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榮捷是誰？不只是一般讀者，國內甚至專業學者對他亦所知不足，但在海外漢學界，在西方中國哲學和新儒學研究領域，他甚至比馮友蘭、胡適影響力還大。而且陳榮捷在參與和制定美國高校“核心課程”加入中華文明傳統研究上有著重要貢獻。他在海外聲譽卓著，為什么在國內學界少為人知，這個現象，這些年我也一直在思考中。
我關注陳榮捷課題是跟回溯哥倫比亞大學漢學研究史關聯在一起的。哥大漢學系發端肇始于華工丁龍的捐建，其后依托歐美頂尖漢學家的努力和塑造，而在世界漢學領域獨樹一幟：哥大培養過胡適、馮友蘭、金岳霖、馬寅初、許地山等著名哲學家和學者。其老一代漢學家夏德、富路特以及中生代狄百瑞等都是這個學科的翹楚。國內讀者比較熟悉的還有唐德剛、夏志清和董鼎山等人。陳榮捷不是哥大培養的，但他卻跟哥大合作逾三十年，在東亞系教書并傳播中華文明的火種，既填補了空白，也做出了卓越貢獻。
丁龍和陳榮捷，命運在哥大東亞系這個點上交叉
巧合的是，我應邀去廣東參加丁龍國際學術研討會時，發現自己關注多年的陳榮捷跟捐建哥大漢學系的丁龍竟然是鄰縣同鄉：陳榮捷出生在開平南溟里，丁龍出生在臺山千秋里，兩地隔不了多少路程。南溟里，千秋里，詩意的名字間，似乎有種冥冥中的命運關聯。
丁龍出生于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童年飽受戰亂、屈辱和社會動蕩。他到美國做最底層的勞工又遭遇《排華法案》迫害，被逼返國。但他沒有氣餒和絕望，而是把終生積蓄捐給了哥大，希望建立漢學系培養后人了解中美文化。陳榮捷出生于丁龍捐款建哥大漢學系的1901年。頭一年，中國遭受八國聯軍侵略，這些在他童年時肯定感受極深。
廣東最先被列強覬覦和蠶食，卻也受到西風熏染。當地人對西方文化和科技較他處感觸更早，加上又是當時國之富庶之地，所以非常重視教育。幾乎村村有家塾、處處有學堂。教育和傳統催生了大批早期“睜眼看世界”的各方才俊，如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容閎、蘇曼殊、黃遵憲、伍廷芳、唐紹儀、梁誠、吳大猷、詹天佑、陳寅恪、王云五、冼星海等。
陳榮捷祖父是理發匠，父親作為苦力赴美奔命。陳榮捷自幼入讀私塾，后入新式學堂。少年時在香港就讀的陳榮捷，感受到國家敗亡的憂患。他聆聽過孫中山和陳獨秀的講演，也接觸過新思想。父輩希望他長大移民到美國俄亥俄自家的洗衣店和餐館做工，但他卻立意苦學救中國。在香港的中學時代，陳榮捷組織過抗英抗日活動。
丁龍和陳榮捷這一對鄉親的命運，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這個點上相交了。
不期而然地，后輩同鄉陳榮捷承繼并實現了丁龍的一部分夢想。
陳榮捷童年仍是科舉時代，私塾和小學熟讀四書五經為他打下了很好的舊學功底，少年后在香港他又完整接受英文和西學教育。這使他終生可以自如游走在中西之間，且對中西典籍非常熟稔。此外，篤信佛教及民間宗教的母親自小給他灌輸了虔誠的種子，而教會學校出身，又使他對西方宗教各路門徑如數家珍——這樣的功底有著先天的優勢，使他在中西文史哲和比較宗教學方面可以從容出入，并為后來塑造學貫中西哲學家的他起到了水到渠成的效果。
陳榮捷先是在嶺南學院接觸新思想，后到哈佛大學獲中國哲學博士，之后又重返嶺南學院擔任教務長，傳播中西比較文化思想。經過一戰，又逢抗日戰爭前的硝煙密布，中國除了需要科技救國，也需要對傳統文化進行重新評定和審視。這些都在他的思考當中。此后，陳榮捷遠赴夏威夷大學和達特茅斯學院講授中國古代哲學，同時注重研究孔子和先秦哲學。他的優異處不只是在于精通中國古典，還在于他熟悉西方經典及表達方式。
