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從上初中起，便喜歡買書、藏書，不過因為當時“閑錢不多，書價昂貴”，于是專挑便宜的書買，其中買得最多的是“一折八扣書”。
一折，而又打八扣的意思，即定價如果一元，實售只是八分錢。當然，一折八扣書后面的定價是預先提高了的，不過即便這樣，汪曾祺也認為經過一折八扣后，“總歸便宜很多”。汪曾祺在買書時總想，賣書人為何不把定價壓低，實價出售，反而用這種辦法賣書呢？他認為只有一種可能，就是投合買書人愛占小便宜的心理：這差不多等于白給了。
汪曾祺說，這些一折八扣書多是供人消遣的筆記小說，比如《子不語》《夜雨秋燈錄》《續齊諧》等。不過有時也能買到文筆好、內容有意思的書，如余澹心的《板橋雜記》、冒辟疆的《影梅庵憶語》等。運氣好的話，還能買到舊詩詞集。汪曾祺最初讀到的《漱玉詞》和《斷腸詞》就是這種一折八扣本。《斷腸詞》的封面是磚紅色的，一側畫有一枝滴下兩滴墨水的羽毛筆。一折八扣書大都很薄，但也有比較厚的，《劍南詩鈔》便是相當厚的兩本，這本書的封面是米黃色的銅版紙，王西神題簽，這在一折八扣書中是相當金貴的。
汪曾祺買一折八扣書多在星期天。他先去商店給自己買上一些生活用品，然后再吃一碗脆鱔面或辣油面，最后心滿意足地在書攤上挑一兩本一折八扣書，返校。下午，汪曾祺悠然地躺在床上，一邊吃粉鹽豆喝白開水，一邊看買回來的折扣書，把那些三角函數、化學分子式暫時統統忘在腦后。考試、分數，于我何有哉？這一天，汪曾祺過得蠻快活。
為何一折八扣書賣得如此之賤呢？汪曾祺曾解釋說，因為這些書成本低，除了墊出一點紙張油墨，就不須花什么錢，談不上什么編輯，選一個底本，排印一下就是。且大都是白文，無注釋，多數連標點也沒有。雖然這些書制作一般，印刷也不夠精細，但“內容倒也健全”，因而，還是給汪曾祺的中學時代帶來了極快樂的閱讀體驗。
關于買書，還有一件關于汪曾祺的趣事。有一年，一家出版社打算出版汪曾祺一本名為《蒲橋集》的散文集。雖然出版社知道汪曾祺的書很受讀者歡迎，但為了迎合市場的需求，在此書出版時，編者特別給此書打了廣告。不過，他們的廣告并不是大張旗鼓地在書店或媒體上宣傳，而是頗有“隱忍”味道地打在了《蒲橋集》的封面上。
《蒲橋集》的廣告如此寫道：“齊白石自稱詩第一，字第二，畫第三。有人說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說好，雖非定論，卻有道理。此集諸篇，記人事、寫風景、談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蟲魚、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間作小考證，亦可喜。娓娓而談，態度親切，不矜持作態。文求雅潔，少雕飾，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可以說，這篇廣告打得坦誠自然，讓人看了頗有想購買的欲望。
廣告打出后，《蒲橋集》的銷量一直看漲。兩年后，這家出版社打算再版《蒲橋集》。不過再版時，集子里添加了一篇汪曾祺新寫的文章。讀完這篇文章后，眾人才恍然大悟，原來之前打在封面上的文言小品式廣告，竟然出自汪曾祺本人之手。而他之所以當了一次“賣瓜的王婆”，實是難違出版社盛意，不過他也同時聲明，“廣告假裝是別人寫的，所以不臉紅。如果要我署名，我是無論如何也不會干的”。
當時的汪曾祺已年過七旬，對于自己之前的“自賣自夸”，他歉意地表示：“買書全靠讀者個人的嗜好，之前因為我的‘誤導’而買了此書的讀者，希望你能原諒我的所作所為。”
