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25日，是巴金先生誕辰120周年。巴金中后期代表作《寒夜》，是現代中國文學和現代世界文學不可多得的現實主義杰作。
“香港版”為何不準確
1955年，香港華聯影業公司拍攝完成改編自巴金同名小說的《寒夜》，導演是因擅長文學名著改編而聞名于香港影壇的李晨風，著名演員吳楚帆擔任影片監制并飾演男主人公汪文宣。1957年，吳楚帆到上海請巴金看他帶來的這部粵語片《寒夜》，吳楚帆給巴金做翻譯。1959年，該片在內地公映。
1962年6月，《作品》新1卷第5、6期合刊“作家書簡”欄目發表巴金的文章《談〈寒夜〉》，文章對香港影片《寒夜》的人物處理提出看法，認為影片曲解了女主人公曾樹生的形象。香港影片《寒夜》在處理女主人公曾樹生和婆婆的糾紛時，把曾樹生不曾舉行婚禮便和汪文宣同居，當作婆婆一直看不起她、不肯原諒她的大罪，巴金不贊成這樣處理。
巴金在文章中說：“香港影片的編導這樣處理，可能有他們的苦衷。我的小說人物卻不是這樣……因為在一九四四年，已經沒有人計較什么‘結婚儀式’了。兒子連家都養不活，做母親的哪里還會念念不忘那種奢侈的形式。她希望恢復的，是過去婆母的權威和舒適的生活。雖然她自己也知道過去的日子不會再來，還是靠媳婦當‘花瓶’，一家人才能夠勉強地過日子，可是她仍然不自覺地常常向媳婦擺架子發脾氣，而且正因為自己間接地花了媳婦的錢，更不高興媳婦，常常借故在媳婦身上發泄自己的怨氣。媳婦并不是逆來順受的女人，只會給這位婆母碰釘子。生活苦，環境不好，每個人都有滿肚皮的牢騷，一碰就發，發的次數愈多，愈不能控制自己。因此婆媳間的不合越來越深。”
香港影片《寒夜》對原著最大的改動，是改變了故事的結局。原小說結尾，曾樹生從蘭州回到重慶，丈夫死了，兒子跟著祖母不知去向，樹生在寒夜中慢步走，她應該怎么辦呢？作者沒有解答這個問題。而香港編導把結局改為曾樹生跟著婆婆回到鄉下去了。
巴金不贊同結局的處理，認為曲解了曾樹生的形象：“影片中曾樹生在汪文宣的墓前放上一個金戒指，表示跟墓中人永不分離，她在那里意外地見到了她的兒子和婆母。婆母對她溫和地講了一句話，她居然感激地答應跟著祖孫二人回到家鄉去，只要婆母肯收留她，她做什么都可以。這絕不是我寫的曾樹生。曾樹生不會向她的婆母低頭認錯，也不會放棄她的‘追求’。她更不會親手將‘花瓶’打碎。而且在一九四五年的暮秋或初冬，她們婆媳帶著孩子回到家鄉，拿什么生活？在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下，要養活一家三口并不是容易的事。曾樹生要是能吃苦，她早就走別的路了。她不會歷盡千辛萬苦去尋找那兩個活著的人。她可能找到丈夫的墳墓，至多也不過痛哭一場。然后她會飛回蘭州，打扮得花枝招展以銀行經理夫人的身份，大宴賓客。”
盡管巴金不贊同影片對小說人物的處理，但是為了支持香港進步電影，巴金并沒有過多責備，而且對演員的表演給予肯定，尤其贊賞吳楚帆的演技：“我覺得我腦子里的汪文宣就是他扮演的那個人。汪文宣在我的眼前活起來了。我贊美他的出色的演技。”吳楚帆是觀眾非常喜愛的香港演員，以主演改編自巴金同名小說的《家》《春》《秋》和《寒夜》最為著名。
從“太冷”到“需要溫暖”