眾所周知，希臘宗教、哲學思想和神話被西方人追溯為祖宗和源頭，并不是因為今天的歐美人能讀懂希臘文，而在于其流傳有序和西方人的自覺擁戴。中國傳統沒有這種被西方人認祖歸宗的條件，那就要尋找一種西方人能夠聽懂的方式來傳播使他們愿意接受。
文藝復興后雖然西方傳教士翻譯了四書五經和其他中國典籍，但那種因好奇心和東方熱驅使的傳播，其影響力僅在象牙塔、文人和趕時髦的圈子里。若想讓中華文明脫掉西方人認為的“異己”和“神秘”外衣，就必須用平實、有效且有教益的人生哲學方式引發歐美學界特別是一般民眾的興趣。陳榮捷找到的支點和發力點是新儒學。他試圖結合傳統西方意識形態來闡釋儒家學說，簡言之，就是把中國古典匯入人類文明的總體經典，做到既不像中國傳統舊式學者那樣刻意強調中國文化的獨特性而自外于西方體系使人誤解；又不像早期西方故意賣弄神秘玄學和“東方性”，窄化和異化中華文明。而要想做到這一點，又必須將中國古代思想納入西方主流學派認可的體系。跨入這個體系的階梯，是獲得進入美國高校基礎課程設置的序列和門檻，很幸運的是，陳榮捷遇到了這種難得的機遇。
陳榮捷在1936年受邀入美任教，不久抗戰全面爆發，其后珍珠港事件發生，對日本和中國研究陡然成了美國學界的熱點。為了理解中日文化，美國大學亟須了解其意識形態根基儒家思想及孔夫子；而這正是陳榮捷的強項。這種形勢下，傳統的漢學研究與新儒學結合不僅有了可能，而且變成了顯學，成了理解中日和東亞文化的鑰匙。
據哥大漢學系主任富路特著文回憶，當年因應戰事需要，哥大原漢學系納入了日本而改名為中日文系。為了更好理解中華文化圈的文明，中日文系開始開設“亞洲主要文明（東方文明I-II）”的特別課程，除了中日語言與文明，該課程還涉及古代近東、撒拉遜世界和印度-伊朗文化。其后中日文系與印度語言與文明系教授合作開設“東方社會歷史和文化的I-II課程”。這些后來被拓展成為哥大獨具特色的“核心課程”的基本內容。
“核心課程”是哥大發起以世界文明經典介紹為目的培養通才教育的高端課，往往需要很多學科教授組團上課。哥大聯絡了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大學，得到全國幾十所大學響應。但是由于這門課程涉及面廣、需要極精銳的師資和大量啃讀等，近十年來美國大多高校已經退出，僅有哥大等少數當年倡導發起學校仍然堅持。
“核心課程”一經推出頓成時髦。但大量高校缺乏懂得漢學和東方學的人才，培養師資特別是翻譯和編寫關于東亞文明的教材成了當時的剛需。陳榮捷趕上了這百年難逢的際遇，有了用武之地。
他的專業是中國古典哲學，而且他是研究孔子和儒學的專家。當年赴美研究中國古典哲學的名家不多，馮友蘭學畢返國，胡適改行從政。陳榮捷在美國成了碩果僅存的不二人選。他自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就在各高校授課、講演并翻譯、編寫教材等，創造了極佳的學術聲譽，為他以后學術上的厚積薄發創造了極好的機會。
找準基點，切入共融
哥大被公認為西方漢學重鎮之一。其漢學系在早期有自歐洲引進一批著名漢學家，其中生代則有富路特、韋慕庭、王際真，蔣彝、夏志清、唐德剛等人；而在思想史上最著名的學者有狄百瑞。陳榮捷與狄百瑞合作卅余年，二人互相切磋、立宗創派，樹立了中美文人相交共同成就的典范。
陳榮捷1948年與狄百瑞相識。那時他已經是常春藤盟校達特茅斯學院教授，享譽美國學界，而狄百瑞方是一個去中國求學的博士生。狄百瑞曾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苦學中、日文，并參軍參戰官至少校，二人在廣州相遇，互相切磋遂為莫逆。其后，狄百瑞在哥大讀完博士后因學業優異,在東亞系教書、做系主任、教務長直至副校長，成為美國漢學研究和新儒學研究的權威和執牛耳者。而陳榮捷在達特茅斯學院榮任人文學院院長，此院下設十個系。這個職位是當時有史以來華人在美國擔任的最高學術職位。
