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期間，我在書柜里重新翻出了錢鍾書的小說代表作《圍城》。那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版本，1980年10月北京第一版，2013年10月第24次印刷，封面是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初次出版《圍城》時繪制的圖畫，由此勾起了我對錢鍾書作品的回憶。
從初中時本著一睹奇書為快的心態閱讀《圍城》，到高中時霧里看花讀《管錐編》《談藝錄》，再到為小說集《人·獸·鬼》中的名篇《貓》寫過一篇書評，入圍某征文比賽，其間補完了錢鍾書的《七綴集》《寫在人生邊上》等作品，整個學生時代，錢鍾書成了除魯迅、張愛玲、王小波之外，我閱讀最多的現代中文作家。
寫文人 但少有文人的自憐和酸腐
重讀錢鍾書的契機，在于時下很熱的“AI能否取代人類作家”的話題。
我所思考的是，以ChatGPT、DeepSeek為代表的AI寫作為對比，怎樣的作品是AI更難復制的？在人機智能時代，怎樣的品質對寫作者來說更為珍貴？
錢鍾書的寫作，是一個值得思考的樣本。他并非專業小說家出身，寫小說對他來說只是玩票，但他的《圍城》成了橫跨半個世紀的常銷書，學者夏志清稱其是“中國近代文學中最有趣、最用心經營的小說”；他的學問水平令同行嘆服，《管錐編》《宋詩選注》都是六經注我、才氣縱橫之作，在體例上不符合現代學術八股的要求，卻正因為不符合，因其在學術著作中傾注的個性與風格，才顯示出旺盛的生命力。錢鍾書的寫作被后世譽為智性寫作、知識分子寫作，在我眼中則是狷介讀書人的性情之作，是他臧否世人、思考人生哲學的手段。
錢鍾書的寫作看起來能被AI模仿，因為AI很擅長煞有介事地掉書袋，營造出一種無所不知的聰明樣兒，AI在刻薄諷刺上也頗有能耐，我曾讀到一篇AI寫的薩莉·魯尼小說書評，看看這一段：“薩莉·魯尼的寫作確實呈現出某種危險的‘智性甜蜜素’效應——她用左翼理論的苦藥包裹青春文學的糖衣，卻讓讀者在吞咽過程中逐漸喪失辨別藥性與甜度的能力。《美麗的世界，你在哪里》將這種創作悖論推向極致：當艾琳在郵件里大段論述資本主義危機時，我們看見的不是思想與敘事的有機融合，而更像是一場精心設計的理論櫥窗秀，如同奢侈品店櫥窗里永遠觸碰不到實物的展示品。”那些被學術機制批量制造的縫合型評論寫作者，恐怕真有了下崗的危機。然而，當我讓AI模仿錢鍾書寫作時，它就暴露了自己拙劣的一面，它只能堆砌大詞、佯裝聰明，既缺乏狷介、幽默的個性，也沒有真正基于生命體驗、基于極為精深的文本細讀所得來的一手批評。所以，AI仿寫的錢鍾書看似犀利，卻像極了地攤贗品，而真實的錢鍾書即便你遮住他的名字，也能一眼辨認出他文字里的氣質，譬如《人·獸·鬼》里的這一段：
“俠君把牛奶倒在茶碟里，叫淘氣來舔，撫摸著淘氣的毛，回答說：‘這并不矛盾。這正是中國人傳統的心理，這也是貓的心理。我們一向說，‘善戰者服上刑’，‘佳兵不祥’，但是也說，‘不得已而用兵’。怕打仗，躲避打仗，無可躲避了就打。沒打的時候怕死，到打的時候怕得忘了死。”