巴金創作小說《寒夜》，開始于1944年冬，時寫時輟，直到1946年才完成。小說開始是汪文宣在寒夜中尋找曾樹生，結尾是曾樹生在寒夜中回到舊居：
“我會有時間來決定的，”她終于這樣對自己說。她走開了。她走得慢，然而腳步相當穩。只是走在這條陰暗的街上，她忽然起了一種奇怪的感覺，她不時掉頭朝街的兩旁看，她耽心那些搖顫的電石燈光會被寒風吹滅。夜的確太冷了。她需要溫暖。
小說在《文藝復興》上連載的時候，最后一句是“夜的確太冷了”。巴金在1947年排印《寒夜》單行本的時候，在后面加上一句：“她需要溫暖”。
小說的尾聲，曾樹生并沒有飛回蘭州和銀行經理結婚，她孤零零地走在凄清的寒夜中，走到了人生的岔路口。她會走出一條怎樣的路，作者自己以前也拿不定主意。巴金在《談〈寒夜〉》中說，“她很可能在陳經理的愛情里尋找安息和陶醉。但是他也不會帶給她多大的幸福，對她來說，年老色衰的日子已經不太遠了。陳經理不會長久守在她的身邊，這樣的事在當時也是常見的。她不能改變生活，生活就會改變她。她不站起來進行斗爭，就只有永遠處在被動的地位。”
關于小說尾聲，巴金用了自我批評的調子：“曾樹生孤零零地消失在凄清的寒夜里，那種人去樓空的惆悵感覺，完全是小資產階級的東西。所以我的‘控訴’也是沒有出路的，沒有力量的，只是一罵為快而已。”
1960年冬天，巴金在編印《文集》最后兩卷的時候，把《寒夜》全書修改了一遍，改動不大。二十年后，1980年12月27日，巴金寫了一篇《關于〈寒夜〉》的文章，談了他對小說的看法：“關于《寒夜》，我不想再說什么，其實也不需要多說了。我去年六月在北京開會，空閑時候重讀了收在《文集》十四卷中的《寒夜》。我喜歡這本小說，我更喜歡收在《文集》里的這個修改本。我給憋得太難受，我要講一句真話。它不是悲觀的書，它是一本希望的作品，黑暗消散不正是為了迎接黎明！”
北影廠再度搬上銀幕
1979年，北京電影制片廠導演闕文和北京電影學院講師林洪桐開始改編《寒夜》，1982年11月寫成劇本。12月12日，闕文和北影廠副廠長武兆堤專程由北京來到上海華東醫院看望巴金，征求他對改編的意見。巴金說：“這部作品，也可以說就是寫我。汪文宣就是我，作品寫的地方就是重慶民國路，我當年就住在那里。電影改編是再創作，改編者有自己對作品的理解和處理，就按照自己的想法改編嘛，我不干涉。你們既然已經搞好了，就先拍起來。藝術上怎么處理我不管，你們自己搞吧。”
12月29日，文化部副部長陳荒煤到北影廠，對闕文和林洪桐談了對劇本《寒夜》的意見：“你們讀完劇本后，是不是感到太壓抑了？……為什么老是那樣凄凄慘慘，哭哭啼啼？恐怕還是要像魯迅說過的，在黑暗中要給一點亮色。這個劇本看了不壓抑，就不是《寒夜》了，也不符合歷史的真實。但，太壓抑了，也是個問題，使人感到沒有希望。當然，增加亮色，絕不是簡單地給劇中人非加上一些進步的言論與行動。應該完全可以從劇本里他們本身的活動中，去點染出那些有光有熱的閃亮之處來……總之，我認為改編時既要忠實于原著的精神和總體構思，又要補充原著由于各種原因的限制而現在顯得不足的地方。這不是一部容易改好、拍好的作品”。
1983年1月，闕文和林洪桐完成劇本修訂。3月，闕文和演員許還山、潘虹、林默予等再次專程到上海看望巴金。隨后，為趕在巴金誕辰八十周年之前拍出影片，《寒夜》攝制組進入重慶水巷子18號一幢舊樓，借了兩間居民的住室做拍攝場地，投入拍攝。
