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胡慧茵 廣州報道
越來越多外國人進入日本“打工”。
近日，日本厚生勞動省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10月，在日本工作的外籍勞動者數量首次突破200萬人，達到204萬，比前一年增加約22萬，增幅12.4%。自2013年起，連續11年創新高。
外勞輸入逐年增加，與日本國內的少子化危機緊密相關。日本厚生勞動省數據，2023年1-9月的出生人數（包括外國人在內的速報值）為56萬9656人，同比減少5.0%。而在此之前，日本的總和生育率已經連續7年下降。
日本少子化危機警報拉響，日本政府不得不做好兩手準備：一是祭出一系列促生育的政策；二是松綁引進外籍勞動力的政策限制，以解決用工荒的問題。
全國日本經濟學會常務副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原副所長張季風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日本外籍勞工人數創新高，從短期視角看，根本的原因是日本經濟從疫情中恢復，有足夠多的崗位，而此時又面臨國內勞動力不足，因此日本國內會選擇擴大招聘外籍勞動者。不過他表示，利用外籍員工來補足勞動力，肯定是日本未來解決勞動力不足問題的途徑之一，但不會成為主流。
然而，日本嚴峻的少子化老齡化形勢引發了擔憂。有分析認為，日本少子化老齡化程度深重，可能會使其經濟活力和創新力不足。那么，日本政府當下的這些措施，又能為其解多少愁？
日本少子化形勢嚴峻
日本少子化問題似乎呈現加速惡化的跡象。
2023年1-9月，日本新生兒出生人數同比減少5%，新婚夫妻數量減少4.4%。日本綜合研究所以此為基礎進行推算，如果按目前的趨勢發展下去，預計2023年日本出生人數將比前一年減少5.5%，降至72.9萬人左右，是開始統計以來的最低。對于人口出生率低，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王佳認為造成的原因是多樣的。他向記者表示，這些原因包括經濟壓力增加、女性就業率提高、婚育觀念改變，以及年功序列等勞動市場制度的轉型未能取得成功等。
更讓人擔心的是，日本已經無法走出人口“負增長”時代。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的數據顯示，2022年日本的總和生育率為1.26，低于此前一年的1.3。總和生育率是指平均每對夫婦生育的子女數，每對夫婦生育2.1個子女，才能維持上下兩代人數相等，因此國際上通常以2.1作為人口世代更替的水平。不過從數據來看，日本總和生育率數據已經遠低于全球人口世代更替的平均水平。
上海問題研究院東北亞研究中心主任蔡亮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日本人口負增長似乎已經變成了不可逆的趨勢，人口缺口也越來越大。”
持續多年的少子化問題始終困擾著日本政府。為此，日本也從未停止過“催生”。此前，岸田政府曾表示，接下來6到7年是扭轉出生率下滑的最后機會。他警告，年輕人口比重快速下降會導致經濟萎縮并影響社會保障。同時，他還承諾要推出“史無前例”的刺激政策，以應對少子化危機。
從具體的措施來看，日本先從解決“錢”的問題著手。此前，日本政府提出的草案顯示，在2024~2026年度的三年集中應對期內，將每年投入約3.5萬億日元的追加預算。當中包括發放生產補助金、給兒童發放補貼、擴大范圍支持所有兒童的教育，以及加強對殘疾兒童和需要醫療護理兒童家庭的支持。
在給兒童發放補貼方面，針對0歲至3歲兒童，每月每人發放1.5萬日元；3歲至高中畢業每人每月發放1萬日元；對多孩家庭的生活補助適當提高，第三個及之后的孩子每人每月給付3萬日元。此外，日本政府還在高等教育費、住宅保障方面出臺了相關的優惠政策。
為進一步提高生育率，日本制定了“加速計劃”政策，在未來3年內集中采取措施，從成本、教育、職場、財政四個方面入手以期破局，除了加大對兒童的補貼力度，還著力打造“媽媽友好型”職場，確保女性在就業和家庭中得到平等對待和保護。