作為華人翹楚和著名哲學家，陳榮捷經常來哥大參加學術活動并被邀為哥大建校200周年講座嘉賓。同時，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和美國著名出版社出版了大量中國古典哲學的翻譯和研究著作。其后30年，他最突出的成就是跟狄百瑞的合作,參與主持哥大新儒學講座并為美國高校培養了大量的中國哲學教師。直到今天，這批教師和他們的學生仍然活躍在美國高教界和人文學科的各個領域。
狄百瑞曾經對陳榮捷做過這樣的評價：“陳榮捷將其漫長的一生都獻給了求道和授道。作為早期在美國開拓亞洲研究的領袖人物，在其去世之前不久，他被亞洲研究協會授予該協會的‘杰出服務獎’。授獎辭稱他是‘就向西方傳輸中國學術傳統而言，無人堪與之匹敵’”。《紐約時報》稱“陳榮捷博士是哥倫比亞大學的亞洲哲學領軍學者”。這些都是對陳榮捷的恰切評價。
陳榮捷一直思考的都是怎樣推廣中國哲學，他把這個理念也貫徹到跟狄百瑞的合作和教學中。他用通俗的方式，從激發西方人對中華文明的百年好奇心開始，來討論中國人意識形態形成，民俗信仰的根源、科舉選士制度等西方人特別感興趣的課題，進而不斷引向縱深。
除了研究外，陳榮捷最大的貢獻,在于通過翻譯精準地傳播和闡釋中國儒家思想，他翻譯過《道德經》《近思錄》《傳習錄》《北溪字義》《六祖壇經》等經典著作。他的翻譯不僅是譯文,更是匯評匯注匯校和闡釋的結合，在西方有極高的聲譽。其英文學術論著有《莊子哲學》《現代中國的宗教傾向》《老子之道》《朱熹對老子的評價》《王弼〈老子注〉》《中國哲學綱要與注釋書目》《朱熹與新儒家》等，他所主編的、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古代哲學資料匯編》，以及他跟狄百瑞等合作、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傳統之本源》等，更是這一學科幾十年來公認的經典和教科書。他在晚年出版的大量中文著作，也不勝枚舉。
“讓中國哲學說中國話”
除了繼續翻譯和撰著英文著作外，此期陳榮捷用中文撰寫出版了《朱子門人》《朱學論集》《朱熹》《朱子新探索》《近思錄詳注集評》《新儒學論集》和《宋明理學之概念與歷史》《王陽明傳習錄詳注集評》《王陽明與禪》等著作。甚至在85歲高齡后，陳榮捷還新作迭出，廣采西方資料以及日、韓資料，從歷史的脈絡觀察思想發展，哲學史家陳來曾評價：“陳榮捷先生是20世紀后半期歐美學術界公認的中國哲學權威，英文世界中國哲學研究的領袖，也是國際漢學界新儒學與朱熹研究的泰斗。”
在研究方法上，陳榮捷創建了一條承先啟后的道路。用一句話來概括，其核心思想就是他一生踐行“讓中國哲學說中國話”。在他以前，中國古代典籍翻譯，特別是17世紀以降的翻譯多為傳教士作品。他們往往以西人口味傳譯中國古代經典，用西方宗教概念和術語轉譯古代中國哲人著作，造成了很多混亂。陳榮捷決定以正確迻譯和釋義基本定義入手來匡正亂源。陳榮捷相信讀再多的食譜也不如親自品嘗一口美味。所以他認為忠誠和信實的翻譯是最重要的第一步工作。針對西方人對幾千年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一頭霧水，作為開拓者，陳榮捷從源頭厘清線索，綱舉目張，以先秦諸家介紹入手，然后以儒家引領各派，做到條理清晰引人入勝。
以譯融釋、譯釋結合，關于最后這個點，值得多說幾句。文藝復興以來，西方翻譯中國古代哲學著作和宗教典籍往往借用一種“適應西方”的方式呈現，即套用西方概念來翻譯中國古代哲學并以為這就是融入西方本土化、通順和“雅”的秘訣。因此，在翻譯中國古代哲學和宗教概念時，往往套用西方現成宗教或哲學術語，但這種“化”的過程卻犧牲中國先哲原意。如“仁”“孝”“緣”“義”等概念，西方早期譯者乃至中國學者翻譯時都有這種削足適履現象。陳榮捷則認為，中國古典哲學中有些概念是中國獨有的，無法用西方哲學或宗教術語來套譯。