龜茲、高昌、樓蘭、于闐、敦煌……漢有西域三十六國，唐有安西四郡，那些聲名赫赫的西域古城，明珠一般撒落在古絲綢之路的地圖上，曾在歷史的卷冊中發出熠熠光輝，也在時間的煙塵中黯淡光澤。若你今日去拜訪，不辭辛勞地行過一段不算好走的長路，眼前所見惟有一片片頹敗的廢墟，難免生出某種渺杳的、無所依憑的歷史之嘆。但對于出生在新疆的作家邱華棟而言，在一遍遍向西域邊陲的奔赴，同時也是向故園的回歸中，看到甚至聽到的，卻是另一些更加微細的人事：這里面，當然有張騫、班超、玄奘、郭子儀這些響亮的名字，也有某個曾在此中跋涉的無名商人、女子、士兵，甚至一匹花馬、一枚銅錢……颯颯西風將這些被黃沙掩埋的瑣屑細語不斷傳至耳側，又在廢墟之上幻化成具象的身影。他把這些聲音和身影掇拾起來，共31篇，成為一部《空城紀》。這些西域空城相互之間，它們與中原之間，始終有著不曾斷絕的聯系，共同奏鳴中華民族共同體的交響。近日，書鄉對邱華棟進行了專訪。
一顆石榴給予的靈感
邱華棟祖籍河南，上世紀五十年代，他的父母到新疆支邊，他因此出生在天山腳下的昌吉。昌吉很小，人很少，但一抬頭，在城市的任何地方都能看到天山逶迤而去。這種震撼的視覺感受，在少年邱華棟心里永遠留下了一種天高地闊、大氣蒼涼的美學體驗。那時他去過位于吉木薩爾縣的一座古城廢墟，當地人告訴他這就是唐代的北庭都護府遺址。夕陽下的殘垣斷壁，恣意生長的紅柳叢，儼然幻化為當年守衛軍鎮的唐代士兵，發出盛世邊陲之音。
十八九歲上，邱華棟離開新疆，到武漢上大學，再之后，到北京工作、定居，一待就是三十多年。這期間正逢北京飛速發展的時期，日新月異的首都吸引著這個初來乍到的外省青年作家的興趣，觸發了他巨大的寫作熱情，于是許多年里，他持續不斷地書寫著關于北京當代生活的小說，一直到2020年作為集大成之作的非虛構作品《北京傳》出版。寫完《北京傳》，這位曾經的“青年作家”也五十歲了，拉開時間和空間的距離，目光越過近距離接觸多年、已習以為常的北京，回望向遙遠的出生地，突然覺得，“好像有可能寫一部跟新疆有關的小說了”。
這個想法倒也并非空穴來風。過去幾十年里，緣于心底的家園情愫，或也緣于某種無意識的素材準備，邱華棟一邊寫著當代北京，一邊也一直留心著新疆歷史地理文獻的搜集和閱讀。做過媒體人的他自稱“資料搜集狂”，多年來積攢了上千種關于新疆的歷史材料和學術專著，通過持續的閱讀，對這塊土地的往昔和考古研究現狀并不陌生。萬卷書之外，還有萬里路：這些年里，他不斷返回新疆，斷斷續續造訪了西域諸多古城遺址，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尼雅精絕國遺址、樓蘭遺址、于闐約特干古城……眼前的荒蕪，幻境里的繁華，讀過的書和行過的路時空交錯在一起，引發他不絕如縷的文學想象。
但西域疆域遼闊，古城眾多，資料實在太多太雜，怎么著筆，邱華棟一直沒有頭緒，直到一顆石榴給了他靈感。2016年秋，邱華棟收到新疆老友寄來的一箱石榴，把石榴切開，看到里面有六個分隔的子房，每個子房里擠滿寶石般的石榴籽。自然造物奇妙，讓邱華棟突然靈光閃現，找到了書寫西域的方式，最終呈現為我們現今從目錄中所見的結構——龜茲雙闋、高昌三書、尼雅四錦、樓蘭五疊、于闐六部、敦煌七窟。六個“空城”，各由數個篇章構成，各篇人事從遠古到當今各屬不同時代，又以某些意象相勾連。看似一部短篇集，實則合抱為一部渾然一體的長篇作品，正如一顆石榴的內部生長結構。他相信，比起傳統的大長篇，這也會是更加適合“碎片化”時代的閱讀文本，讀者隨時拈起一粒“石榴籽”來，都能夠知其味，見其折射之光。