不過，外界有質疑稱，在確保財源方面，岸田政府并未給出具體方案，只是提出新政策的財政資金將由包括企業在內的整個社會共同承擔。
瞄準外籍勞動力
在日本公布的人口數據中，住日本外國人數和外籍勞動者數量均創新高，成為數據中的一抹亮色。
日本出入國管理廳顯示的在日外國人統計數字，截至2023年6月，在日本長期居住生活的外國人有322萬3800人，比2022年底增加14.86萬人。當中，大部分外國人持有日本永住資格，第二多的是以技能實習簽證在日本工作生活的外國人。有統計顯示，伴隨疫情消退日本政府重新開放國境和放寬疫情管控措施后，持有技能實習簽證的外國人增加了10%。
事實上，外勞也成了補充日本勞動力的重要途徑。2023年，有消息指日本政府應業界要求，準備在2024年放寬條例大量引進外國勞工，可能會把發放長期居留準證的行業領域從目前的3個大幅增加到12個，擴展的領域不少與旅游業和技術型行業相關。
在少子老齡化的趨勢下，日本政府吸納外籍勞動力的舉措其實也是未雨綢繆。據獨立智庫日本瑞可利職業研究所（Recruit Works Institute）此前發布的研究顯示，預計從2027年起，日本勞動年齡人口將迅速下降。報告稱，盡管勞動力需求保持穩定，但日本2040年的勞動力供應預計將比2022年減少約12%；預計到2040年，適齡勞動人口將比2020年銳減20%至5980萬。
蔡亮向記者表示，其實日本早已有制度吸引外籍勞工，例如研修生、技能實習生制度等，“雖然日本民眾對外來移民的接受程度還有待提高，但還是可以看到外來人口的數量正不斷增加，現在的日本社會正變得更多元化。”
以2023年數據來說，若按國籍劃分，在日本工作的外國人中越南人最多，占總數的25.3%；其次是來自中國和菲律賓，分別占19.6%和11.8%，來自尼泊爾的人數占7.1％。按職業類型劃分，在日本工作的技能實習生人數實現了三年來的首次增長，增加了20.2%。報告還顯示，日本小公司更傾向于雇傭外國員工，在31.9萬家雇傭外國員工的企業中，約五分之三的公司員工人數不超過30人。
“如今越南籍勞工的數量已超過中國籍勞工，主要原因是中國經濟發展，工資水平提高，使得在日本務工的工資收入失去競爭力。另外，中日關系等非經濟因素也影響了中國人赴日務工的意愿。”至于小企業更傾向于招聘外籍勞工，張季風認為，主要是因為小企業數量眾多，人事管理較為寬松靈活，相比起豐田等大企業招聘的流程更為簡單。日媒數據顯示，日本中小企業超過300萬家，占日本企業數的99%以上。
在蔡亮看來，中小企業傾向于招聘外籍員工還為了節省成本。他表示：“很多小企業實際上是零部件工廠和專門零件廠的下游，若要降低成本，最有效的舉措就是減少人力成本，最有效的途徑就是招聘更多外來勞工。從成本來說，招聘外來務工所花費的成本肯定要比日本正式員工，甚至是派遣員工的工資低不少，而且外來務工們一般更加吃苦耐勞，也能獲得日本雇主的青睞。”
除了吸納各國技能實習生，日本政府還專注于吸引外國高端人才。2023年，日本法務部宣布將大幅擴大專門學校留學生就業機會。同年4月，日本出入國在留管理廳發布公告，面向外國人新增設的“特別高度人才制度”正式開始實施，該制度規定，只要滿足特定條件，只需1年就可以獲得日本的永住資格。
日本政府在穩固勞動力方面雙管齊下，一邊吸納外籍勞工補充本地勞動力，一邊松綁簽證制度吸引高端人才。只不過，受訪專家對日本政府的做法還存有疑慮。
王佳向記者表示，長期來看，日本吸引更多外籍勞工補充勞動力能否成功，還需要考慮日本社會對外籍勞工的接受程度。日本社會傳統上比較保守，對外籍勞工的接受程度相對較低。如果日本社會不能充分接受外籍勞工，外籍勞工的流動性會增加，難以長期穩定地為日本提供勞動力。另外，若日本經濟衰退，外籍勞工的流入也會減少。
暨南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院院長馮帥章也持相近的觀點。他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雖然吸引外國勞工是日本勞動市場的趨勢，但也面臨阻礙，“因為日本本身是單一民族國家，不像其他移民國家，它在吸引外籍人士方面是比較謹慎的，所以在引入外籍人士的政策開放度也不算高。日本因為老齡化程度越來越嚴重，適度在移民方面放寬限制也是不得已而為之。但是僅靠移民政策的調整是無法解決老齡化問題的。”
