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 記者 崔文靜 北京報道
投行保薦代表人,這一風光二十載、當之無愧的高收入群體,正在走入寒冬期。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從不同規模的券商投行處了解到,“827新政”以來,隨著IPO節奏的階段性收緊,人員冗余,成為投行面臨的普遍問題。
Wind數據顯示,去年8月27日至今,新股IPO僅有107個,月均13個;截至4月25日,年內新上市企業更是低至35家,月均不足9個。相較之下,2020年到2022年,月均新上市企業一度高達36家、43家和35家。
新股IPO銳減背后,保代數量卻在大幅增加。2020年時,全行業保代共計6393人,如今已經高達8679人,足足多出2286人。
換句話說,保代多了2000多人,可以做的IPO項目卻僅剩約四分之一。更為關鍵的是,保代只是投行人數中的小部分,每一個保代背后都有數個非保代投行成員進行配合。
“兩年前,待遇不理想換一家即可,有經驗的保代很吃香。無論是去同業還是去上市公司,拿到offer都不難。如今,薪酬一降再降,但幾乎沒人敢辭職。投行人員辭職基本等同于失業。”有資深投行保代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銳減的IPO
“全面注冊制要來了,從科創板、創業板注冊制試點情況來看,企業上市速度將會大大加快。我們正在擴招,為拿下更多項目做準備。”2021年、2022年,多位保代曾數次告訴記者。
那是投行朝氣蓬勃的時代。無論頭部券商還是中小券商,普遍認為新上市企業數量將會大增,屬于投行的蛋糕盤子即將擴容。于是,各家投行紛紛招兵買馬,以圖更好接住全面注冊制到來后的IPO紅利。
2019年7月,注冊制伴隨科創板的開市在國內首次出現。次年開始,IPO數量大增,投行人數也隨之飛升。
根據Wind,2019年,全行業保代人數尚為3806人,2020年激增2587人至6393人,2021年再度增加1000人至7393人,2022年再增405人后達到7798人,2023年再提升至8281人。
按照投行人士當初的想象,投行人員大增是為了可以承接更多的IPO項目。然而,事與愿違,投行隊伍擴容了,期待中的IPO項目非但沒能增加反而驟然減少。
根據Wind,2020-2022年,新上市企業數量分別為432家、524家、428家,對應保代人數為6393人、7393人、7798人。平均一個IPO項目對應的保代人數為15人、14人和18人。
然而,到了2023年,新股上市節奏下降,新上市企業只有313家,投行人數卻高達8281人。這使得一個IPO項目對應的投行人數大增至26人。
2024年這一趨勢進一步加劇。截至4月25日,開年以來新上市企業僅有35家,月均不足9家,這一上市速度與2014年時相近,但當年投行保代僅有2637人,是如今的三成。
4月12日新“國九條”及其配套政策制度出臺后,滬深交易所上市門檻提高。用投行保代的話來說,這意味著“符合新上市要求的企業數量大幅減少,投行可以儲備的IPO項目銳減。”
更令保代們無奈的是,業內已經逐漸認清一個事實,IPO節奏即使恢復如常,也難以達到昔日動輒四五百家的高速度,每年新上市企業200多家大概率將成為常態。
對于2024年的新上市企業數量,業內當前共識度相對較高的說法是共計200家,預計北交所100家、滬深交易所各50家。
滬深交易所各50家是什么概念?2021年,僅科創板新股IPO即多達162家,創業板更是達到199家,中信證券一家保薦的A股IPO項目即有68個。
“僧多肉少,肉還在進一步減少,投行的苦日子或許才剛剛開始。”多位保代如此感慨。
消失的“橄欖枝”
人員冗余、可做項目銳減,外加2022年以來券商業績整體承壓,降薪乃至裁員,成為投行人不得不直面的難題。
根據受訪保代分析,當前受影響相對較小的券商投行包括兩類,一類為開源證券等主攻北交所和新三板、其他板塊業務鮮少涉及者;另一類是主要依靠股東方“供養”、歷來所做IPO業務數量較少者。
與之相對,IPO綜合實力強勁的頭部券商,以及以投行為特色、滬深交易所項目較多的中小券商所受沖擊更大。這兩類券商當前的投行人員冗余也相對更為嚴重。
