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中國讀書人，總會在一生中的某個時刻與《西廂記》相遇。我先是小時候看春節前母親趕集買回來貼墻上的崔鶯鶯與張生手挽手的艷麗年畫，然后是聽收音機里的京劇《紅娘》豫劇《紅娘》還有河北梆子《紅娘》，再往后就是讀《紅樓夢》第二十三回“西廂記妙詞通戲語，牡丹亭艷曲警芳心”了。第一次讀王實甫劇本，讀的是王季思先生校注的《西廂記》：薄薄三十二開小冊，豎排繁體，紅色封面上有白色的書名和白色線條勾畫的鶯鶯像。1993年，我在《深圳商報》負責采寫“外引內聯”新聞，某日參加浙江富陽在深圳舉行的招商會，得到一份驚喜禮品：新印錦函上下冊線裝陳老蓮繪圖本《張深之正北西廂秘本》，從此知道這《西廂記》故事源遠流長，版本眾多，插圖也妙。
古版畫最重要的寶藏之一
一個月前，阿罡書房忽然上架一種閔齊伋六色套印西廂記版畫。我毫不遲疑，立即下單。不用再細看描述，我已知此書的來歷：德國科隆博物館東亞藝術館1962年入藏一套明崇禎十三年（1640）閔齊伋六色套印《西廂記》版畫，因專家迄今并未發現當世還有第二套，故世人咸稱其為“舉世孤本”。據說此孤本原藏柏林Adam Breuer之手；他是二戰期間在中國行醫的德籍眼科醫生，該是于北京購得此書。1962年其子在柏林售出，Werner Speiser教授即為東亞藝術館購入。1977年，館方與路德維希港的BASF股份公司合作，據原版版畫原大摹印全套21張《西廂記》彩圖；散頁裝，用紙考究，用色能力高超，開本大且方，約41×32cm，附英德雙語說明文字一冊，配藍色布面函套，有幸目睹或擁有者皆連連贊嘆“極為精美，幾可亂真”。
附冊文字顯示，博物館的專家對此書的誕生背景與版本價值已有深入研究，比如他們介紹說，明朝末年江南實為文化中心，尤其是地處長江與運河岸邊的城市如南京、蘇州和杭州等。那些通過商業航運和鹽業壟斷賺取錢財的富商們，熱衷于投資私家宅邸與園林，還喜歡收藏書畫作品和豪華版文學圖書。彼時江南擁有最美麗的紙張、最優質的中國墨和最好的毛筆，出版商們爭相制作精美圖籍。“這本版畫圖冊不僅是我們博物館最重要的寶藏之一，也是現存中國古版畫中最重要的寶藏之一。”此書一經刊布，引起海內外藝術史界廣泛關注。這本產自德國的中國古典版畫圖冊因此也有了“標準器”的功能，成了1980年代以來國內幾個閔刻《西廂記》版畫所謂“復刻版”“高仿版”“典藏版”的“母本”。中國版畫研究領域幾十年間也圍繞此圖冊打開“新視界”，新論迭出，爭議不斷。
我迫不及待購置此書，倒不是為了深究這一系列爭議，盡管那些話題都相當有趣。比如1990年代蔣星煜先生即斷定那21幅《西廂記》版畫除了有署名的第一幅與第十五幅外，其他并非閔氏作品，但現在的學者們對此并不認同。又如這些版畫是自成一書之獨立作品，還是某個版本《西廂記》的插圖，研究者意見也不一致。甚至連這些彩圖究竟是版畫還是彩繪也曾有不同看法，連統一認可的版本名稱（“《西廂記版畫》”或“《會真圖》”等）也還在未定之數。
單純為觀賞而出版的書籍
我無力參與這些學術討論，激起我對科隆藏孤本西廂大起好奇之心的，乃是范景中教授的一篇論文《書籍之為藝術：趙孟頫的藏書與〈汲黯傳〉》（2009）。這篇兩萬多字的論文我一讀再讀，感覺十分過癮，啟迪不斷，個人推許為近幾十年間中國書籍與藝術史研究領域最重要的文章之一。論文中范先生以藝術史家眼光旁征博引，以宋版《漢書》傳世故事“現身說法”，以《汲黯傳》真偽之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其打通古今中西與學科壁壘的治學方法與行文風格再次讓我眼花繚亂。