汪曾祺從上初中起，便喜歡買書、藏書，不過因為當時“閑錢不多，書價昂貴”，于是專挑便宜的書買，其中買得最多的是“一折八扣書”。
一折，而又打八扣的意思，即定價如果一元，實售只是八分錢。當然，一折八扣書后面的定價是預先提高了的，不過即便這樣，汪曾祺也認為經過一折八扣后，“總歸便宜很多”。汪曾祺在買書時總想，賣書人為何不把定價壓低，實價出售，反而用這種辦法賣書呢？他認為只有一種可能，就是投合買書人愛占小便宜的心理：這差不多等于白給了。
汪曾祺說，這些一折八扣書多是供人消遣的筆記小說，比如《子不語》《夜雨秋燈錄》《續齊諧》等。不過有時也能買到文筆好、內容有意思的書，如余澹心的《板橋雜記》、冒辟疆的《影梅庵憶語》等。運氣好的話，還能買到舊詩詞集。汪曾祺最初讀到的《漱玉詞》和《斷腸詞》就是這種一折八扣本。《斷腸詞》的封面是磚紅色的，一側畫有一枝滴下兩滴墨水的羽毛筆。一折八扣書大都很薄，但也有比較厚的，《劍南詩鈔》便是相當厚的兩本，這本書的封面是米黃色的銅版紙，王西神題簽，這在一折八扣書中是相當金貴的。
汪曾祺買一折八扣書多在星期天。他先去商店給自己買上一些生活用品，然后再吃一碗脆鱔面或辣油面，最后心滿意足地在書攤上挑一兩本一折八扣書，返校。下午，汪曾祺悠然地躺在床上，一邊吃粉鹽豆喝白開水，一邊看買回來的折扣書，把那些三角函數、化學分子式暫時統統忘在腦后。考試、分數，于我何有哉？這一天，汪曾祺過得蠻快活。
為何一折八扣書賣得如此之賤呢？汪曾祺曾解釋說，因為這些書成本低，除了墊出一點紙張油墨，就不須花什么錢，談不上什么編輯，選一個底本，排印一下就是。且大都是白文，無注釋，多數連標點也沒有。雖然這些書制作一般，印刷也不夠精細，但“內容倒也健全”，因而，還是給汪曾祺的中學時代帶來了極快樂的閱讀體驗。
關于買書，還有一件關于汪曾祺的趣事。有一年，一家出版社打算出版汪曾祺一本名為《蒲橋集》的散文集。雖然出版社知道汪曾祺的書很受讀者歡迎，但為了迎合市場的需求，在此書出版時，編者特別給此書打了廣告。不過，他們的廣告并不是大張旗鼓地在書店或媒體上宣傳，而是頗有“隱忍”味道地打在了《蒲橋集》的封面上。
《蒲橋集》的廣告如此寫道：“齊白石自稱詩第一，字第二，畫第三。有人說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說好，雖非定論，卻有道理。此集諸篇，記人事、寫風景、談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蟲魚、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間作小考證，亦可喜。娓娓而談，態度親切，不矜持作態。文求雅潔，少雕飾，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可以說，這篇廣告打得坦誠自然，讓人看了頗有想購買的欲望。
廣告打出后，《蒲橋集》的銷量一直看漲。兩年后，這家出版社打算再版《蒲橋集》。不過再版時，集子里添加了一篇汪曾祺新寫的文章。讀完這篇文章后，眾人才恍然大悟，原來之前打在封面上的文言小品式廣告，竟然出自汪曾祺本人之手。而他之所以當了一次“賣瓜的王婆”，實是難違出版社盛意，不過他也同時聲明，“廣告假裝是別人寫的，所以不臉紅。如果要我署名，我是無論如何也不會干的”。
當時的汪曾祺已年過七旬，對于自己之前的“自賣自夸”，他歉意地表示：“買書全靠讀者個人的嗜好，之前因為我的‘誤導’而買了此書的讀者，希望你能原諒我的所作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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