因此，如果沒有現成詞匯可代替就不應該借用既定詞語或因詞害義，而應該采用譯釋的方式來呈現。比如“仁”這一儒家思想關鍵詞在西方術語中沒有對應語，早期的西方傳教士為證明中國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教義存在一致性，將之替換為love, benevolence, goodness,humanity or human heartedness（愛、善、美德、人道或人性）等承載著基督教教義的術語來呈現。陳榮捷認為“仁”代表了人天性中內在的一種處世原則，沒有一個英語單詞可以充分表達“仁”的復雜含義，因此他譯“仁”為 humanity并使用譯音Jen進行輔助表達。他寧可“硬譯”、犧牲優雅也要反對同化，堅持傳達先哲的原義。
陳榮捷在翻譯中國哲學文獻時恪守“有詞必釋，有名必傳，有引必溯其源”的原則，將自己對中國哲學的精準理解與翻譯融為一體。在竭力避免用西方哲學的理論框架去理解中國哲學方面，他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展翅的鯤鵬，越過了高山大河
哥大處處留存著陳榮捷的信息。為了挖掘更多的史實，筆者希望有緣采訪他的同事、學生或第一手資料持有者并尋找了他的口述自傳、回憶錄和年譜以及各種回憶資料等。沒想到從他家鄉傳來喜訊：陳榮捷的長子就住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附近，而且存有大量陳榮捷的一手資料，包括相冊、信息、家族資料等等。他的長子陳樂怡也是位名人，他畢業于達特茅斯學院并獲哈佛大學建筑學博士，是著名建筑師貝聿銘的伙伴同事。他曾經主持設計中國農業科學院國家種質庫，并設計北京大學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等重大建筑項目。
當我叩響了陳樂怡先生的家門，90多歲的老人深情回憶了陳榮捷的學術和自己的成長往事，并告訴我陳榮捷在哥大教書時常居住在他的公寓，所以這里也算是陳榮捷在曼哈頓的“故居”。
陳樂怡還告訴了我不少他們的家族往事和陳榮捷未為人知的珍聞。他告訴我陳榮捷生活在一個空前大變革時代，那種社會動蕩氛圍使他的成長充滿了矛盾。陳榮捷自幼是個孝子，但他到了中學馬上接受新思想，發表《打倒孝道》并寄給父母。他不但自己抗婚、退婚，還幫助姐姐抗婚逃婚。五四運動時他上街游行并當選學生領袖。那時候他打倒孔家店，后來卻以宣揚孔子精神作為終生事業。
陳樂怡認為父親從小就有大志。陳榮捷家上一輩和兄長在美國俄亥俄州有洗衣店和飯店，家人曾想安排他少小赴美打工賺錢，這在當時是一般人家的發財夢。但少年陳榮捷堅決拒絕這條路，非要苦讀詩書。在少年時代，他在新學堂里拼命吸收新知識，愛音樂、愛演戲，宣揚救國圖存而且熱心公益。在美國，陳榮捷雖然已經算是成功人士，但仍律己甚嚴且對子女和家人要求嚴格，甚至到了90多歲，陳樂怡還記得父親在童年時告誡他們是鎮上的唯一中國人家，他們的一言一行都代表著中國。
陳榮捷的家風影響深遠，其孫兒陳光明不只是一個成功的企業家，而且是美國嶺南基金會董事長，他非常關心家鄉教育，并資助和支援慈善事業，也在做著促進中美文化交流的工作。
哥大東亞系坐落在學校風水最好的地方Kent Hall，漢學家夏志清根據發音給這座樓起名叫“墾德樓”可謂音、義絕佳。而《逍遙游》曰：“……鵬之徙于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巧合得很，陳榮捷出生于南溟，他的博士論文是研究莊子，他最早出版的書也是《莊子哲學》。他就是那只展翅的鯤鵬，從遙遠的廣東南溟里越過高山大河飛到紐約傳道授業，在哥大執教鞭三十年，用中國古人的倫理精神啟迪世人、輝耀世界。從南溟里到墾德樓，他完成了開拓的使命。