他說：“我們對于書籍和書法的關系，書籍和繪畫的關系，特別是書籍自身的命運，雖有研究，卻實在太淺，尚是一段有待開發的歷史。”他說，古人雖沒有藝術或美術觀念，但他們描述書籍的語言那么美，以至于從趙孟頫開始的鑒賞眼光在20世紀的開端終于表達成了現代術語。他指的是王國維先生1907年在《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一文中說過的話：“三代之鐘鼎，秦漢之摹印，漢魏六朝唐宋之碑帖，宋元之書籍等，其美之大部，實存于第二形式。”（第一為“內容”。）
范先生說，列書籍為審美對象，這大概是近人的首次表述。他文中也斷定：趙孟頫1308年已經用品評書法的術語談論宋版書，“這讓趙孟頫成了把書籍當做藝術品欣賞的有文字可征的第一人”。
最讓我茅塞頓開又“疑云頓生”的，是他在文章中說，晚明之際，中國書籍史上發生了一件大事，即出現了“單純為觀賞而出版的書籍”，也即書籍開始成為獨立的藝術品。這些書不提供匡扶人心、救國救民的嚴肅內容，只供案頭把玩，以求賞心悅目。或者用一位西方人的說法，“為眼睛提供娛樂”。文中提到一本《湖山勝概》，范先生說他早把現藏法國國家圖書館的這本書看作“獨立藝術品新型書籍”出現的標志。但是他接著又提到另一本書：“到了崇禎十三年（1640）秋天閔遇五刊刻《會真圖》，已達到了中國版畫藝術的高峰。”既然已是“中國版畫藝術的高峰”，那自然也是“獨立藝術品新型書籍”的高峰。這太讓我好奇了：“湖山”之外，還有高峰？
我是2021年5月去蘇州時聽朋友說起《湖山勝概》。聊天時他頻頻說起有本《湖山勝概》是晚明藝術書籍的頂峰。我正搜集這方面資料，竟然對此書一無所知，慚愧之余，問清書名，默默記下，回深圳后網上搜索，只買到一種散頁裝“藝術大家小品《陳昌錫·湖山勝概》”。據說原刻本是孤本，見也見不到的，但網上連完整的高清復制本也沒有，未免遺憾。又找來一冊《〈湖山勝概〉與晚明文人藝術趣味研究》瀏覽，發現其作者李娜倒是在法國圖書館見到過晚明刻印精美的《湖山勝概》。經由對此書裝幀設計、套色技法、書法風格和印章鈐蓋的細致考察，她也得出結論說，“《湖山勝概》的出版昭示著中國書籍歷史上一個重大的轉折：書籍已經從實用中脫拔出來，作為珍貴的藝術品，擺放在文人的案頭或書架上，散發出一種靜謐悠閑的氣息。”她還連連發問：“除了書中的文字、圖畫內容之外，書籍的形式是否也具有特殊意義？書籍形式的差異又是否能反映出其功能的不同呢？除了其中傳達的觀念和信息之外，書籍本身是否能告訴我們更多的東西？它是否也像書畫、陶瓷、古玩等孕育于古典文明中的物質一樣，有著自身的歷史呢？”
這一系列疑問涉及的書籍藝術史、社會史、文化史諸領域的問題，范景中《書籍之為藝術》論文中早有揭示。但范老師推崇的《會真圖》又是一本何等面貌的書？我于是“順藤摸瓜”，找到了范先生更早時候發表在《新美術》2005年第4期上的論文，題為《套印本和閔刻本及其〈會真圖〉》。
書籍史與藝術史的交叉口
范先生曾先后兩次前往德國科隆博物館觀賞《會真圖》，他在論文中感嘆道，一見閔刻《西廂記》版畫，“觀美精絕得擊節”：“……每次都為它的精美贊嘆不已，每次都有一種強烈的感覺：這是一部原為蝴蝶裝的供人案頭把玩的本子，我們應該把它置于中國古籍的另一個為人所忽視的傳統中去考察，這個傳統就是明代萬歷期間興起的單純為觀賞而出版的書籍……它們把《文選》序里的‘譬陶匏異器，并為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為悅目之玩’的娛玩之論物質化，是中國書籍史上的一件重要大事。”現在的學界都同意他二十年前所下的斷語：“這些圖把明代版畫、箋譜和套印的成就結合起來，不論是在創意上，還是在設計上、印刷上都達到了中國古代版畫史上的高峰。”