小說原著中汪文宣母親這個形象，老是同媳婦曾樹生爭吵，不講理，苛求。曾樹生有一個十三歲的兒子，她靠收入供給兒子上學，但不像一般母親關心兒子那樣地關心他。如何評價這兩個人物，巴金說：“我當然不會贊揚這兩個女人。正相反，我用責備的文筆描寫她們。但是我自己也承認我的文章里常常露出原諒和同情的調子。我當時是這樣想的：我要通過這些小人物的受苦來譴責舊社會、舊制度。”（《談〈寒夜〉》）
對汪母和曾樹生這兩個人物的認識，歷來有著許多分歧。闕文和林洪桐改編劇本時，抓住二人矛盾中心是對汪文宣的愛，并通過幾場家庭氣氛融洽的戲，表現兩個女人都是善良、真誠的。這幾場戲豐富了人物的色彩，遺憾的是，拍好后受時長限制，這些鏡頭又給刪掉了，這就使得林默予飾演的汪母色彩單調了些，過多地表現了不大講理、故意滋生事端的一面。
對曾樹生這個人物的評價，則歷來是這部小說引起人們爭論的焦點之一。如何準確把握這個人物性格的復雜性，是這部作品改編成功的關鍵。電影中，汪文宣為了養家和男人的自尊，硬撐著病弱的身體深夜繕寫稿件，引起了與曾樹生的激烈爭執，這個細節在原小說里沒有，是電影編導增加的，豐富并加強了曾樹生關心丈夫、善良的本性。
演員許還山和潘虹在表現汪、曾這兩個上世紀四十年代前半期生活在抗戰大后方，命運坎坷、思想感情復雜的知識分子形象時，分寸是恰當的。許還山說：“汪文宣的悲劇意義，在于他控訴了舊社會的可惡和可憎。”潘虹說：“我必須伸出捉刺猬的手去捕捉她（曾樹生）……她是又一個悲劇性的人物。她的悲慘命運，預示著舊中國的崩潰，預示著不遠將來的黎明。因此，我的任務，是要在準確中表現出原作賦予那個時代的思想深度。”
家庭悲劇背后的社會控訴
巴金在《寒夜》挪威文譯本序中說：“小說里的描寫并沒有一點夸張。我要寫真實，而且也只能寫真實。我心中充滿悲憤，我不想為自己增添榮譽，我要為受難人鳴冤叫屈。我說，我要控訴。的確，對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我提出了控訴。我不是在鞭撻這個忠厚老實、逆來順受的讀書人，我是在控訴那個一天天爛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那個‘斯文掃地’的社會。寫完了《寒夜》，我有一種輕松的感覺，我把蔣介石國民黨的統治徹底地否定了。”
巴金寫作《寒夜》的時候，由于受國民黨反動統治對進步出版物的限制，難以全面地展現當時的社會面貌和歷史環境，小說作者主要是通過社會生活細節的精細描繪，揭示當時遭受不幸的乃是普天之下滔滔者也。曾樹生離去的這場戲，小說寫汪文宣追出門外，趕了幾步汽車，然后絕望地走回家來。“大門口一盞滿月似的門燈孤寂地照著門前一段人行道。門旁邊墻角下有一個人堆。他仔細一看，原來是兩個十歲上下的小孩互相抱著縮成了一團。油黑的臉，油黑的破棉襖，滿身都是棉花疙瘩，連棉花也變成黑灰色了。他們睡得很熟，燈光溫柔地撫著他們的臉。”這些描寫，把對時代面貌的展現融入到細節的描繪中，和故事中的人物內在感情自然結合。可惜的是，在改編電影時，這些細節卻被省略了。
這版《寒夜》上映后，吸引了無數的觀眾。1984年的一天，巴金在家中和孫道臨談到北影廠拍攝的《寒夜》，巴金說：“我覺得還不錯，主要演員都不錯。”