陳榮捷是誰？不只是一般讀者，國內甚至專業學者對他亦所知不足，但在海外漢學界，在西方中國哲學和新儒學研究領域，他甚至比馮友蘭、胡適影響力還大。而且陳榮捷在參與和制定美國高校“核心課程”加入中華文明傳統研究上有著重要貢獻。他在海外聲譽卓著，為什么在國內學界少為人知，這個現象，這些年我也一直在思考中。
我關注陳榮捷課題是跟回溯哥倫比亞大學漢學研究史關聯在一起的。哥大漢學系發端肇始于華工丁龍的捐建，其后依托歐美頂尖漢學家的努力和塑造，而在世界漢學領域獨樹一幟：哥大培養過胡適、馮友蘭、金岳霖、馬寅初、許地山等著名哲學家和學者。其老一代漢學家夏德、富路特以及中生代狄百瑞等都是這個學科的翹楚。國內讀者比較熟悉的還有唐德剛、夏志清和董鼎山等人。陳榮捷不是哥大培養的，但他卻跟哥大合作逾三十年，在東亞系教書并傳播中華文明的火種，既填補了空白，也做出了卓越貢獻。
丁龍和陳榮捷，命運在哥大東亞系這個點上交叉
巧合的是，我應邀去廣東參加丁龍國際學術研討會時，發現自己關注多年的陳榮捷跟捐建哥大漢學系的丁龍竟然是鄰縣同鄉：陳榮捷出生在開平南溟里，丁龍出生在臺山千秋里，兩地隔不了多少路程。南溟里，千秋里，詩意的名字間，似乎有種冥冥中的命運關聯。
丁龍出生于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童年飽受戰亂、屈辱和社會動蕩。他到美國做最底層的勞工又遭遇《排華法案》迫害，被逼返國。但他沒有氣餒和絕望，而是把終生積蓄捐給了哥大，希望建立漢學系培養后人了解中美文化。陳榮捷出生于丁龍捐款建哥大漢學系的1901年。頭一年，中國遭受八國聯軍侵略，這些在他童年時肯定感受極深。
廣東最先被列強覬覦和蠶食，卻也受到西風熏染。當地人對西方文化和科技較他處感觸更早，加上又是當時國之富庶之地，所以非常重視教育。幾乎村村有家塾、處處有學堂。教育和傳統催生了大批早期“睜眼看世界”的各方才俊，如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容閎、蘇曼殊、黃遵憲、伍廷芳、唐紹儀、梁誠、吳大猷、詹天佑、陳寅恪、王云五、冼星海等。
陳榮捷祖父是理發匠，父親作為苦力赴美奔命。陳榮捷自幼入讀私塾，后入新式學堂。少年時在香港就讀的陳榮捷，感受到國家敗亡的憂患。他聆聽過孫中山和陳獨秀的講演，也接觸過新思想。父輩希望他長大移民到美國俄亥俄自家的洗衣店和餐館做工，但他卻立意苦學救中國。在香港的中學時代，陳榮捷組織過抗英抗日活動。
丁龍和陳榮捷這一對鄉親的命運，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這個點上相交了。
不期而然地，后輩同鄉陳榮捷承繼并實現了丁龍的一部分夢想。
陳榮捷童年仍是科舉時代，私塾和小學熟讀四書五經為他打下了很好的舊學功底，少年后在香港他又完整接受英文和西學教育。這使他終生可以自如游走在中西之間，且對中西典籍非常熟稔。此外，篤信佛教及民間宗教的母親自小給他灌輸了虔誠的種子，而教會學校出身，又使他對西方宗教各路門徑如數家珍——這樣的功底有著先天的優勢，使他在中西文史哲和比較宗教學方面可以從容出入，并為后來塑造學貫中西哲學家的他起到了水到渠成的效果。
陳榮捷先是在嶺南學院接觸新思想，后到哈佛大學獲中國哲學博士，之后又重返嶺南學院擔任教務長，傳播中西比較文化思想。經過一戰，又逢抗日戰爭前的硝煙密布，中國除了需要科技救國，也需要對傳統文化進行重新評定和審視。這些都在他的思考當中。此后，陳榮捷遠赴夏威夷大學和達特茅斯學院講授中國古代哲學，同時注重研究孔子和先秦哲學。他的優異處不只是在于精通中國古典，還在于他熟悉西方經典及表達方式。
眾所周知，希臘宗教、哲學思想和神話被西方人追溯為祖宗和源頭，并不是因為今天的歐美人能讀懂希臘文，而在于其流傳有序和西方人的自覺擁戴。中國傳統沒有這種被西方人認祖歸宗的條件，那就要尋找一種西方人能夠聽懂的方式來傳播使他們愿意接受。