讓邱華棟進一步驚訝發覺的是，石榴這種水果正是來自中亞地區漢朝時期的安國、石國，在漢代的長安，石榴就叫“安石榴”，名出張騫出使西域時安國國王贈予的石榴種，今天陜西一帶的石榴仍是安石榴的后裔。正是有賴于這勇毅的西域鑿空者，這慷慨友好的民族交流，才將這種美妙的水果送到中原，一直送到今人的手上。歷史與當代，結構與象征，具體物象與宏大敘事，產生了奇妙的輝映，這不能不讓邱華棟感到冥冥中存在的一些緣分。
歷史底本上的瑰麗想象
這顆“石榴”的每一個“子房”，都由一個主題來統攝，如“龜茲”一章聚焦西域音樂與中原的交流、“尼雅”章關注絲綢技藝在西域的傳播、“樓蘭”章記述了這個神秘古國的傳奇與消亡、“敦煌”章想象了七個洞窟的來歷……在這一共31個故事中，盡管你會讀到一些真實的歷史人名與事件，但經由作家想象力的創造性點化，已遠遠超越史料，而居于瑰麗的文學虛構圖景中。談及這點，邱華棟笑說：“想象力還真是有一些天生的東西”。
譬如，“龜茲雙闋”中，寫到龜茲王降賓（龜茲在今庫車、輪臺、阿克蘇等一帶）迎娶了烏孫國公主弟史（弟史的母親就是歷史上從漢朝遠赴烏孫和親的劉解憂公主），夫妻雙雙去漢長安城學音樂。史書上曾寥寥幾筆提到降賓學音樂之事，但小說此篇以首次歸返母親故國的弟史的口吻，從早年和親烏孫王、寫下著名的《悲愁歌》的劉細君公主留下的漢琵琶講起，演繹成一個長達幾萬字的悱惻故事，展現了龜茲樂舞與中原音樂相互之間的影響，以及兩地間歷時綿久而不斷的融合交流畫卷。還有“高昌三書”之“磚書：根在中原”一篇，是以一位墓志銘主人張懷寂的口吻來敘述的。這位張懷寂的父親是唐朝西域將領張雄，但張懷寂本人在歷史上聲名不顯，惟留下現存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的墓磚。武則天年間，張懷寂曾隨名將王孝杰從吐蕃手中收復安西四鎮（碎葉、龜茲、于闐、疏勒），此事在其墓志銘上略提一筆，而邱華棟通過虛構張懷寂與王孝杰于戰前對話的場景，回顧了西域漢族政權高昌國的起落歷史。
巴爾扎克有名言，歷史就是用來掛小說的“釘子”。《空城紀》里的史實之于虛構，確乎貫徹了這一“釘子”理論。而被“掛”起來的小說，姿態繽紛的外衣中，亦包裹著一根垂直的中軸。如“于闐六部”（于闐即今和田等一帶），統攝這些錢幣、雕塑、文書、繪畫、簡牘、玉石各部的一個巧妙設計是讓文物“開口說話”：一匹于闐花馬自述如何從巖畫跑到壁畫，又跑到于闐著名畫師尉遲跋質那和尉遲乙僧父子筆下，跟隨他們去到隋唐時的長安，最后花馬協助宋朝大畫家李公麟完成了《五馬圖》，死而后已。歷史的碎片，就此被一根藝術的絲線串起。還有一枚陪葬的銅錢，敘述自己曾被銜在一個人的口中被大火燃燒的“痛感”；幾塊刻有不同民族文字的簡牘，夜深人靜時交流身上這些字符的意義……這些文物是真實存在的，它們原本靜默躺在博物館的玻璃后，短暫接受游客的目光一瞥，只有有心的作家在玻璃之外長久注視它們，并施以瑰麗又合理的想象，賦予其情意與生命，讓它們講述自己的經歷，由此牽引出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往事，也許恢弘，也許瑣屑，但都以第一視角呈現出文化考古非同凡響的意義。
