走向全國，甚至世界。
目前，已有南京、成都、深圳等多地的圖書館來進行學習和借鑒，還有些圖書館干脆直接“引進”劇本，服務當地讀者。
今年，這個項目更是多點開花，不僅作為“文化援疆”的代表，遠赴伊犁、喀什，還被國際圖書館聯盟授予了國際圖書館營銷獎特別提名。UBC（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等海外高校同行也對這個項目表現出濃厚的興趣，詢問是否有英文版可以“輸出”。
然而，“超出預期”的背后，是時間成本的巨大投入。
夏磊坦言，劇本完成之后，館方曾多次組織市民團、專家團、中學生團、大學生團等各類群體進行測評，并在此基礎上多次進行調整、修改，“光劇本的測試和打磨，就花了近一年的時間”。
作為市民，嚴孜銘自然希望上海圖書館能把名著IP持續做下去。但如何把握成本與收益的平衡？夏磊希望，未來，能借助AI等新的技術手段，縮短劇本生產的流程，提升優質內容產品的生產力，讓這樣的一個形式新、口碑好、有亮點、可復制的圖書館項目真正走入“正循環”。
在紀念館，“玩”出歷史感
徐光啟紀念館中，偶爾會“冒出”一群特別的游覽者，他們往往一手拿著劇本，一手握筆記錄，在《農政全書》和《坤輿萬國全圖》前駐足良久。此刻的他們正化身大明的官員，與徐光啟一道“破案”。
這是沉浸式劇本游戲《徐光啟》的現場。
不同于傳統的實景劇本游戲，在紀念館“破案”，搜證環節就是游覽展廳，線索則都藏在了真實的史料之中。
玩家婉兒告訴記者，游戲“破案”的關鍵線索之一是尋找失竊的《崇禎歷書》手稿。因此，玩家們需要在紀念館內仔細搜尋，認真觀察，尋找可能藏匿手稿的線索。
在與《崇禎歷書》相關的天文儀器旁邊，一張寫著“歷法之鑰，藏于星辰之間”的紙條會提示玩家需要更留心紀念館中與天文相關的展品。
另外，紀念館內不同的展廳陳列也為不同身份的玩家提供不同的探索樂趣。
在紀念館的農業展區，擺放著《農政全書》的手稿和一些古代農具模型，與農業相關的玩家一般會在此停留更久，因為在他們的任務之中，包含通過閱讀《農政全書》，結合農具的使用方法，提出農業改進方案的任務。
更令婉兒印象深刻的是，游戲中的線索與答案不是孤立的，并非簡單的“一問一答”，而是一環扣一環，不斷推動故事的發展。
舉個例子，紀念館內有一幅徐光啟的畫像，玩家需要通過觀察畫像，發現徐光啟手中拿著一本書，書封上隱約可見“幾何”二字。再根據這個線索，從數學展區找到徐光啟翻譯的《幾何原本》手稿，從而揭開故事中關于數學的謎底。
婉兒告訴記者，與大型博物館相比，歷史人物的紀念館通常“文物”很少，閱讀性材料卻很多，很容易讓參觀者感到無聊，《徐光啟》卻讓她有了完全不同的體驗。
“游戲過程中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情節，所以我一直能保持著高度的期待。我的選擇和互動也會影響劇情的發展和結局，這讓我似乎多了一些歷史使命感。”婉兒說。
據《徐光啟》活動領隊馬曉涵介紹，目前，一場能收納20人左右，主要服務團體游客，受歡迎程度很高。
另一個有趣的事實是，這個依托真實歷史人物的劇本游戲雖然以文化場館為重要載體，卻并不完全只能服務這家場館，今年5月，在徐家匯書院內舉行的“尋光之夜”中，場館搜證就被帶到了書店內。
在徐家匯書院副館長壽穎之看來，這或許是“海派文化”走出去的一個契機。帶上一個盒裝劇本，就如同帶上了徐光啟紀念館，能在更多的空間和場所打開上海，走進徐匯。
在徐匯經歷完明朝懸案，再到浦東揭開基督山之謎，不知這樣的“小眾”玩法是否會有人嘗試。事實上，這兩個內容產品的內核十分相似，也都出自同一家上海公司“浩苓影視”。這家公司的老板，正是著名懸疑小說作家蔡駿。
“浩苓影視”的總經理陳麗娜告訴記者，近年來，針對特定空間定制創意內容的需求特別旺盛，不僅有博物館、紀念館、圖書館，也有景區和黨群服務中心。
不過，與文學類的創作或改編不同，歷史場景和人物的還原需要下更大的功夫。
以龍華紀念館定制的《遇見龍華2591》為例，劇本在創作過程中就要不斷調閱歷史檔案，對齊史料細節，如此才能準確還原故事細節，確保游戲中這份令人動容的“歷史感”的真實性。
在陳麗娜看來，文化場館對游戲化內容的“偏愛”與上海劇本游戲行業近年來的蓬勃發展分不開，劇本游戲是一個已經經歷過市場驗證的行業，盡管目前仍處在洗牌階段，但其背后的市場動能，無疑可以成為一把撬動線下文化空間“流量”的杠桿。
專家對話
讓知識與游戲“共舞”
城市周刊：您如何評價當前城市文化空間中“游戲化”現象的興起？
易臻真（華東師范大學城市發展研究院副教授）：事實上，“游戲化”趨勢出現恰好反映了城市文化空間在應對城市人群文化消費習慣變化時的不斷尋求創新和突破。
“游戲化”內容的注入，不僅吸引了更大的流量，也激發了文化空間對自身功能的重新定位和拓展，讓其不再局限于提供靜態的文化資源，而是致力于打造一個新型的、混合的、將個性表達與主題社交結合的平臺。
城市周刊：這輪“游戲化”有一個特點，就是更加強調知識和意義的獲取，這意味著什么？
易臻真：今天，城市人群受教育水平不斷提升，人們對文化消費的需求也在發生變化。公開數據顯示，知識型消費逐漸成為一種重要的消費趨勢，這一趨勢在青年群體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而深度文化內容與游戲元素相結合，正切中了當代年輕人的兩大“痛點”。
一個是激發他們主動探索有深度、成系統的知識。年輕人渴望新知，甚至愿意主動打破信息繭房，但這種渴望不是手把手式的，而是自我探索式的。“游戲化”的專業性內容恰好為了解單個知識點背后的文化譜系提供了機會。
另一個是幫助他們精準尋求自我表達和社會交往的切入點，完成高質量相處和交流。原子化社會中，人的孤獨與割裂常常是不自知的。人與人的實際交流與鏈接可以通過游戲機制觸發，但高質量的相處離不開高質量的內容。
城市周刊：您認為未來城市文化空間與青年知識型消費將如何進一步融合？
易臻真：項飆老師提出過一個觀點，說城市中的很多空間功能性很強，但生態性不足。我想，知識型內容的創新開發也許可以彌補這個不足。
因此，內容方面，不僅要深入挖掘和整合各類知識資源，也可以嘗試跨學科、跨領域的知識型文化產品，開發出具有綜合性和深度的“游戲化”文化項目。而在形式上，也可以更加廣泛地運用AI、AR等科技手段，去增強沉浸式和個性化的體驗。
知識型消費的興起無疑為城市文化空間的“游戲化”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和機遇。而要想抓住這個機遇，依然需要公共端的大力支持，將文化產品和文化空間的“賬”放到城市發展的總盤子當中。
本文鏈接：文化空間，萬物皆可游戲化？http://m.lensthegame.com/show-6-1261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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