把“版畫史上的高峰”，看成是“書籍史上的大事”，范景中先生的“書籍之為藝術”系列論述即由此發端。我本來是跟著他譯的貢布里希《藝術的故事》一窺西方美術史堂奧的，2000年前后他忽然對書籍史領域投入了更多的藝術史目光。知曉了《汲黯傳》與《會真圖》的地位與高度，我十分樂意接受“書籍之為藝術”的指引，跟著范先生的文章來到書籍史與藝術史的交叉口，學著“左顧右盼”，體會著“賞心悅目”，希望一探往日讀傳統出版史、印刷史、編輯史、校勘史論著時不容易看到的新高峰與新風景。除了上面提到的兩篇論文，范先生的“書籍之為藝術”系列文章至少還有如下幾篇：《從藝術的觀念看書籍史》《文藝復興時期的書籍和藝術》《格羅烈和他的書籍裝幀》以及《藝術與文明：西方美術史講稿》中的若干章節等。
所以，買到科隆藏閔齊伋西廂記彩色版畫圖冊后，我趕緊向范景中先生報告消息，得他回復說：“此書是德國一家化學公司為了顯示其用色能力而制，當為最接近原書的印刷品，其他皆在其后。”因此得意大半天。
如今我終于可以一張張欣賞近四百年前江南“刻書家”的書籍藝術代表作了。眼下最讓我著迷的，是彩圖里的多重空間：一重為版畫技藝與材料創造的物理空間，一重為《西廂記》劇情提供的故事空間；最神奇的是還有一重，乃是每幅圖中的故事幾乎全都另有一重“載體空間”，或手卷，或花墻，或宮燈，或扇面，或立軸，或玉環，或重屏，或傀儡戲，或走馬燈，或梳妝鏡，或六壬式盤與青銅器觶，或池中倒影與雕花缽形器……專家們從中看出什么技法、風格先不管，我看來看去卻忽然明白：我看到的全是重疊空間里的“夢幻泡影”。
一個中國讀書人，總會在一生中的某個時刻與《西廂記》相遇。我先是小時候看春節前母親趕集買回來貼墻上的崔鶯鶯與張生手挽手的艷麗年畫，然后是聽收音機里的京劇《紅娘》豫劇《紅娘》還有河北梆子《紅娘》，再往后就是讀《紅樓夢》第二十三回“西廂記妙詞通戲語，牡丹亭艷曲警芳心”了。第一次讀王實甫劇本，讀的是王季思先生校注的《西廂記》：薄薄三十二開小冊，豎排繁體，紅色封面上有白色的書名和白色線條勾畫的鶯鶯像。1993年，我在《深圳商報》負責采寫“外引內聯”新聞，某日參加浙江富陽在深圳舉行的招商會，得到一份驚喜禮品：新印錦函上下冊線裝陳老蓮繪圖本《張深之正北西廂秘本》，從此知道這《西廂記》故事源遠流長，版本眾多，插圖也妙。
古版畫最重要的寶藏之一
一個月前，阿罡書房忽然上架一種閔齊伋六色套印西廂記版畫。我毫不遲疑，立即下單。不用再細看描述，我已知此書的來歷：德國科隆博物館東亞藝術館1962年入藏一套明崇禎十三年（1640）閔齊伋六色套印《西廂記》版畫，因專家迄今并未發現當世還有第二套，故世人咸稱其為“舉世孤本”。據說此孤本原藏柏林Adam Breuer之手；他是二戰期間在中國行醫的德籍眼科醫生，該是于北京購得此書。1962年其子在柏林售出，Werner Speiser教授即為東亞藝術館購入。1977年，館方與路德維希港的BASF股份公司合作，據原版版畫原大摹印全套21張《西廂記》彩圖；散頁裝，用紙考究，用色能力高超，開本大且方，約41×32cm，附英德雙語說明文字一冊，配藍色布面函套，有幸目睹或擁有者皆連連贊嘆“極為精美，幾可亂真”。