《空城紀》涉及大量的歷史文化背景，但其并非能以“歷史小說”來一言蔽之，因其還延伸至當下——每章最末一篇，都是一個當代人尋訪古城遺跡的故事，在一段影影綽綽的男女情緣中，抵達一個具有某種超現實意味的結尾，構成與歷史的呼應和對話。為何在多姿多彩的故事演繹后，選擇這樣統一性的收束？邱華棟解釋，一是想從當代視角來向當代讀者描繪出這些廢墟現在的模樣，二則希望傳達出一種人類情感的綿延。虛構的傳奇，和人類永恒可貴的真摯情感，共同為歷史、為小說披上浪漫的彩衣。
通過西域想象西域
書后附有多張彩圖，乃書中所寫及各個古城廢墟的照片。見今廢墟，念昔古道繁華、佛國精美，難免頓生蒼涼之意。邱華棟也不例外，但有所不同的是，在歷史文獻中長久游走，讓他能更多地看到這些廢墟曾經誕生和生長出來的東西、那些曾生活在其中的人的身影：班超帶三十六人擊殺匈奴、傅介子直斬樓蘭王、高仙芝遠征小勃律、郭子儀之侄郭昕孤守安西四鎮數十年……這些遙遠而稠密的遺跡訴說的故事，昭示著漢朝的開拓進取、唐朝的開放包容，這是一種屬于早期中華民族的精氣神，邱華棟感嘆，“這種精神了不起”。
的確，這些著名的西域傳奇都是從中原的角度和立場去講述的，但《空城紀》并不止于此，亦有意從西域、邊疆，從普通人的維度來講述。我們能夠從中看到諸多充滿異族情調的表達——各民族人民的婚喪嫁娶，他們的喜怒哀樂，他們的情感與欲望，以及他們是如何看待、理解自身所在之地與遙遠中原的聯系。如書中有個故事就是對1907年斯坦因探險隊在敦煌舊長城段發現的八封粟特文書簡的演繹改寫，這封信來自一個在中原做生意的粟特商人，他從一個外來者的角度向主人描述了漢地發生的西晉八王之亂。他目睹了洛陽大火、城內殘殺，惋惜兵燹之災對一座偉大城池的毀壞，但混亂中最惦記的還是自己的貨，以及絲綢之路沿途粟特親友的安危。這封書信，是從另一個視角對中原歷史、漢族歷史書寫的補充，也讓我們意識到不同民族人民在本質人性上的一致。
想象其他民族的生活，對漢族人邱華棟來說并不困難。他在新疆生活多年，對多民族共同聚居的狀態非常熟悉：他家鄰居就是維吾爾族，盡管信仰不同，但鄰里關系很好，毫無障礙；在學校，同桌也是維族人，前面是蒙古族同學，后面是哈薩克族同學，逢年過節時相互走動問候。在這樣的環境中，邱華棟甚至輕而易舉地掌握了維語的日常交流。因而對旁人或許是具有異族風情的奇觀，對他是自小耳聞目睹的日常，寫起來絲毫不陌生。他笑稱，自己是“新北京”，也是“老新疆”。
盡管書中寫到了不少戰爭與殺戮之事，但毫無疑問，從微觀上，民間的、普通人的交流從未斷絕，是更加綿延漫長、能夠饋贈給今日的東西。邱華棟說，這部小說能夠分出好幾個層次，從大的方面來解讀，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立中華民族多元一體；但對他自己而言，最想探究的還是西域文化的豐富性，以及其中每一個個體生命的意義價值，“他們也有恐懼感，也孤獨，跟我們一樣的”。在他看來，這才是藝術文學最應該表現的，“寫小說切記不能理念先行，一定要讓它有質感、有紋理，否則宏大的故事本身也會是很空洞的”。