今年11月25日，是巴金先生誕辰120周年。巴金中后期代表作《寒夜》，是現代中國文學和現代世界文學不可多得的現實主義杰作。
“香港版”為何不準確
1955年，香港華聯影業公司拍攝完成改編自巴金同名小說的《寒夜》，導演是因擅長文學名著改編而聞名于香港影壇的李晨風，著名演員吳楚帆擔任影片監制并飾演男主人公汪文宣。1957年，吳楚帆到上海請巴金看他帶來的這部粵語片《寒夜》，吳楚帆給巴金做翻譯。1959年，該片在內地公映。
1962年6月，《作品》新1卷第5、6期合刊“作家書簡”欄目發表巴金的文章《談〈寒夜〉》，文章對香港影片《寒夜》的人物處理提出看法，認為影片曲解了女主人公曾樹生的形象。香港影片《寒夜》在處理女主人公曾樹生和婆婆的糾紛時，把曾樹生不曾舉行婚禮便和汪文宣同居，當作婆婆一直看不起她、不肯原諒她的大罪，巴金不贊成這樣處理。
巴金在文章中說：“香港影片的編導這樣處理，可能有他們的苦衷。我的小說人物卻不是這樣……因為在一九四四年，已經沒有人計較什么‘結婚儀式’了。兒子連家都養不活，做母親的哪里還會念念不忘那種奢侈的形式。她希望恢復的，是過去婆母的權威和舒適的生活。雖然她自己也知道過去的日子不會再來，還是靠媳婦當‘花瓶’，一家人才能夠勉強地過日子，可是她仍然不自覺地常常向媳婦擺架子發脾氣，而且正因為自己間接地花了媳婦的錢，更不高興媳婦，常常借故在媳婦身上發泄自己的怨氣。媳婦并不是逆來順受的女人，只會給這位婆母碰釘子。生活苦，環境不好，每個人都有滿肚皮的牢騷，一碰就發，發的次數愈多，愈不能控制自己。因此婆媳間的不合越來越深。”
香港影片《寒夜》對原著最大的改動，是改變了故事的結局。原小說結尾，曾樹生從蘭州回到重慶，丈夫死了，兒子跟著祖母不知去向，樹生在寒夜中慢步走，她應該怎么辦呢？作者沒有解答這個問題。而香港編導把結局改為曾樹生跟著婆婆回到鄉下去了。
巴金不贊同結局的處理，認為曲解了曾樹生的形象：“影片中曾樹生在汪文宣的墓前放上一個金戒指，表示跟墓中人永不分離，她在那里意外地見到了她的兒子和婆母。婆母對她溫和地講了一句話，她居然感激地答應跟著祖孫二人回到家鄉去，只要婆母肯收留她，她做什么都可以。這絕不是我寫的曾樹生。曾樹生不會向她的婆母低頭認錯，也不會放棄她的‘追求’。她更不會親手將‘花瓶’打碎。而且在一九四五年的暮秋或初冬，她們婆媳帶著孩子回到家鄉，拿什么生活？在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下，要養活一家三口并不是容易的事。曾樹生要是能吃苦，她早就走別的路了。她不會歷盡千辛萬苦去尋找那兩個活著的人。她可能找到丈夫的墳墓，至多也不過痛哭一場。然后她會飛回蘭州，打扮得花枝招展以銀行經理夫人的身份，大宴賓客。”
盡管巴金不贊同影片對小說人物的處理，但是為了支持香港進步電影，巴金并沒有過多責備，而且對演員的表演給予肯定，尤其贊賞吳楚帆的演技：“我覺得我腦子里的汪文宣就是他扮演的那個人。汪文宣在我的眼前活起來了。我贊美他的出色的演技。”吳楚帆是觀眾非常喜愛的香港演員，以主演改編自巴金同名小說的《家》《春》《秋》和《寒夜》最為著名。
從“太冷”到“需要溫暖”
巴金創作小說《寒夜》，開始于1944年冬，時寫時輟，直到1946年才完成。小說開始是汪文宣在寒夜中尋找曾樹生，結尾是曾樹生在寒夜中回到舊居：