錢鍾書愛寫文人，比如《貓》調侃了林徽因、沈從文、林語堂。他跟夫人楊絳，刻薄起來都很刻薄，但他們也很狡猾，他們是貓一樣的生物，為了自保，為了在動蕩世道中堅持自我的學問，他們知道如何狡猾地與外界相處，與一群變色龍周旋。因此這兩個很懂毒舌的文化人，卻能神奇地活到高壽——錢鍾書活到1998年，楊絳活到2016年，這不得不說是一種人生的智慧，也能管窺文人的二重性。
好玩是文字的首要趣味
世人談論錢鍾書，談得最多的便是《圍城》《管錐編》，《人·獸·鬼》中有一篇《貓》，倒是也可以作為理解他的小小窗口。錢鍾書的聰明和小家子氣，這兩種看似矛盾的特質，其實都在這一篇小說里顯露無遺。
《貓》創作于1944年4月1日之前，它的發表源于一次“拖稿”。當時，批評家李健吾和鄭振鐸先生共同策劃出版文學雜志《文藝復興》，二人準備向錢鍾書約稿，原本敲定刊載小說《圍城》，李健吾說：“西諦先生和我向他索取《圍城》連載，他同意了，并商定從創刊號起用一年的篇幅連載完這部長篇。”但在創刊號組版時，錢鍾書以來不及抄寫為由，要求延期發表《圍城》，作為補償，他給李健吾發去中篇小說《貓》，贏得后者欣賞。后來，錢鍾書將《貓》收入小說集《人·獸·鬼》。
在這篇小說里，錢鍾書有信手拈來、天馬行空的比喻，也有寥寥幾筆就顯現出來的人間荒誕。錢鍾書也能將平常的景觀寫得饒有趣味。在他的筆下，失去首都地位的北平“宛如一個七零八落的舊貨攤改稱為五光十色的古玩鋪”。
小說家弋舟曾打趣：作家可以分為一手作家和二手作家，一手靠生活，二手靠想象。錢鍾書的留學經歷使他對留洋分子有切身體會。在小說《貓》中，錢鍾書描寫得最準確的是懷揣洋墨水的“歸國讀書人”，比如曾在美國留學的“建候”、自小給外國傳教士帶了出洋的袁友春。這類“歸國讀書人”往往自詡先進，把西方的學問看得比中國的學問“新”，指望靠海外所學來啟蒙國人，卻由于眼高手低、不通世故等原因碰壁。還有一種是“混日子”的偽知識分子，故作高深來掩飾自己學問的虛弱，即便出國也只是為了趕時髦，迷惑那些不細究之人的眼睛。錢鍾書對這類讀書人的虛弱、虛榮、虛無看得通透，所以字字珠璣。
姑且放下那些大詞，《貓》這篇之所以有趣，首先就在于“好玩”。錢鍾書寫得松弛，讀者看著樂呵，他沒有苦口婆心地宣講道理，讀者反而愛揣摩他筆墨游戲里的道理。錢鍾書尊重文字，所以不會讓理念蓋過文字本身的趣味，我非常私人地覺得，無論是《貓》還是《圍城》《管錐編》，這些文字之所以能流傳至今，首要因素不是它們闡發了多么深刻的道理，而是文字本身足夠好玩，錢鍾書的文字即文體，他的文章氣息是自成一派的，他對于遣詞造句的趣味看得很重，戀愛、飯局、文人吹牛、公務機關磨日子，這些世相中的凡俗日常，才能在他筆下活色生香。
但為什么說《貓》也暴露出他的小家子氣？因為他太在乎維持那股子聰明勁兒，他長于諷刺，卻無對他人處境深刻理解后本該有的“理解之同情”。這種同情，不在于我們對迂腐、惡毒之人要放棄諷刺的武器，而是我們要甄別誰是真正強勢、霸道、理應被批評、被暴露出其灰暗本質的，而誰雖然也有毛病，卻不值得知識分子在他身上賣弄聰明勁兒。
盡可能用清醒的態度去對待人與學問
進入社會后，我對任何人都沒有濾鏡，自然也包括錢鍾書。如果說少年時還有推崇，現在更多是心態平和的重溫。錢鍾書長于批評，眼光毒辣，他是一流的批評家和博學家，在哲學與觀念層面，他有巧思，有精妙的總結，但真正開創式的創新并不多。