龜茲、高昌、樓蘭、于闐、敦煌……漢有西域三十六國，唐有安西四郡，那些聲名赫赫的西域古城，明珠一般撒落在古絲綢之路的地圖上，曾在歷史的卷冊中發出熠熠光輝，也在時間的煙塵中黯淡光澤。若你今日去拜訪，不辭辛勞地行過一段不算好走的長路，眼前所見惟有一片片頹敗的廢墟，難免生出某種渺杳的、無所依憑的歷史之嘆。但對于出生在新疆的作家邱華棟而言，在一遍遍向西域邊陲的奔赴，同時也是向故園的回歸中，看到甚至聽到的，卻是另一些更加微細的人事：這里面，當然有張騫、班超、玄奘、郭子儀這些響亮的名字，也有某個曾在此中跋涉的無名商人、女子、士兵，甚至一匹花馬、一枚銅錢……颯颯西風將這些被黃沙掩埋的瑣屑細語不斷傳至耳側，又在廢墟之上幻化成具象的身影。他把這些聲音和身影掇拾起來，共31篇，成為一部《空城紀》。這些西域空城相互之間，它們與中原之間，始終有著不曾斷絕的聯系，共同奏鳴中華民族共同體的交響。近日，書鄉對邱華棟進行了專訪。
一顆石榴給予的靈感
邱華棟祖籍河南，上世紀五十年代，他的父母到新疆支邊，他因此出生在天山腳下的昌吉。昌吉很小，人很少，但一抬頭，在城市的任何地方都能看到天山逶迤而去。這種震撼的視覺感受，在少年邱華棟心里永遠留下了一種天高地闊、大氣蒼涼的美學體驗。那時他去過位于吉木薩爾縣的一座古城廢墟，當地人告訴他這就是唐代的北庭都護府遺址。夕陽下的殘垣斷壁，恣意生長的紅柳叢，儼然幻化為當年守衛軍鎮的唐代士兵，發出盛世邊陲之音。
十八九歲上，邱華棟離開新疆，到武漢上大學，再之后，到北京工作、定居，一待就是三十多年。這期間正逢北京飛速發展的時期，日新月異的首都吸引著這個初來乍到的外省青年作家的興趣，觸發了他巨大的寫作熱情，于是許多年里，他持續不斷地書寫著關于北京當代生活的小說，一直到2020年作為集大成之作的非虛構作品《北京傳》出版。寫完《北京傳》，這位曾經的“青年作家”也五十歲了，拉開時間和空間的距離，目光越過近距離接觸多年、已習以為常的北京，回望向遙遠的出生地，突然覺得，“好像有可能寫一部跟新疆有關的小說了”。
這個想法倒也并非空穴來風。過去幾十年里，緣于心底的家園情愫，或也緣于某種無意識的素材準備，邱華棟一邊寫著當代北京，一邊也一直留心著新疆歷史地理文獻的搜集和閱讀。做過媒體人的他自稱“資料搜集狂”，多年來積攢了上千種關于新疆的歷史材料和學術專著，通過持續的閱讀，對這塊土地的往昔和考古研究現狀并不陌生。萬卷書之外，還有萬里路：這些年里，他不斷返回新疆，斷斷續續造訪了西域諸多古城遺址，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尼雅精絕國遺址、樓蘭遺址、于闐約特干古城……眼前的荒蕪，幻境里的繁華，讀過的書和行過的路時空交錯在一起，引發他不絕如縷的文學想象。
但西域疆域遼闊，古城眾多，資料實在太多太雜，怎么著筆，邱華棟一直沒有頭緒，直到一顆石榴給了他靈感。2016年秋，邱華棟收到新疆老友寄來的一箱石榴，把石榴切開，看到里面有六個分隔的子房，每個子房里擠滿寶石般的石榴籽。自然造物奇妙，讓邱華棟突然靈光閃現，找到了書寫西域的方式，最終呈現為我們現今從目錄中所見的結構——龜茲雙闋、高昌三書、尼雅四錦、樓蘭五疊、于闐六部、敦煌七窟。六個“空城”，各由數個篇章構成，各篇人事從遠古到當今各屬不同時代，又以某些意象相勾連。看似一部短篇集，實則合抱為一部渾然一體的長篇作品，正如一顆石榴的內部生長結構。他相信，比起傳統的大長篇，這也會是更加適合“碎片化”時代的閱讀文本，讀者隨時拈起一粒“石榴籽”來，都能夠知其味，見其折射之光。
