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作家石一楓在他的最新長篇小說《一日頂流》中完成了一次文學冒險：在流量漩渦中打撈人性的微光，在技術鐵幕下尋找精神的力量。他說：“當了幾百萬年人，我們仍然在學做人。”在石一楓看來，人類這種“學習”的背后有一股堅韌的驅力，它也正是自己不斷探究寫作意義和價值的動力。
初春的上午，魯迅文學獎、馮牧文學獎、十月文學獎等一系列“頂流”文學獎項得主石一楓接受記者專訪，講述他最新鮮的創作體會，分享他從最新鮮、日常的生活里找到創作源泉的經驗和想法。
寧可不圓融，也要讓它有新的質感
北青報記者：新作長篇小說《一日頂流》的創作邏輯是什么，小說中將父子關系、人工智能與流量經濟交織呈現，是否試圖通過這種復雜性揭示更深層的時代之癥？
石一楓：起初，寫這個小說是講一個“頂流”不想當頂流的故事。現在大家干很多事都追求流量，這也是寫這個小說的最早動議，就是想寫一個跟流量有關系的事，寫一個人獲得了潑天的流量，但是這個事反而打亂了他的生活，然后他不想帶貨，就想當個普通人，他就到處去找一個沒有人認識他的地方。
寫長篇小說是一個不斷豐富化的過程。在寫作中，隨著這個人物以及他所處的背景、經歷不斷的豐富化，就開始涉及到他的父子關系以及他和AI、和互聯網大鱷之間的交流等經歷……所有這些就漸漸融合在一起了。
我覺得這種小說它本身就是個“巧”的故事，它不是那種非常符合日常生活邏輯的小說。這樣一個講流量、講跟互聯網生活有關的故事，它的質感、它的形態就應該“巧”一些，這個“巧”本身就是這個時代、這個故事的特點。
北青報記者：評論家賀紹俊認為您的小說具有“評判現實和預測未來的超強能力”，但也有讀者提出“巧合刻意”“母親趙美娟形象模糊”。您如何看待讀者反饋，是否認同“創新必然伴隨不完美”？
石一楓：有了“巧”的想法，我就是盡量把它寫成巧思，而不是那種用巧合來推動故事前進的寫法。當然讀者可能是各有各的反應，我倒是希望這個小說的整體質感顯得“巧”一點。趙美娟這個人物沒有出現，是因為趙美娟這個人主要是用于塑造她對主人公的影響，我倒一直也沒想怎么去塑造趙美娟這個人物本身。
我更在意小說的新，而不是我們通常說的所謂藝術上的圓融。在我看來，做到藝術上的圓融是一個不難的事兒，比如選一個相對穩妥的題材，或者寫一個別人寫過的題材……但我還是更愿意讓小說寧可不圓融，也要有新的質感。我是一直覺得，那種特別圓融但沒有新意的小說沒什么意思，這也是我審美上的追求吧。
今天，人還是要繼續學做人
北青報記者：您強調“文學即人學”，《一日頂流》中的人物選擇，如放棄流量、回歸本真，是否過于理想化？還有書中胡學踐沉迷“千年蟲”與胡莘甌逃離“頂流”形成對照，父子兩代人對技術有著不同的態度，這個設計是否意味著父輩試圖征服技術，子輩試圖逃離技術？
石一楓：應該說，胡莘甌這個人，我倒沒覺得他是放棄技術或者說是要回到那種田園牧歌式的生活。他不是這樣。他找了一圈，遇到很多的朋友，但是真正能夠理解他、陪伴他的，恰恰是一個人工智能，一個AI。所以我不覺得胡莘甌就是離開了技術，他反而是跟技術的綁定更深了，他一直就和技術在一起。他可能有一段時間想要擺脫技術社會，但是他發現他不能，因為技術已經人性化了，這或許就是一種現代人的悲哀。
北青報記者：在您看來，胡莘甌的“仗義”“純良”是否貼近當代青年價值觀？
石一楓：仗義純良這個事，不是當代青年獨有的吧，我覺得古往今來的人的優秀品質都包括純良、正直、仗義，比如金庸寫韋小寶，韋小寶有一身的缺點，但是他有一點就是很仗義。金庸自己就說，這個人對朋友好，他就這么一條優點。胡莘甌也是沒有什么本事，但是他有著這種古往今來單純的人的那種可愛，我覺得這就是某種人的通性吧，也是我們認為的一個比較好的人應該有的品德。他是個普通人里的好人。