錢鍾書對人事的觀察洞若明火，和魯迅一樣，他也在描摹著中國人的國民性，只是他時時要借著自己熟悉的文人圈子充當背景。和魯迅不同，錢鍾書習慣隱藏憤怒，他沒什么“怒其不爭”的心態，只是像生物學家觀察蝴蝶一般如實記錄、咂摸趣味。
以錢鍾書為代表，現當代文學史有一批學者型作家在進行語言實驗，他們是知識分子寫作的一個分支，但與主流知識分子不同，他們看重“知識”甚于“知識分子”這個身份，他們更愿意將文本作為語言的實驗而非社會價值的傳聲筒。在這批作家里，錢鍾書、王小波、殘雪、施蟄存都是具有代表性的。
除此之外，錢鍾書雖然是一位很歐派的知識分子，卻對中國的小說傳統有深刻領悟，在明清話本小說前，中國小說多是描寫士人生活言行的“斷片”，所謂閑談雜錄等，雖不宏大，卻自成一體，與傳奇、章回體共同筑成中國特色的小說風景，錢鍾書的小說，承接的恰恰是這一脈。他自己對“系統性”不太在意，他認為:無論是做學問還是寫小說，系統性都不是最重要的，只要思想深刻，斷片亦無妨。值得一提的是，錢鍾書在牛津大學圖書館時曾通讀英國十六世紀以來的文學經典，對英國散文的韻味曉然于心，日后，英式散文的風格影響著錢鍾書的寫作，他的雜文和中篇小說都有英式文人的小幽默、小揶揄，骨子里有股知識分子的傲氣。
事到如今，筆者重讀錢鍾書最大的收獲，除了那些仍然令人會心一笑的句子、智慧通透的表達，還在于錢鍾書筆下的關鍵詞“清醒”。這并不是說，他能持之以恒、毫無瑕疵地做到這一點，而是在他數十年累積的作品里，讀者能看到他在堅持朝著這個標準靠攏，他在竭力做一個清醒的思考者。
春節期間，我在書柜里重新翻出了錢鍾書的小說代表作《圍城》。那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版本，1980年10月北京第一版，2013年10月第24次印刷，封面是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初次出版《圍城》時繪制的圖畫，由此勾起了我對錢鍾書作品的回憶。
從初中時本著一睹奇書為快的心態閱讀《圍城》，到高中時霧里看花讀《管錐編》《談藝錄》，再到為小說集《人·獸·鬼》中的名篇《貓》寫過一篇書評，入圍某征文比賽，其間補完了錢鍾書的《七綴集》《寫在人生邊上》等作品，整個學生時代，錢鍾書成了除魯迅、張愛玲、王小波之外，我閱讀最多的現代中文作家。
寫文人 但少有文人的自憐和酸腐
重讀錢鍾書的契機，在于時下很熱的“AI能否取代人類作家”的話題。
我所思考的是，以ChatGPT、DeepSeek為代表的AI寫作為對比，怎樣的作品是AI更難復制的？在人機智能時代，怎樣的品質對寫作者來說更為珍貴？
錢鍾書的寫作，是一個值得思考的樣本。他并非專業小說家出身，寫小說對他來說只是玩票，但他的《圍城》成了橫跨半個世紀的常銷書，學者夏志清稱其是“中國近代文學中最有趣、最用心經營的小說”；他的學問水平令同行嘆服，《管錐編》《宋詩選注》都是六經注我、才氣縱橫之作，在體例上不符合現代學術八股的要求，卻正因為不符合，因其在學術著作中傾注的個性與風格，才顯示出旺盛的生命力。錢鍾書的寫作被后世譽為智性寫作、知識分子寫作，在我眼中則是狷介讀書人的性情之作，是他臧否世人、思考人生哲學的手段。