讓邱華棟進一步驚訝發覺的是，石榴這種水果正是來自中亞地區漢朝時期的安國、石國，在漢代的長安，石榴就叫“安石榴”，名出張騫出使西域時安國國王贈予的石榴種，今天陜西一帶的石榴仍是安石榴的后裔。正是有賴于這勇毅的西域鑿空者，這慷慨友好的民族交流，才將這種美妙的水果送到中原，一直送到今人的手上。歷史與當代，結構與象征，具體物象與宏大敘事，產生了奇妙的輝映，這不能不讓邱華棟感到冥冥中存在的一些緣分。
歷史底本上的瑰麗想象
這顆“石榴”的每一個“子房”，都由一個主題來統攝，如“龜茲”一章聚焦西域音樂與中原的交流、“尼雅”章關注絲綢技藝在西域的傳播、“樓蘭”章記述了這個神秘古國的傳奇與消亡、“敦煌”章想象了七個洞窟的來歷……在這一共31個故事中，盡管你會讀到一些真實的歷史人名與事件，但經由作家想象力的創造性點化，已遠遠超越史料，而居于瑰麗的文學虛構圖景中。談及這點，邱華棟笑說：“想象力還真是有一些天生的東西”。
譬如，“龜茲雙闋”中，寫到龜茲王降賓（龜茲在今庫車、輪臺、阿克蘇等一帶）迎娶了烏孫國公主弟史（弟史的母親就是歷史上從漢朝遠赴烏孫和親的劉解憂公主），夫妻雙雙去漢長安城學音樂。史書上曾寥寥幾筆提到降賓學音樂之事，但小說此篇以首次歸返母親故國的弟史的口吻，從早年和親烏孫王、寫下著名的《悲愁歌》的劉細君公主留下的漢琵琶講起，演繹成一個長達幾萬字的悱惻故事，展現了龜茲樂舞與中原音樂相互之間的影響，以及兩地間歷時綿久而不斷的融合交流畫卷。還有“高昌三書”之“磚書：根在中原”一篇，是以一位墓志銘主人張懷寂的口吻來敘述的。這位張懷寂的父親是唐朝西域將領張雄，但張懷寂本人在歷史上聲名不顯，惟留下現存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的墓磚。武則天年間，張懷寂曾隨名將王孝杰從吐蕃手中收復安西四鎮（碎葉、龜茲、于闐、疏勒），此事在其墓志銘上略提一筆，而邱華棟通過虛構張懷寂與王孝杰于戰前對話的場景，回顧了西域漢族政權高昌國的起落歷史。
巴爾扎克有名言，歷史就是用來掛小說的“釘子”。《空城紀》里的史實之于虛構，確乎貫徹了這一“釘子”理論。而被“掛”起來的小說，姿態繽紛的外衣中，亦包裹著一根垂直的中軸。如“于闐六部”（于闐即今和田等一帶），統攝這些錢幣、雕塑、文書、繪畫、簡牘、玉石各部的一個巧妙設計是讓文物“開口說話”：一匹于闐花馬自述如何從巖畫跑到壁畫，又跑到于闐著名畫師尉遲跋質那和尉遲乙僧父子筆下，跟隨他們去到隋唐時的長安，最后花馬協助宋朝大畫家李公麟完成了《五馬圖》，死而后已。歷史的碎片，就此被一根藝術的絲線串起。還有一枚陪葬的銅錢，敘述自己曾被銜在一個人的口中被大火燃燒的“痛感”；幾塊刻有不同民族文字的簡牘，夜深人靜時交流身上這些字符的意義……這些文物是真實存在的，它們原本靜默躺在博物館的玻璃后，短暫接受游客的目光一瞥，只有有心的作家在玻璃之外長久注視它們，并施以瑰麗又合理的想象，賦予其情意與生命，讓它們講述自己的經歷，由此牽引出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往事，也許恢弘，也許瑣屑，但都以第一視角呈現出文化考古非同凡響的意義。