北青報記者：主人公胡莘甌童年時，AI“慧行”被塑造成一個“可愛的孩子”的形象。若AI最終比人類更懂共情，是否意味著您對人性持悲觀態度？胡莘甌與“慧行”告別時“戀戀不舍”，這是否暗示著人類對技術的依賴已超越理性，人類與技術情感依戀的關系是否危險？
石一楓：寫“慧行”這個角色的時候，我有一個想法，就是要把人工智能寫得更像人。我們人已經當了幾百萬年人了，但是今天還要繼續學做人。學做“人”才是人。如果我們不比人工智能更像人，那么它們就是人，我們就是被它們淘汰的動物。
北青報記者：小說中似乎有著“在AI面前努力做好一個人”的哲學命題。您認為“人”的哪些品質是技術無法替代的？
石一楓：在AI面前我們要表現得更像一個人，這是一個新命題。過去人類就是人類，人類不需要自我證明。比如遠古時代，人在動物面前就是個人。但是今天，假如說人工智能是一種智慧生物的話，那么這就是一個新的問題。在很多情況下，人工智能可能會比我們想象得更像人，那么我們人類怎么才能證明自己是人，而且還是個不錯的人？這就變成了人類比較迫切需要面臨的一個問題。
寫作，應該去觸及社會新的變化
北青報記者：您是AI深度使用者嗎？通常您會用AI做哪些事，或者說AI給您帶來了什么？
石一楓：我是屬于比較早上網的人，90年代中后期就開始習慣了使用網絡，一直到現在，而且我也歷經了這個城市從一個現實之城變成網絡之城的過程。我肯定是深度的網絡用戶。
但我還不是特別深度的AI用戶。DeepSeek剛出來不久，有時候我也用它查資料，發現它查資料的能力還有限。有一次我查一個北京的舊地圖，它讓我去國家圖書館查。當時我就跟它聊天說，從這點來說，你還真像個人，碰上你不知道的，就給我指個道兒，然后該推卸責任也推卸責任。智能上稍微差點，但是也挺像人的，挺好。
北青報記者：馬大合代表的“直播-帶貨-分成”鏈條，是否直指流量經濟的功利本質？在現實中，許多作家也通過短視頻營銷作品。您批判流量邏輯的同時，是否會擔憂文學本身被流量反噬？
石一楓：我沒有批判馬大合的想法，馬大合的情況就是生活的常態吧。我們應該對整個人類的狀態，或者說對整個社會的狀態有反思。但是對具體的人沒有必要去揪著他批判，大家都是這么活著的，馬大合本身活得很不容易，也是為了養家糊口，為了掙點兒錢，必須得按照這套規則去行事。我覺得馬大合也挺可憐的，而且馬大合這個人更是我們現實生活的常態，胡莘甌反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一個另類。
作家去博流量、營銷作品，我覺得這不是個新情況，古已有之。唐詩宋詞那個年代，像李白成天到官宦人家去遞上自己的詩，說起來也是為了增加他在那個圈子里的流量。個人選擇，有的人愿意這么干，有的人就對這個沒那么感興趣。我個人無非就是喜歡寫點什么題材，然后就踏踏實實地。寫透了也好，沒寫透也好，或者說大家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我起碼就對得起自個兒那點好奇心了。
寫作對我來說常常就是通過小說講了一個故事，研究了一個問題，完成了自己的思考，然后進入下一個思考，再去講下一個故事，研究下一個問題。我還是更愿意對寫作本身感興趣，其他的也考慮得不多，想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寫作上，就算對得起自己的手藝了。