文藝復興后雖然西方傳教士翻譯了四書五經和其他中國典籍，但那種因好奇心和東方熱驅使的傳播，其影響力僅在象牙塔、文人和趕時髦的圈子里。若想讓中華文明脫掉西方人認為的“異己”和“神秘”外衣，就必須用平實、有效且有教益的人生哲學方式引發歐美學界特別是一般民眾的興趣。陳榮捷找到的支點和發力點是新儒學。他試圖結合傳統西方意識形態來闡釋儒家學說，簡言之，就是把中國古典匯入人類文明的總體經典，做到既不像中國傳統舊式學者那樣刻意強調中國文化的獨特性而自外于西方體系使人誤解；又不像早期西方故意賣弄神秘玄學和“東方性”，窄化和異化中華文明。而要想做到這一點，又必須將中國古代思想納入西方主流學派認可的體系。跨入這個體系的階梯，是獲得進入美國高校基礎課程設置的序列和門檻，很幸運的是，陳榮捷遇到了這種難得的機遇。
陳榮捷在1936年受邀入美任教，不久抗戰全面爆發，其后珍珠港事件發生，對日本和中國研究陡然成了美國學界的熱點。為了理解中日文化，美國大學亟須了解其意識形態根基儒家思想及孔夫子；而這正是陳榮捷的強項。這種形勢下，傳統的漢學研究與新儒學結合不僅有了可能，而且變成了顯學，成了理解中日和東亞文化的鑰匙。
據哥大漢學系主任富路特著文回憶，當年因應戰事需要，哥大原漢學系納入了日本而改名為中日文系。為了更好理解中華文化圈的文明，中日文系開始開設“亞洲主要文明（東方文明I-II）”的特別課程，除了中日語言與文明，該課程還涉及古代近東、撒拉遜世界和印度-伊朗文化。其后中日文系與印度語言與文明系教授合作開設“東方社會歷史和文化的I-II課程”。這些后來被拓展成為哥大獨具特色的“核心課程”的基本內容。
“核心課程”是哥大發起以世界文明經典介紹為目的培養通才教育的高端課，往往需要很多學科教授組團上課。哥大聯絡了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大學，得到全國幾十所大學響應。但是由于這門課程涉及面廣、需要極精銳的師資和大量啃讀等，近十年來美國大多高校已經退出，僅有哥大等少數當年倡導發起學校仍然堅持。
“核心課程”一經推出頓成時髦。但大量高校缺乏懂得漢學和東方學的人才，培養師資特別是翻譯和編寫關于東亞文明的教材成了當時的剛需。陳榮捷趕上了這百年難逢的際遇，有了用武之地。
他的專業是中國古典哲學，而且他是研究孔子和儒學的專家。當年赴美研究中國古典哲學的名家不多，馮友蘭學畢返國，胡適改行從政。陳榮捷在美國成了碩果僅存的不二人選。他自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就在各高校授課、講演并翻譯、編寫教材等，創造了極佳的學術聲譽，為他以后學術上的厚積薄發創造了極好的機會。
找準基點，切入共融
哥大被公認為西方漢學重鎮之一。其漢學系在早期有自歐洲引進一批著名漢學家，其中生代則有富路特、韋慕庭、王際真，蔣彝、夏志清、唐德剛等人；而在思想史上最著名的學者有狄百瑞。陳榮捷與狄百瑞合作卅余年，二人互相切磋、立宗創派，樹立了中美文人相交共同成就的典范。
陳榮捷1948年與狄百瑞相識。那時他已經是常春藤盟校達特茅斯學院教授，享譽美國學界，而狄百瑞方是一個去中國求學的博士生。狄百瑞曾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苦學中、日文，并參軍參戰官至少校，二人在廣州相遇，互相切磋遂為莫逆。其后，狄百瑞在哥大讀完博士后因學業優異,在東亞系教書、做系主任、教務長直至副校長，成為美國漢學研究和新儒學研究的權威和執牛耳者。而陳榮捷在達特茅斯學院榮任人文學院院長，此院下設十個系。這個職位是當時有史以來華人在美國擔任的最高學術職位。
作為華人翹楚和著名哲學家，陳榮捷經常來哥大參加學術活動并被邀為哥大建校200周年講座嘉賓。同時，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和美國著名出版社出版了大量中國古典哲學的翻譯和研究著作。其后30年，他最突出的成就是跟狄百瑞的合作,參與主持哥大新儒學講座并為美國高校培養了大量的中國哲學教師。直到今天，這批教師和他們的學生仍然活躍在美國高教界和人文學科的各個領域。