錢鍾書的寫作看起來能被AI模仿，因為AI很擅長煞有介事地掉書袋，營造出一種無所不知的聰明樣兒，AI在刻薄諷刺上也頗有能耐，我曾讀到一篇AI寫的薩莉·魯尼小說書評，看看這一段：“薩莉·魯尼的寫作確實呈現出某種危險的‘智性甜蜜素’效應——她用左翼理論的苦藥包裹青春文學的糖衣，卻讓讀者在吞咽過程中逐漸喪失辨別藥性與甜度的能力。《美麗的世界，你在哪里》將這種創作悖論推向極致：當艾琳在郵件里大段論述資本主義危機時，我們看見的不是思想與敘事的有機融合，而更像是一場精心設計的理論櫥窗秀，如同奢侈品店櫥窗里永遠觸碰不到實物的展示品。”那些被學術機制批量制造的縫合型評論寫作者，恐怕真有了下崗的危機。然而，當我讓AI模仿錢鍾書寫作時，它就暴露了自己拙劣的一面，它只能堆砌大詞、佯裝聰明，既缺乏狷介、幽默的個性，也沒有真正基于生命體驗、基于極為精深的文本細讀所得來的一手批評。所以，AI仿寫的錢鍾書看似犀利，卻像極了地攤贗品，而真實的錢鍾書即便你遮住他的名字，也能一眼辨認出他文字里的氣質，譬如《人·獸·鬼》里的這一段：
“俠君把牛奶倒在茶碟里，叫淘氣來舔，撫摸著淘氣的毛，回答說：‘這并不矛盾。這正是中國人傳統的心理，這也是貓的心理。我們一向說，‘善戰者服上刑’，‘佳兵不祥’，但是也說，‘不得已而用兵’。怕打仗，躲避打仗，無可躲避了就打。沒打的時候怕死，到打的時候怕得忘了死。”
錢鍾書愛寫文人，比如《貓》調侃了林徽因、沈從文、林語堂。他跟夫人楊絳，刻薄起來都很刻薄，但他們也很狡猾，他們是貓一樣的生物，為了自保，為了在動蕩世道中堅持自我的學問，他們知道如何狡猾地與外界相處，與一群變色龍周旋。因此這兩個很懂毒舌的文化人，卻能神奇地活到高壽——錢鍾書活到1998年，楊絳活到2016年，這不得不說是一種人生的智慧，也能管窺文人的二重性。
好玩是文字的首要趣味
世人談論錢鍾書，談得最多的便是《圍城》《管錐編》，《人·獸·鬼》中有一篇《貓》，倒是也可以作為理解他的小小窗口。錢鍾書的聰明和小家子氣，這兩種看似矛盾的特質，其實都在這一篇小說里顯露無遺。
《貓》創作于1944年4月1日之前，它的發表源于一次“拖稿”。當時，批評家李健吾和鄭振鐸先生共同策劃出版文學雜志《文藝復興》，二人準備向錢鍾書約稿，原本敲定刊載小說《圍城》，李健吾說：“西諦先生和我向他索取《圍城》連載，他同意了，并商定從創刊號起用一年的篇幅連載完這部長篇。”但在創刊號組版時，錢鍾書以來不及抄寫為由，要求延期發表《圍城》，作為補償，他給李健吾發去中篇小說《貓》，贏得后者欣賞。后來，錢鍾書將《貓》收入小說集《人·獸·鬼》。
在這篇小說里，錢鍾書有信手拈來、天馬行空的比喻，也有寥寥幾筆就顯現出來的人間荒誕。錢鍾書也能將平常的景觀寫得饒有趣味。在他的筆下，失去首都地位的北平“宛如一個七零八落的舊貨攤改稱為五光十色的古玩鋪”。
小說家弋舟曾打趣：作家可以分為一手作家和二手作家，一手靠生活，二手靠想象。錢鍾書的留學經歷使他對留洋分子有切身體會。在小說《貓》中，錢鍾書描寫得最準確的是懷揣洋墨水的“歸國讀書人”，比如曾在美國留學的“建候”、自小給外國傳教士帶了出洋的袁友春。這類“歸國讀書人”往往自詡先進，把西方的學問看得比中國的學問“新”，指望靠海外所學來啟蒙國人，卻由于眼高手低、不通世故等原因碰壁。還有一種是“混日子”的偽知識分子，故作高深來掩飾自己學問的虛弱，即便出國也只是為了趕時髦，迷惑那些不細究之人的眼睛。錢鍾書對這類讀書人的虛弱、虛榮、虛無看得通透，所以字字珠璣。