附冊文字顯示，博物館的專家對此書的誕生背景與版本價值已有深入研究，比如他們介紹說，明朝末年江南實為文化中心，尤其是地處長江與運河岸邊的城市如南京、蘇州和杭州等。那些通過商業航運和鹽業壟斷賺取錢財的富商們，熱衷于投資私家宅邸與園林，還喜歡收藏書畫作品和豪華版文學圖書。彼時江南擁有最美麗的紙張、最優質的中國墨和最好的毛筆，出版商們爭相制作精美圖籍。“這本版畫圖冊不僅是我們博物館最重要的寶藏之一，也是現存中國古版畫中最重要的寶藏之一。”此書一經刊布，引起海內外藝術史界廣泛關注。這本產自德國的中國古典版畫圖冊因此也有了“標準器”的功能，成了1980年代以來國內幾個閔刻《西廂記》版畫所謂“復刻版”“高仿版”“典藏版”的“母本”。中國版畫研究領域幾十年間也圍繞此圖冊打開“新視界”，新論迭出，爭議不斷。
我迫不及待購置此書，倒不是為了深究這一系列爭議，盡管那些話題都相當有趣。比如1990年代蔣星煜先生即斷定那21幅《西廂記》版畫除了有署名的第一幅與第十五幅外，其他并非閔氏作品，但現在的學者們對此并不認同。又如這些版畫是自成一書之獨立作品，還是某個版本《西廂記》的插圖，研究者意見也不一致。甚至連這些彩圖究竟是版畫還是彩繪也曾有不同看法，連統一認可的版本名稱（“《西廂記版畫》”或“《會真圖》”等）也還在未定之數。
單純為觀賞而出版的書籍
我無力參與這些學術討論，激起我對科隆藏孤本西廂大起好奇之心的，乃是范景中教授的一篇論文《書籍之為藝術：趙孟頫的藏書與〈汲黯傳〉》（2009）。這篇兩萬多字的論文我一讀再讀，感覺十分過癮，啟迪不斷，個人推許為近幾十年間中國書籍與藝術史研究領域最重要的文章之一。論文中范先生以藝術史家眼光旁征博引，以宋版《漢書》傳世故事“現身說法”，以《汲黯傳》真偽之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其打通古今中西與學科壁壘的治學方法與行文風格再次讓我眼花繚亂。他說：“我們對于書籍和書法的關系，書籍和繪畫的關系，特別是書籍自身的命運，雖有研究，卻實在太淺，尚是一段有待開發的歷史。”他說，古人雖沒有藝術或美術觀念，但他們描述書籍的語言那么美，以至于從趙孟頫開始的鑒賞眼光在20世紀的開端終于表達成了現代術語。他指的是王國維先生1907年在《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一文中說過的話：“三代之鐘鼎，秦漢之摹印，漢魏六朝唐宋之碑帖，宋元之書籍等，其美之大部，實存于第二形式。”（第一為“內容”。）
范先生說，列書籍為審美對象，這大概是近人的首次表述。他文中也斷定：趙孟頫1308年已經用品評書法的術語談論宋版書，“這讓趙孟頫成了把書籍當做藝術品欣賞的有文字可征的第一人”。
最讓我茅塞頓開又“疑云頓生”的，是他在文章中說，晚明之際，中國書籍史上發生了一件大事，即出現了“單純為觀賞而出版的書籍”，也即書籍開始成為獨立的藝術品。這些書不提供匡扶人心、救國救民的嚴肅內容，只供案頭把玩，以求賞心悅目。或者用一位西方人的說法，“為眼睛提供娛樂”。文中提到一本《湖山勝概》，范先生說他早把現藏法國國家圖書館的這本書看作“獨立藝術品新型書籍”出現的標志。但是他接著又提到另一本書：“到了崇禎十三年（1640）秋天閔遇五刊刻《會真圖》，已達到了中國版畫藝術的高峰。”既然已是“中國版畫藝術的高峰”，那自然也是“獨立藝術品新型書籍”的高峰。這太讓我好奇了：“湖山”之外，還有高峰？