根據中國證券業協會數據,當前保代人數在500人以上的投行共有三家,分別為中信證券(630人)、中信建投(595人)和中金公司(520人),三家券商今年1月1日-4月25日所做IPO項目分別為4個、3個、3個,相較于2022年高峰期同期為19個、12個、12個,差異懸殊。
海通證券、華泰證券保代人數位列行業第三和第四,分別為423人和409人;國泰君安(348人)、民生證券(330人)、國信證券(325人)三家保代人數在300人以上;國金證券(299人)、申萬宏源(276人)、東方證券(254人)、招商證券(235人)、廣發證券(231人)、國投證券(205人)、興業證券(200人)保代人數也在200人以上。
公開數據顯示,保代200人以上的券商投行共計18家,伴隨IPO節奏放緩和滬深交易所上市門檻的提高,這些券商均面臨不小的投行人員冗余壓力。
于是,降薪和裁員大幕逐漸拉開。
首先,降薪是各家券商投行的共同現象,降薪幅度各有不同,即使抗壓能力更強的頭部券商,投行薪酬下降30%也較為常見;有些底薪低、收入主要依賴項目提成的中小券商,降薪或不明顯,但由于可做項目銳減乃至清零,實際到手收入往往腰斬起步。
不過,薪酬一降再降,主動辭職者卻寥寥無幾。
“這年頭,各家券商投行人員都冗余,除非個人資源非常豐富,否則辭職基本等同于告別投行,甚至接近于失業。”有年輕保代告訴記者。
放在2021年等IPO火熱時期,資深投行保代可謂多方爭搶的“香餑餑”。多位保代曾告訴記者,當年,內資同行想挖自己,外資投行想將其帶走,就連上市公司老板都來喊他們去做高管。
“當年,我帶著一幫年輕的投行小朋友做項目,雖然辛苦,一年也能到手大幾百萬,沒有考慮過離開。現在投行日子艱難了,有時也會想,如果當時去了上市公司日子會不會好過一些?”某資深保代兼投行分管負責人告訴記者。
但去年下半年以來,上述保代均沒能等來新的橄欖枝,無論是同業還是企業,近期都勒緊褲腰帶不再高薪挖人。
其次,轉崗是部分券商的折中之道。典型如中信證券,其年初對100余位總部投行股權業務人員進行轉崗,多數安排到投行債券業務部門,少數劃轉至其他業務條線。轉崗之后,相關人員如果長期無法完成新崗位業績考核,將會被降薪乃至末位淘汰。這也是券商的通用之道。
再者,將業績不佳團隊悉數裁撤,或裁掉其中部分成員,同樣是券商投行人可能面臨的命運。不過,目前進行大規模裁員的投行相對少見。
“培養一名資深投行保代的成本還是挺高的,能不裁員就不裁員。如果必須要裁,年輕小朋友被辭退的概率更大。”某投行負責人直言。
黃金期漸行漸遠
資深投行人的心態之變,也是行業生態變化的折射。
保代的問世始于2004年。2003年12月,《證券發行上市保薦制度暫行辦法》發布。根據該文件,2004年2月1日起,我國發行審核制度正式進入保薦制階段。
2004年5月10日,我國首批保薦人和保薦代表人注冊登記,67家證券公司注冊登記為保薦人,609個證券從業人員注冊登記為保薦代表人。
2005年,股權分置改革全面啟動,保代可做的IPO項目也逐漸增加,投行成為備受追捧的高薪行業,保代人數穩步增加。
由于早年間數據難以尋覓,記者根據Wind梳理發現,2012年時,全行業保代人數達到2154人,是2004年首批保代人數的3.5倍;2013年至2019年,以每年120人-360人的速度增長,多數年份增速在200人-300人之間。2019年,科創板試點注冊制開啟,2020年至2021年,投行人數分別增加2587人和1000人;此后增幅降至500人以內,但較2019年及之前仍然偏快。
Wind最新數據顯示,當前投行人數共計8679人,是2004年首批保代人數的14.25倍。
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以來監管反復強調壓實中介機構責任,簽字保代被處罰概率增加,壓在投行人肩上的重擔明顯加重;外加2023年“827新政”以來,新上市企業數量銳減,投行可做項目減少,投行性價比再度下降。
如今,一些投行老人不再建議年輕親友走保代之路。
“保代的黃金年代過去了。現在的保代,需要干更多的活、面臨更大的監管處罰壓力、更大的失業概率,到手的薪水反而下降。”
但除了投行,做什么職業更好呢,老保代們似乎也不知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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