姑且放下那些大詞，《貓》這篇之所以有趣，首先就在于“好玩”。錢鍾書寫得松弛，讀者看著樂呵，他沒有苦口婆心地宣講道理，讀者反而愛揣摩他筆墨游戲里的道理。錢鍾書尊重文字，所以不會讓理念蓋過文字本身的趣味，我非常私人地覺得，無論是《貓》還是《圍城》《管錐編》，這些文字之所以能流傳至今，首要因素不是它們闡發了多么深刻的道理，而是文字本身足夠好玩，錢鍾書的文字即文體，他的文章氣息是自成一派的，他對于遣詞造句的趣味看得很重，戀愛、飯局、文人吹牛、公務機關磨日子，這些世相中的凡俗日常，才能在他筆下活色生香。
但為什么說《貓》也暴露出他的小家子氣？因為他太在乎維持那股子聰明勁兒，他長于諷刺，卻無對他人處境深刻理解后本該有的“理解之同情”。這種同情，不在于我們對迂腐、惡毒之人要放棄諷刺的武器，而是我們要甄別誰是真正強勢、霸道、理應被批評、被暴露出其灰暗本質的，而誰雖然也有毛病，卻不值得知識分子在他身上賣弄聰明勁兒。
盡可能用清醒的態度去對待人與學問
進入社會后，我對任何人都沒有濾鏡，自然也包括錢鍾書。如果說少年時還有推崇，現在更多是心態平和的重溫。錢鍾書長于批評，眼光毒辣，他是一流的批評家和博學家，在哲學與觀念層面，他有巧思，有精妙的總結，但真正開創式的創新并不多。
錢鍾書對人事的觀察洞若明火，和魯迅一樣，他也在描摹著中國人的國民性，只是他時時要借著自己熟悉的文人圈子充當背景。和魯迅不同，錢鍾書習慣隱藏憤怒，他沒什么“怒其不爭”的心態，只是像生物學家觀察蝴蝶一般如實記錄、咂摸趣味。
以錢鍾書為代表，現當代文學史有一批學者型作家在進行語言實驗，他們是知識分子寫作的一個分支，但與主流知識分子不同，他們看重“知識”甚于“知識分子”這個身份，他們更愿意將文本作為語言的實驗而非社會價值的傳聲筒。在這批作家里，錢鍾書、王小波、殘雪、施蟄存都是具有代表性的。
除此之外，錢鍾書雖然是一位很歐派的知識分子，卻對中國的小說傳統有深刻領悟，在明清話本小說前，中國小說多是描寫士人生活言行的“斷片”，所謂閑談雜錄等，雖不宏大，卻自成一體，與傳奇、章回體共同筑成中國特色的小說風景，錢鍾書的小說，承接的恰恰是這一脈。他自己對“系統性”不太在意，他認為:無論是做學問還是寫小說，系統性都不是最重要的，只要思想深刻，斷片亦無妨。值得一提的是，錢鍾書在牛津大學圖書館時曾通讀英國十六世紀以來的文學經典，對英國散文的韻味曉然于心，日后，英式散文的風格影響著錢鍾書的寫作，他的雜文和中篇小說都有英式文人的小幽默、小揶揄，骨子里有股知識分子的傲氣。
事到如今，筆者重讀錢鍾書最大的收獲，除了那些仍然令人會心一笑的句子、智慧通透的表達，還在于錢鍾書筆下的關鍵詞“清醒”。這并不是說，他能持之以恒、毫無瑕疵地做到這一點，而是在他數十年累積的作品里，讀者能看到他在堅持朝著這個標準靠攏，他在竭力做一個清醒的思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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