北青報記者：從《地球之眼》的監控倫理到《入魂槍》的電競游戲，及至《一日頂流》的流量困境，您的“科技三部曲”是否試圖構建一套互聯網時代的“人間喜劇”？下一步是否會涉及元宇宙或腦機接口？
石一楓：對，我寫了不少科技題材。一個時代的作家肯定有相對感興趣的東西，或者相對重要的題材。比如老舍他不是生活在科技爆炸時代的作家，他有他那個時代的主題。他寫《駱駝祥子》里的階級壓迫，寫《四世同堂》里的國恨家仇。這是他們那個時代的主題。我們今天這個時代有一個特殊的主題就是科技爆炸，寫作自然應該反映這個主題。
今天的我們肯定要觸及社會的新變化。寫《地球之眼》的時候，我就覺得這可能是很多作家沒有觸及到的一個題材，找到它我也覺得挺興奮的。寫《入魂槍》包括《一日頂流》，同樣也是新的題材，這些都是只有在我們這個時代才有的題材。我把它寫下來了，作為作家來說，我覺得我挺稱職的。當然每個作品都是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我們盡量把它寫好就行。下一步究竟想寫什么不好說，比如你說的腦機接口，也有可能。當然是當這種東西的確對我們人類生活和人類關系構成影響的時候才會寫。
面對AI時代，你我都是初來乍到
北青報記者：您提到“科技小說”的概念，“科技小說”與“科幻小說”不同之處在于？
石一楓：這兩者都跟科學有關系，但是寫作的思路不一樣。科學幻想小說，是探討未來科學發展對人類生活影響的可能性，也就是說那個影響并沒有發生；科技小說寫的是影響已經發生，作家沿著現實主義的思路去捕捉它。
我也很喜歡科幻小說，但是我還是更愿意寫對人類已經發生了影響的事情，現在看來，比如互聯網，比如虛擬世界，比如電子游戲等，這些都可以寫。將來再寫什么，可能還得看科技和人的進一步發展吧。
北青報記者：你說自己“沒有那么筆耕不輟”，但作品一本接一本，連續推陳出新，在喜歡琢磨現實生活之外，能否分享一下寫作秘訣？
石一楓：寫作的秘訣也沒什么。作家跟工人農民沒什么區別，農民不得一天到晚琢磨著種地嘛，工人一天到晚不是得琢磨著造零件嘛，作家一天到晚就琢磨著寫作，我覺得這是對這個職業基本的敬業認知吧。另外一個就是對生活有好奇。這種好奇會帶來創作的沖動，有創作沖動就好說。
北青報記者：寫科技小說，您最希望讓人們了解什么、記住什么？
石一楓：我覺得我的看法或者我的認識不重要。我跟大家一樣，都是面對這些新的東西，面對新的生活和新的社會。大家都是“初來乍到”，都是觀察者、學習者、研究者，大家共同學習。我希望讀者記住的，或者說是感受到的，就是有一個作家，有一個人他在跟你一起生活，研究你也感興趣的東西。作家只能是一個和大家一起學習的人。當然作家也許會更關注這些新事物、新變化和新的狀態。我愿意提醒讀者去注意到它們，然后我們共同去研究它、面對它。這對于我來說是一個理想狀態。
北青報記者：年輕作家如何面對技術洪流，怎樣保持寫作的活力，在文學攀登之路上，保持創新精神的年輕態？
石一楓：有時候我們總是愛把文學理解為田園牧歌式的東西、農業社會氣息強烈的東西，覺得文學跟現代科技沒關系，好像科技的、機械的、工業的東西對文學有反作用。我不這么理解文學，我覺得這把文學看得太窄了。
我覺得文學的生命力恰恰就在于，它能夠去容納和表現，包括拓展新的社會變化和新的社會情況。技術的洪流、技術的進步，我不覺得是對文學有害的，我覺得它反而給文學帶來了新的活力。當然不是說我們都用AI去寫作，不是這個意思，而是說，科技本身會給我們帶來寫作的沖動、寫作的題材。這是需要被看到的。