“我會有時間來決定的，”她終于這樣對自己說。她走開了。她走得慢，然而腳步相當穩。只是走在這條陰暗的街上，她忽然起了一種奇怪的感覺，她不時掉頭朝街的兩旁看，她耽心那些搖顫的電石燈光會被寒風吹滅。夜的確太冷了。她需要溫暖。
小說在《文藝復興》上連載的時候，最后一句是“夜的確太冷了”。巴金在1947年排印《寒夜》單行本的時候，在后面加上一句：“她需要溫暖”。
小說的尾聲，曾樹生并沒有飛回蘭州和銀行經理結婚，她孤零零地走在凄清的寒夜中，走到了人生的岔路口。她會走出一條怎樣的路，作者自己以前也拿不定主意。巴金在《談〈寒夜〉》中說，“她很可能在陳經理的愛情里尋找安息和陶醉。但是他也不會帶給她多大的幸福，對她來說，年老色衰的日子已經不太遠了。陳經理不會長久守在她的身邊，這樣的事在當時也是常見的。她不能改變生活，生活就會改變她。她不站起來進行斗爭，就只有永遠處在被動的地位。”
關于小說尾聲，巴金用了自我批評的調子：“曾樹生孤零零地消失在凄清的寒夜里，那種人去樓空的惆悵感覺，完全是小資產階級的東西。所以我的‘控訴’也是沒有出路的，沒有力量的，只是一罵為快而已。”
1960年冬天，巴金在編印《文集》最后兩卷的時候，把《寒夜》全書修改了一遍，改動不大。二十年后，1980年12月27日，巴金寫了一篇《關于〈寒夜〉》的文章，談了他對小說的看法：“關于《寒夜》，我不想再說什么，其實也不需要多說了。我去年六月在北京開會，空閑時候重讀了收在《文集》十四卷中的《寒夜》。我喜歡這本小說，我更喜歡收在《文集》里的這個修改本。我給憋得太難受，我要講一句真話。它不是悲觀的書，它是一本希望的作品，黑暗消散不正是為了迎接黎明！”
北影廠再度搬上銀幕
1979年，北京電影制片廠導演闕文和北京電影學院講師林洪桐開始改編《寒夜》，1982年11月寫成劇本。12月12日，闕文和北影廠副廠長武兆堤專程由北京來到上海華東醫院看望巴金，征求他對改編的意見。巴金說：“這部作品，也可以說就是寫我。汪文宣就是我，作品寫的地方就是重慶民國路，我當年就住在那里。電影改編是再創作，改編者有自己對作品的理解和處理，就按照自己的想法改編嘛，我不干涉。你們既然已經搞好了，就先拍起來。藝術上怎么處理我不管，你們自己搞吧。”
12月29日，文化部副部長陳荒煤到北影廠，對闕文和林洪桐談了對劇本《寒夜》的意見：“你們讀完劇本后，是不是感到太壓抑了？……為什么老是那樣凄凄慘慘，哭哭啼啼？恐怕還是要像魯迅說過的，在黑暗中要給一點亮色。這個劇本看了不壓抑，就不是《寒夜》了，也不符合歷史的真實。但，太壓抑了，也是個問題，使人感到沒有希望。當然，增加亮色，絕不是簡單地給劇中人非加上一些進步的言論與行動。應該完全可以從劇本里他們本身的活動中，去點染出那些有光有熱的閃亮之處來……總之，我認為改編時既要忠實于原著的精神和總體構思，又要補充原著由于各種原因的限制而現在顯得不足的地方。這不是一部容易改好、拍好的作品”。
1983年1月，闕文和林洪桐完成劇本修訂。3月，闕文和演員許還山、潘虹、林默予等再次專程到上海看望巴金。隨后，為趕在巴金誕辰八十周年之前拍出影片，《寒夜》攝制組進入重慶水巷子18號一幢舊樓，借了兩間居民的住室做拍攝場地，投入拍攝。