《空城紀》涉及大量的歷史文化背景，但其并非能以“歷史小說”來一言蔽之，因其還延伸至當下——每章最末一篇，都是一個當代人尋訪古城遺跡的故事，在一段影影綽綽的男女情緣中，抵達一個具有某種超現實意味的結尾，構成與歷史的呼應和對話。為何在多姿多彩的故事演繹后，選擇這樣統一性的收束？邱華棟解釋，一是想從當代視角來向當代讀者描繪出這些廢墟現在的模樣，二則希望傳達出一種人類情感的綿延。虛構的傳奇，和人類永恒可貴的真摯情感，共同為歷史、為小說披上浪漫的彩衣。
通過西域想象西域
書后附有多張彩圖，乃書中所寫及各個古城廢墟的照片。見今廢墟，念昔古道繁華、佛國精美，難免頓生蒼涼之意。邱華棟也不例外，但有所不同的是，在歷史文獻中長久游走，讓他能更多地看到這些廢墟曾經誕生和生長出來的東西、那些曾生活在其中的人的身影：班超帶三十六人擊殺匈奴、傅介子直斬樓蘭王、高仙芝遠征小勃律、郭子儀之侄郭昕孤守安西四鎮數十年……這些遙遠而稠密的遺跡訴說的故事，昭示著漢朝的開拓進取、唐朝的開放包容，這是一種屬于早期中華民族的精氣神，邱華棟感嘆，“這種精神了不起”。
的確，這些著名的西域傳奇都是從中原的角度和立場去講述的，但《空城紀》并不止于此，亦有意從西域、邊疆，從普通人的維度來講述。我們能夠從中看到諸多充滿異族情調的表達——各民族人民的婚喪嫁娶，他們的喜怒哀樂，他們的情感與欲望，以及他們是如何看待、理解自身所在之地與遙遠中原的聯系。如書中有個故事就是對1907年斯坦因探險隊在敦煌舊長城段發現的八封粟特文書簡的演繹改寫，這封信來自一個在中原做生意的粟特商人，他從一個外來者的角度向主人描述了漢地發生的西晉八王之亂。他目睹了洛陽大火、城內殘殺，惋惜兵燹之災對一座偉大城池的毀壞，但混亂中最惦記的還是自己的貨，以及絲綢之路沿途粟特親友的安危。這封書信，是從另一個視角對中原歷史、漢族歷史書寫的補充，也讓我們意識到不同民族人民在本質人性上的一致。
想象其他民族的生活，對漢族人邱華棟來說并不困難。他在新疆生活多年，對多民族共同聚居的狀態非常熟悉：他家鄰居就是維吾爾族，盡管信仰不同，但鄰里關系很好，毫無障礙；在學校，同桌也是維族人，前面是蒙古族同學，后面是哈薩克族同學，逢年過節時相互走動問候。在這樣的環境中，邱華棟甚至輕而易舉地掌握了維語的日常交流。因而對旁人或許是具有異族風情的奇觀，對他是自小耳聞目睹的日常，寫起來絲毫不陌生。他笑稱，自己是“新北京”，也是“老新疆”。
盡管書中寫到了不少戰爭與殺戮之事，但毫無疑問，從微觀上，民間的、普通人的交流從未斷絕，是更加綿延漫長、能夠饋贈給今日的東西。邱華棟說，這部小說能夠分出好幾個層次，從大的方面來解讀，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立中華民族多元一體；但對他自己而言，最想探究的還是西域文化的豐富性，以及其中每一個個體生命的意義價值，“他們也有恐懼感，也孤獨，跟我們一樣的”。在他看來，這才是藝術文學最應該表現的，“寫小說切記不能理念先行，一定要讓它有質感、有紋理，否則宏大的故事本身也會是很空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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