近日，作家石一楓在他的最新長篇小說《一日頂流》中完成了一次文學冒險：在流量漩渦中打撈人性的微光，在技術鐵幕下尋找精神的力量。他說：“當了幾百萬年人，我們仍然在學做人。”在石一楓看來，人類這種“學習”的背后有一股堅韌的驅力，它也正是自己不斷探究寫作意義和價值的動力。
初春的上午，魯迅文學獎、馮牧文學獎、十月文學獎等一系列“頂流”文學獎項得主石一楓接受記者專訪，講述他最新鮮的創作體會，分享他從最新鮮、日常的生活里找到創作源泉的經驗和想法。
寧可不圓融，也要讓它有新的質感
北青報記者：新作長篇小說《一日頂流》的創作邏輯是什么，小說中將父子關系、人工智能與流量經濟交織呈現，是否試圖通過這種復雜性揭示更深層的時代之癥？
石一楓：起初，寫這個小說是講一個“頂流”不想當頂流的故事。現在大家干很多事都追求流量，這也是寫這個小說的最早動議，就是想寫一個跟流量有關系的事，寫一個人獲得了潑天的流量，但是這個事反而打亂了他的生活，然后他不想帶貨，就想當個普通人，他就到處去找一個沒有人認識他的地方。
寫長篇小說是一個不斷豐富化的過程。在寫作中，隨著這個人物以及他所處的背景、經歷不斷的豐富化，就開始涉及到他的父子關系以及他和AI、和互聯網大鱷之間的交流等經歷……所有這些就漸漸融合在一起了。
我覺得這種小說它本身就是個“巧”的故事，它不是那種非常符合日常生活邏輯的小說。這樣一個講流量、講跟互聯網生活有關的故事，它的質感、它的形態就應該“巧”一些，這個“巧”本身就是這個時代、這個故事的特點。
北青報記者：評論家賀紹俊認為您的小說具有“評判現實和預測未來的超強能力”，但也有讀者提出“巧合刻意”“母親趙美娟形象模糊”。您如何看待讀者反饋，是否認同“創新必然伴隨不完美”？
石一楓：有了“巧”的想法，我就是盡量把它寫成巧思，而不是那種用巧合來推動故事前進的寫法。當然讀者可能是各有各的反應，我倒是希望這個小說的整體質感顯得“巧”一點。趙美娟這個人物沒有出現，是因為趙美娟這個人主要是用于塑造她對主人公的影響，我倒一直也沒想怎么去塑造趙美娟這個人物本身。
我更在意小說的新，而不是我們通常說的所謂藝術上的圓融。在我看來，做到藝術上的圓融是一個不難的事兒，比如選一個相對穩妥的題材，或者寫一個別人寫過的題材……但我還是更愿意讓小說寧可不圓融，也要有新的質感。我是一直覺得，那種特別圓融但沒有新意的小說沒什么意思，這也是我審美上的追求吧。
今天，人還是要繼續學做人
北青報記者：您強調“文學即人學”，《一日頂流》中的人物選擇，如放棄流量、回歸本真，是否過于理想化？還有書中胡學踐沉迷“千年蟲”與胡莘甌逃離“頂流”形成對照，父子兩代人對技術有著不同的態度，這個設計是否意味著父輩試圖征服技術，子輩試圖逃離技術？
石一楓：應該說，胡莘甌這個人，我倒沒覺得他是放棄技術或者說是要回到那種田園牧歌式的生活。他不是這樣。他找了一圈，遇到很多的朋友，但是真正能夠理解他、陪伴他的，恰恰是一個人工智能，一個AI。所以我不覺得胡莘甌就是離開了技術，他反而是跟技術的綁定更深了，他一直就和技術在一起。他可能有一段時間想要擺脫技術社會，但是他發現他不能，因為技術已經人性化了，這或許就是一種現代人的悲哀。
北青報記者：在您看來，胡莘甌的“仗義”“純良”是否貼近當代青年價值觀？
石一楓：仗義純良這個事，不是當代青年獨有的吧，我覺得古往今來的人的優秀品質都包括純良、正直、仗義，比如金庸寫韋小寶，韋小寶有一身的缺點，但是他有一點就是很仗義。金庸自己就說，這個人對朋友好，他就這么一條優點。胡莘甌也是沒有什么本事，但是他有著這種古往今來單純的人的那種可愛，我覺得這就是某種人的通性吧，也是我們認為的一個比較好的人應該有的品德。他是個普通人里的好人。