我是2021年5月去蘇州時聽朋友說起《湖山勝概》。聊天時他頻頻說起有本《湖山勝概》是晚明藝術書籍的頂峰。我正搜集這方面資料，竟然對此書一無所知，慚愧之余，問清書名，默默記下，回深圳后網上搜索，只買到一種散頁裝“藝術大家小品《陳昌錫·湖山勝概》”。據說原刻本是孤本，見也見不到的，但網上連完整的高清復制本也沒有，未免遺憾。又找來一冊《〈湖山勝概〉與晚明文人藝術趣味研究》瀏覽，發現其作者李娜倒是在法國圖書館見到過晚明刻印精美的《湖山勝概》。經由對此書裝幀設計、套色技法、書法風格和印章鈐蓋的細致考察，她也得出結論說，“《湖山勝概》的出版昭示著中國書籍歷史上一個重大的轉折：書籍已經從實用中脫拔出來，作為珍貴的藝術品，擺放在文人的案頭或書架上，散發出一種靜謐悠閑的氣息。”她還連連發問：“除了書中的文字、圖畫內容之外，書籍的形式是否也具有特殊意義？書籍形式的差異又是否能反映出其功能的不同呢？除了其中傳達的觀念和信息之外，書籍本身是否能告訴我們更多的東西？它是否也像書畫、陶瓷、古玩等孕育于古典文明中的物質一樣，有著自身的歷史呢？”
這一系列疑問涉及的書籍藝術史、社會史、文化史諸領域的問題，范景中《書籍之為藝術》論文中早有揭示。但范老師推崇的《會真圖》又是一本何等面貌的書？我于是“順藤摸瓜”，找到了范先生更早時候發表在《新美術》2005年第4期上的論文，題為《套印本和閔刻本及其〈會真圖〉》。
書籍史與藝術史的交叉口
范先生曾先后兩次前往德國科隆博物館觀賞《會真圖》，他在論文中感嘆道，一見閔刻《西廂記》版畫，“觀美精絕得擊節”：“……每次都為它的精美贊嘆不已，每次都有一種強烈的感覺：這是一部原為蝴蝶裝的供人案頭把玩的本子，我們應該把它置于中國古籍的另一個為人所忽視的傳統中去考察，這個傳統就是明代萬歷期間興起的單純為觀賞而出版的書籍……它們把《文選》序里的‘譬陶匏異器，并為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為悅目之玩’的娛玩之論物質化，是中國書籍史上的一件重要大事。”現在的學界都同意他二十年前所下的斷語：“這些圖把明代版畫、箋譜和套印的成就結合起來，不論是在創意上，還是在設計上、印刷上都達到了中國古代版畫史上的高峰。”
把“版畫史上的高峰”，看成是“書籍史上的大事”，范景中先生的“書籍之為藝術”系列論述即由此發端。我本來是跟著他譯的貢布里希《藝術的故事》一窺西方美術史堂奧的，2000年前后他忽然對書籍史領域投入了更多的藝術史目光。知曉了《汲黯傳》與《會真圖》的地位與高度，我十分樂意接受“書籍之為藝術”的指引，跟著范先生的文章來到書籍史與藝術史的交叉口，學著“左顧右盼”，體會著“賞心悅目”，希望一探往日讀傳統出版史、印刷史、編輯史、校勘史論著時不容易看到的新高峰與新風景。除了上面提到的兩篇論文，范先生的“書籍之為藝術”系列文章至少還有如下幾篇：《從藝術的觀念看書籍史》《文藝復興時期的書籍和藝術》《格羅烈和他的書籍裝幀》以及《藝術與文明：西方美術史講稿》中的若干章節等。
所以，買到科隆藏閔齊伋西廂記彩色版畫圖冊后，我趕緊向范景中先生報告消息，得他回復說：“此書是德國一家化學公司為了顯示其用色能力而制，當為最接近原書的印刷品，其他皆在其后。”因此得意大半天。
如今我終于可以一張張欣賞近四百年前江南“刻書家”的書籍藝術代表作了。眼下最讓我著迷的，是彩圖里的多重空間：一重為版畫技藝與材料創造的物理空間，一重為《西廂記》劇情提供的故事空間；最神奇的是還有一重，乃是每幅圖中的故事幾乎全都另有一重“載體空間”，或手卷，或花墻，或宮燈，或扇面，或立軸，或玉環，或重屏，或傀儡戲，或走馬燈，或梳妝鏡，或六壬式盤與青銅器觶，或池中倒影與雕花缽形器……專家們從中看出什么技法、風格先不管，我看來看去卻忽然明白：我看到的全是重疊空間里的“夢幻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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