馮帥章還稱，日本的“特別高度人才制度”對于吸引人才不會有太大的成效，因為本身這個計劃門檻較高，而且日本想要吸引的高端類人才并不只有日本正在爭搶，幾乎所有主要經濟體都在爭搶。
“銀發族”退而不休會否影響國家創新力？
近年來，日本的老齡化特征日益凸顯。
據日本總務省的人口統計數據，日本65歲以上老年人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達到29.1%，再次刷新該國歷史紀錄，為世界第一。
在少子老齡化的趨勢下，日本國內就業的老年人再創新高。日本政府就業中心的數據顯示，過去10年，尋求就業的65歲以上年長者人數增加了一倍多。日媒報道，東京池袋區的就業中心設有專門為老年人服務的柜臺，柜臺每天會迎來逾百名求職者，許多已經七、八十歲。
據統計，2023年日本老年就業人口達912萬，該數據連續19年增加并刷新歷史紀錄。日本老年人就業率為25.2%，在主要發達國家中處于高水平，老年人在全體就業者中所占比例為13.6%，即每7名就業者中就有一名老年人。
在王佳看來，在日工作老人數量創新高，對經濟積極和消極的影響都十分凸顯。他向記者表示，日本老人就業，一方面是緩解勞動力短缺；其次是傳承經驗，工作的老人擁有豐富的經驗和知識，可以為年輕人提供指導，促進經驗的傳承。但是，不能忽視當中的負面影響，一是降低生產力，與年輕人相比，老人的身體素質、精力、創新能力普遍減弱，生產力較低；二是削弱創新力，老人的思維方式和認知習慣相對保守，可能不利于創新。
這些擔憂并非沒有道理，近年來，日本傳統企業遭遇危機，日本制造業巨頭東芝退市，相機領軍企業奧林巴斯退市賣身，夏普、富士通等出售資產。與此同時，日本國內的創業也不活躍。截至2023年第一季度，在全球的1026只獨角獸中，日本只有6只，主要原因包括風投稀少、創業難度大以及日本年輕人普遍缺乏創業意愿。
“日本的獨角獸企業一直很少，因為老齡化社會下，日本的冒險精神以及企業家精神都存在不足。”蔡亮認為，老齡化社會的影響要從兩個角度來看，一是日本的社會養老值得稱道，二是因為知識結構很早成型了，人們對新事物的接受度不夠，而這將不利于社會創新。
從聯合國的世界知識產權合作組織（WIPCO）公布的“全球創新指數”來看，2023年日本排在第13位，低于韓國（第10位）和中國（第12位），而2007年的時候日本則僅次于美國等排在第4位。
不過，也有專家認為，老齡化并不會成為日本創新發展的局限性因素。
馮帥章表示，人口是經濟活動的基礎之一，不過影響經濟活動的因素并不止有人口因素，并不能說人口年輕創新能力就一定更強，“日本在科技方面的投入不少，雖然它是人口年齡結構比較老化的國家，但同時它也是非常成熟的發達經濟體，因此人口老齡化只是影響日本的創新能力的因素之一，并非決定性因素。”
張季風也認為，年輕人口多寡會影響日本整體的經濟活力，但這無法決定其創新能力，因為創新往往是少部分精英的創新，年輕人總量的下降并不一定等于青年精英數量或研發人員數量的絕對減少。
日本總務省以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調查結果顯示，2021年日本的大學研究開發費用是2000年的1.2倍，基本處于持平狀態。
為了提高日本的創新水平，近年來，日本政府積極致力于構建國家創新體系。2021年，日本政府制定了2021年度至2026年度的五年科學技術政策方針“第6期科學技術與創新基本計劃”，計劃提出將日本政府的研發預算總額提高到30萬億日元的目標。而在政策端，2022年，日本宣布要將東京打造成亞洲最大的創業中心，要將創業投資額在5年內增長10倍，在10年后達到10萬億日元，初創企業數量要達到10萬家，獨角獸企業要從6家增加到100家。
在日本老齡化日益凸顯的背景下，王佳認為，日本政府需要采取措施，幫助工作的老人保持良好的健康和工作狀態，充分發揮他們的積極作用，減少消極影響。他認為，老齡化是否會削弱日本經濟的創新力取決于工作的老人是否能夠保持創新的思維和能力，“如果工作的老人能夠不斷學習新知識，接受新挑戰，那么他們仍然能夠做出貢獻，促進經濟的創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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