北青報記者：主人公胡莘甌童年時，AI“慧行”被塑造成一個“可愛的孩子”的形象。若AI最終比人類更懂共情，是否意味著您對人性持悲觀態度？胡莘甌與“慧行”告別時“戀戀不舍”，這是否暗示著人類對技術的依賴已超越理性，人類與技術情感依戀的關系是否危險？
石一楓：寫“慧行”這個角色的時候，我有一個想法，就是要把人工智能寫得更像人。我們人已經當了幾百萬年人了，但是今天還要繼續學做人。學做“人”才是人。如果我們不比人工智能更像人，那么它們就是人，我們就是被它們淘汰的動物。
北青報記者：小說中似乎有著“在AI面前努力做好一個人”的哲學命題。您認為“人”的哪些品質是技術無法替代的？
石一楓：在AI面前我們要表現得更像一個人，這是一個新命題。過去人類就是人類，人類不需要自我證明。比如遠古時代，人在動物面前就是個人。但是今天，假如說人工智能是一種智慧生物的話，那么這就是一個新的問題。在很多情況下，人工智能可能會比我們想象得更像人，那么我們人類怎么才能證明自己是人，而且還是個不錯的人？這就變成了人類比較迫切需要面臨的一個問題。
寫作，應該去觸及社會新的變化
北青報記者：您是AI深度使用者嗎？通常您會用AI做哪些事，或者說AI給您帶來了什么？
石一楓：我是屬于比較早上網的人，90年代中后期就開始習慣了使用網絡，一直到現在，而且我也歷經了這個城市從一個現實之城變成網絡之城的過程。我肯定是深度的網絡用戶。
但我還不是特別深度的AI用戶。DeepSeek剛出來不久，有時候我也用它查資料，發現它查資料的能力還有限。有一次我查一個北京的舊地圖，它讓我去國家圖書館查。當時我就跟它聊天說，從這點來說，你還真像個人，碰上你不知道的，就給我指個道兒，然后該推卸責任也推卸責任。智能上稍微差點，但是也挺像人的，挺好。
北青報記者：馬大合代表的“直播-帶貨-分成”鏈條，是否直指流量經濟的功利本質？在現實中，許多作家也通過短視頻營銷作品。您批判流量邏輯的同時，是否會擔憂文學本身被流量反噬？
石一楓：我沒有批判馬大合的想法，馬大合的情況就是生活的常態吧。我們應該對整個人類的狀態，或者說對整個社會的狀態有反思。但是對具體的人沒有必要去揪著他批判，大家都是這么活著的，馬大合本身活得很不容易，也是為了養家糊口，為了掙點兒錢，必須得按照這套規則去行事。我覺得馬大合也挺可憐的，而且馬大合這個人更是我們現實生活的常態，胡莘甌反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一個另類。
作家去博流量、營銷作品，我覺得這不是個新情況，古已有之。唐詩宋詞那個年代，像李白成天到官宦人家去遞上自己的詩，說起來也是為了增加他在那個圈子里的流量。個人選擇，有的人愿意這么干，有的人就對這個沒那么感興趣。我個人無非就是喜歡寫點什么題材，然后就踏踏實實地。寫透了也好，沒寫透也好，或者說大家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我起碼就對得起自個兒那點好奇心了。
寫作對我來說常常就是通過小說講了一個故事，研究了一個問題，完成了自己的思考，然后進入下一個思考，再去講下一個故事，研究下一個問題。我還是更愿意對寫作本身感興趣，其他的也考慮得不多，想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寫作上，就算對得起自己的手藝了。
北青報記者：從《地球之眼》的監控倫理到《入魂槍》的電競游戲，及至《一日頂流》的流量困境，您的“科技三部曲”是否試圖構建一套互聯網時代的“人間喜劇”？下一步是否會涉及元宇宙或腦機接口？