狄百瑞曾經對陳榮捷做過這樣的評價：“陳榮捷將其漫長的一生都獻給了求道和授道。作為早期在美國開拓亞洲研究的領袖人物，在其去世之前不久，他被亞洲研究協會授予該協會的‘杰出服務獎’。授獎辭稱他是‘就向西方傳輸中國學術傳統而言，無人堪與之匹敵’”。《紐約時報》稱“陳榮捷博士是哥倫比亞大學的亞洲哲學領軍學者”。這些都是對陳榮捷的恰切評價。
陳榮捷一直思考的都是怎樣推廣中國哲學，他把這個理念也貫徹到跟狄百瑞的合作和教學中。他用通俗的方式，從激發西方人對中華文明的百年好奇心開始，來討論中國人意識形態形成，民俗信仰的根源、科舉選士制度等西方人特別感興趣的課題，進而不斷引向縱深。
除了研究外，陳榮捷最大的貢獻,在于通過翻譯精準地傳播和闡釋中國儒家思想，他翻譯過《道德經》《近思錄》《傳習錄》《北溪字義》《六祖壇經》等經典著作。他的翻譯不僅是譯文,更是匯評匯注匯校和闡釋的結合，在西方有極高的聲譽。其英文學術論著有《莊子哲學》《現代中國的宗教傾向》《老子之道》《朱熹對老子的評價》《王弼〈老子注〉》《中國哲學綱要與注釋書目》《朱熹與新儒家》等，他所主編的、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古代哲學資料匯編》，以及他跟狄百瑞等合作、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傳統之本源》等，更是這一學科幾十年來公認的經典和教科書。他在晚年出版的大量中文著作，也不勝枚舉。
“讓中國哲學說中國話”
除了繼續翻譯和撰著英文著作外，此期陳榮捷用中文撰寫出版了《朱子門人》《朱學論集》《朱熹》《朱子新探索》《近思錄詳注集評》《新儒學論集》和《宋明理學之概念與歷史》《王陽明傳習錄詳注集評》《王陽明與禪》等著作。甚至在85歲高齡后，陳榮捷還新作迭出，廣采西方資料以及日、韓資料，從歷史的脈絡觀察思想發展，哲學史家陳來曾評價：“陳榮捷先生是20世紀后半期歐美學術界公認的中國哲學權威，英文世界中國哲學研究的領袖，也是國際漢學界新儒學與朱熹研究的泰斗。”
在研究方法上，陳榮捷創建了一條承先啟后的道路。用一句話來概括，其核心思想就是他一生踐行“讓中國哲學說中國話”。在他以前，中國古代典籍翻譯，特別是17世紀以降的翻譯多為傳教士作品。他們往往以西人口味傳譯中國古代經典，用西方宗教概念和術語轉譯古代中國哲人著作，造成了很多混亂。陳榮捷決定以正確迻譯和釋義基本定義入手來匡正亂源。陳榮捷相信讀再多的食譜也不如親自品嘗一口美味。所以他認為忠誠和信實的翻譯是最重要的第一步工作。針對西方人對幾千年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一頭霧水，作為開拓者，陳榮捷從源頭厘清線索，綱舉目張，以先秦諸家介紹入手，然后以儒家引領各派，做到條理清晰引人入勝。
以譯融釋、譯釋結合，關于最后這個點，值得多說幾句。文藝復興以來，西方翻譯中國古代哲學著作和宗教典籍往往借用一種“適應西方”的方式呈現，即套用西方概念來翻譯中國古代哲學并以為這就是融入西方本土化、通順和“雅”的秘訣。因此，在翻譯中國古代哲學和宗教概念時，往往套用西方現成宗教或哲學術語，但這種“化”的過程卻犧牲中國先哲原意。如“仁”“孝”“緣”“義”等概念，西方早期譯者乃至中國學者翻譯時都有這種削足適履現象。陳榮捷則認為，中國古典哲學中有些概念是中國獨有的，無法用西方哲學或宗教術語來套譯。因此，如果沒有現成詞匯可代替就不應該借用既定詞語或因詞害義，而應該采用譯釋的方式來呈現。比如“仁”這一儒家思想關鍵詞在西方術語中沒有對應語，早期的西方傳教士為證明中國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教義存在一致性，將之替換為love, benevolence, goodness,humanity or human heartedness（愛、善、美德、人道或人性）等承載著基督教教義的術語來呈現。陳榮捷認為“仁”代表了人天性中內在的一種處世原則，沒有一個英語單詞可以充分表達“仁”的復雜含義，因此他譯“仁”為 humanity并使用譯音Jen進行輔助表達。他寧可“硬譯”、犧牲優雅也要反對同化，堅持傳達先哲的原義。