小說原著中汪文宣母親這個形象，老是同媳婦曾樹生爭吵，不講理，苛求。曾樹生有一個十三歲的兒子，她靠收入供給兒子上學，但不像一般母親關心兒子那樣地關心他。如何評價這兩個人物，巴金說：“我當然不會贊揚這兩個女人。正相反，我用責備的文筆描寫她們。但是我自己也承認我的文章里常常露出原諒和同情的調子。我當時是這樣想的：我要通過這些小人物的受苦來譴責舊社會、舊制度。”（《談〈寒夜〉》）
對汪母和曾樹生這兩個人物的認識，歷來有著許多分歧。闕文和林洪桐改編劇本時，抓住二人矛盾中心是對汪文宣的愛，并通過幾場家庭氣氛融洽的戲，表現兩個女人都是善良、真誠的。這幾場戲豐富了人物的色彩，遺憾的是，拍好后受時長限制，這些鏡頭又給刪掉了，這就使得林默予飾演的汪母色彩單調了些，過多地表現了不大講理、故意滋生事端的一面。
對曾樹生這個人物的評價，則歷來是這部小說引起人們爭論的焦點之一。如何準確把握這個人物性格的復雜性，是這部作品改編成功的關鍵。電影中，汪文宣為了養家和男人的自尊，硬撐著病弱的身體深夜繕寫稿件，引起了與曾樹生的激烈爭執，這個細節在原小說里沒有，是電影編導增加的，豐富并加強了曾樹生關心丈夫、善良的本性。
演員許還山和潘虹在表現汪、曾這兩個上世紀四十年代前半期生活在抗戰大后方，命運坎坷、思想感情復雜的知識分子形象時，分寸是恰當的。許還山說：“汪文宣的悲劇意義，在于他控訴了舊社會的可惡和可憎。”潘虹說：“我必須伸出捉刺猬的手去捕捉她（曾樹生）……她是又一個悲劇性的人物。她的悲慘命運，預示著舊中國的崩潰，預示著不遠將來的黎明。因此，我的任務，是要在準確中表現出原作賦予那個時代的思想深度。”
家庭悲劇背后的社會控訴
巴金在《寒夜》挪威文譯本序中說：“小說里的描寫并沒有一點夸張。我要寫真實，而且也只能寫真實。我心中充滿悲憤，我不想為自己增添榮譽，我要為受難人鳴冤叫屈。我說，我要控訴。的確，對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我提出了控訴。我不是在鞭撻這個忠厚老實、逆來順受的讀書人，我是在控訴那個一天天爛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那個‘斯文掃地’的社會。寫完了《寒夜》，我有一種輕松的感覺，我把蔣介石國民黨的統治徹底地否定了。”
巴金寫作《寒夜》的時候，由于受國民黨反動統治對進步出版物的限制，難以全面地展現當時的社會面貌和歷史環境，小說作者主要是通過社會生活細節的精細描繪，揭示當時遭受不幸的乃是普天之下滔滔者也。曾樹生離去的這場戲，小說寫汪文宣追出門外，趕了幾步汽車，然后絕望地走回家來。“大門口一盞滿月似的門燈孤寂地照著門前一段人行道。門旁邊墻角下有一個人堆。他仔細一看，原來是兩個十歲上下的小孩互相抱著縮成了一團。油黑的臉，油黑的破棉襖，滿身都是棉花疙瘩，連棉花也變成黑灰色了。他們睡得很熟，燈光溫柔地撫著他們的臉。”這些描寫，把對時代面貌的展現融入到細節的描繪中，和故事中的人物內在感情自然結合。可惜的是，在改編電影時，這些細節卻被省略了。
這版《寒夜》上映后，吸引了無數的觀眾。1984年的一天，巴金在家中和孫道臨談到北影廠拍攝的《寒夜》，巴金說：“我覺得還不錯，主要演員都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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