石一楓：對，我寫了不少科技題材。一個時代的作家肯定有相對感興趣的東西，或者相對重要的題材。比如老舍他不是生活在科技爆炸時代的作家，他有他那個時代的主題。他寫《駱駝祥子》里的階級壓迫，寫《四世同堂》里的國恨家仇。這是他們那個時代的主題。我們今天這個時代有一個特殊的主題就是科技爆炸，寫作自然應該反映這個主題。
今天的我們肯定要觸及社會的新變化。寫《地球之眼》的時候，我就覺得這可能是很多作家沒有觸及到的一個題材，找到它我也覺得挺興奮的。寫《入魂槍》包括《一日頂流》，同樣也是新的題材，這些都是只有在我們這個時代才有的題材。我把它寫下來了，作為作家來說，我覺得我挺稱職的。當然每個作品都是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我們盡量把它寫好就行。下一步究竟想寫什么不好說，比如你說的腦機接口，也有可能。當然是當這種東西的確對我們人類生活和人類關系構成影響的時候才會寫。
面對AI時代，你我都是初來乍到
北青報記者：您提到“科技小說”的概念，“科技小說”與“科幻小說”不同之處在于？
石一楓：這兩者都跟科學有關系，但是寫作的思路不一樣。科學幻想小說，是探討未來科學發展對人類生活影響的可能性，也就是說那個影響并沒有發生；科技小說寫的是影響已經發生，作家沿著現實主義的思路去捕捉它。
我也很喜歡科幻小說，但是我還是更愿意寫對人類已經發生了影響的事情，現在看來，比如互聯網，比如虛擬世界，比如電子游戲等，這些都可以寫。將來再寫什么，可能還得看科技和人的進一步發展吧。
北青報記者：你說自己“沒有那么筆耕不輟”，但作品一本接一本，連續推陳出新，在喜歡琢磨現實生活之外，能否分享一下寫作秘訣？
石一楓：寫作的秘訣也沒什么。作家跟工人農民沒什么區別，農民不得一天到晚琢磨著種地嘛，工人一天到晚不是得琢磨著造零件嘛，作家一天到晚就琢磨著寫作，我覺得這是對這個職業基本的敬業認知吧。另外一個就是對生活有好奇。這種好奇會帶來創作的沖動，有創作沖動就好說。
北青報記者：寫科技小說，您最希望讓人們了解什么、記住什么？
石一楓：我覺得我的看法或者我的認識不重要。我跟大家一樣，都是面對這些新的東西，面對新的生活和新的社會。大家都是“初來乍到”，都是觀察者、學習者、研究者，大家共同學習。我希望讀者記住的，或者說是感受到的，就是有一個作家，有一個人他在跟你一起生活，研究你也感興趣的東西。作家只能是一個和大家一起學習的人。當然作家也許會更關注這些新事物、新變化和新的狀態。我愿意提醒讀者去注意到它們，然后我們共同去研究它、面對它。這對于我來說是一個理想狀態。
北青報記者：年輕作家如何面對技術洪流，怎樣保持寫作的活力，在文學攀登之路上，保持創新精神的年輕態？
石一楓：有時候我們總是愛把文學理解為田園牧歌式的東西、農業社會氣息強烈的東西，覺得文學跟現代科技沒關系，好像科技的、機械的、工業的東西對文學有反作用。我不這么理解文學，我覺得這把文學看得太窄了。
我覺得文學的生命力恰恰就在于，它能夠去容納和表現，包括拓展新的社會變化和新的社會情況。技術的洪流、技術的進步，我不覺得是對文學有害的，我覺得它反而給文學帶來了新的活力。當然不是說我們都用AI去寫作，不是這個意思，而是說，科技本身會給我們帶來寫作的沖動、寫作的題材。這是需要被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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