陳榮捷在翻譯中國哲學文獻時恪守“有詞必釋，有名必傳，有引必溯其源”的原則，將自己對中國哲學的精準理解與翻譯融為一體。在竭力避免用西方哲學的理論框架去理解中國哲學方面，他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展翅的鯤鵬，越過了高山大河
哥大處處留存著陳榮捷的信息。為了挖掘更多的史實，筆者希望有緣采訪他的同事、學生或第一手資料持有者并尋找了他的口述自傳、回憶錄和年譜以及各種回憶資料等。沒想到從他家鄉傳來喜訊：陳榮捷的長子就住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附近，而且存有大量陳榮捷的一手資料，包括相冊、信息、家族資料等等。他的長子陳樂怡也是位名人，他畢業于達特茅斯學院并獲哈佛大學建筑學博士，是著名建筑師貝聿銘的伙伴同事。他曾經主持設計中國農業科學院國家種質庫，并設計北京大學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等重大建筑項目。
當我叩響了陳樂怡先生的家門，90多歲的老人深情回憶了陳榮捷的學術和自己的成長往事，并告訴我陳榮捷在哥大教書時常居住在他的公寓，所以這里也算是陳榮捷在曼哈頓的“故居”。
陳樂怡還告訴了我不少他們的家族往事和陳榮捷未為人知的珍聞。他告訴我陳榮捷生活在一個空前大變革時代，那種社會動蕩氛圍使他的成長充滿了矛盾。陳榮捷自幼是個孝子，但他到了中學馬上接受新思想，發表《打倒孝道》并寄給父母。他不但自己抗婚、退婚，還幫助姐姐抗婚逃婚。五四運動時他上街游行并當選學生領袖。那時候他打倒孔家店，后來卻以宣揚孔子精神作為終生事業。
陳樂怡認為父親從小就有大志。陳榮捷家上一輩和兄長在美國俄亥俄州有洗衣店和飯店，家人曾想安排他少小赴美打工賺錢，這在當時是一般人家的發財夢。但少年陳榮捷堅決拒絕這條路，非要苦讀詩書。在少年時代，他在新學堂里拼命吸收新知識，愛音樂、愛演戲，宣揚救國圖存而且熱心公益。在美國，陳榮捷雖然已經算是成功人士，但仍律己甚嚴且對子女和家人要求嚴格，甚至到了90多歲，陳樂怡還記得父親在童年時告誡他們是鎮上的唯一中國人家，他們的一言一行都代表著中國。
陳榮捷的家風影響深遠，其孫兒陳光明不只是一個成功的企業家，而且是美國嶺南基金會董事長，他非常關心家鄉教育，并資助和支援慈善事業，也在做著促進中美文化交流的工作。
哥大東亞系坐落在學校風水最好的地方Kent Hall，漢學家夏志清根據發音給這座樓起名叫“墾德樓”可謂音、義絕佳。而《逍遙游》曰：“……鵬之徙于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巧合得很，陳榮捷出生于南溟，他的博士論文是研究莊子，他最早出版的書也是《莊子哲學》。他就是那只展翅的鯤鵬，從遙遠的廣東南溟里越過高山大河飛到紐約傳道授業，在哥大執教鞭三十年，用中國古人的倫理精神啟迪世人、輝耀世界。從南溟里到墾德樓，他完成了開拓的使命。
本文鏈接：陳榮捷 海外中國文化傳播的開拓者http://m.lensthegame.com/show-6-1421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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