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教育大會上的重要講話指出，要“強化校企科研合作，讓更多科技成果盡快轉化為現實生產力”。以優化產學研合作環境，促進技術創新和先進知識轉化為高質量的實際應用，對于提升高等教育的社會服務能力具有重要意義。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中，提出了多項科技成果轉化工作的相關改革措施，涉及技術轉移體系建設、概念驗證、中試平臺、產學研合作、技術經理人、賦權改革等多方面，同時強調發展新質生產力，高度重視科技創新。
近年來，政府、高校、企業、金融機構等多方共同發力，積極推進產業鏈、創新鏈、人才鏈、資金鏈深度融合。2021年9月，教育部、科技部啟動首批20所高校專業化國家技術轉移機構建設試點工作。2024年9月，教育部、江蘇省共建全國高校區域技術轉移轉化中心，探索高校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新范式。高校作為科技創新的前沿陣地，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但在科技成果轉化方面還存在不少薄弱環節，還需探索有效方法，持續創新科技成果轉化服務模式，積極推動高校產學研合作新生態的建設與優化。
聚焦創新源頭，建立中國高校商業化驗證體系
我國高校科技成果轉化還面臨著科技成果成熟度不高、“不好轉”的問題。從創新源頭來看，對創新概念、基礎研究成果缺乏有組織的、重點明晰的轉化驗證，影響著我國高校與科研單位的科技成果轉化，以及科技對產業支撐作用的發揮。
科技成果供給側改革是深化科技與金融、產業深度融合的關鍵。技術成熟度目前按國際慣例分為1—9級，高校科技成果技術成熟度目前集中在7級之前且呈低成熟度分布。隨著市場環境等因素的變化，投資機構開始調整其投資策略，逐漸關注這些技術成熟度較低但具有較大市場潛力和增長空間的科技成果。但這些存量巨大的低成熟度成果大都有邊界條件不清晰甚至初始條件缺失等風險，而投資機構對這類早期科技成果不具備大規模遴選能力，因而投資意愿不高。這就給科技成果的產出方提出了新的命題，即加強科技成果供給側改革。
概念驗證是科技成果供給側改革的破題關鍵。概念驗證能通過初始概念驗證、實驗室項目驗證、中試和熟化驗證、市場化公司驗證4個階段，[1]將研究人員的創意或成果轉化為可初步彰顯其潛在商業價值的技術雛形，并對那些不具備商業開發前景的設想加以淘汰，從而降低預期風險、判別技術可行度、提高成果價值、吸引市場投資，提高科技成果轉化效率。鑒于科技成果需要逐級熟化，科技成果供給側改革應聚焦于基數較大的1—3級成果，使其逐漸具備相應的投資價值并能激發創投基金的投資熱情。目前，通過概念驗證手段推動1—3級科技成果商業化的模式已在西方各國大規模推廣且成效顯著，有效彌補了高校研發成果與可市場化成果之間的空白。我國也廣泛開展了大量基于市場需求和資本驅動的高校科技成果供給側改革創新示范。近年來，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印發國家技術轉移體系建設方案的通知》，科技部、教育部出臺的《關于進一步推進高等學校專業化技術轉移機構建設發展的實施意見》，均提出要開展概念驗證工作。北京、上海、廣州、深圳、蘇州等10余座城市發布了與概念驗證相關的政策文件，清華大學、西安交通大學、浙江大學等高校也率先開始探索建設概念驗證中心，高校對創新概念的可行性和轉化風險等的驗證意識與能力逐漸提升。
打造基于概念驗證的中國高校成果商業化驗證體系，打開成果轉化創新的新局面。對照發達國家“科技創新—金融資本—產業承載”的健全鏈條，我國目前主要面臨兩個核心問題。一是大量1—3級科技成果不具備轉化條件；二是科技金融、產教融合機制尚不健全，故不能照搬國外的概念驗證中心模式，而應該通過深度分析國際科技成果轉化模式，充分理解概念驗證底層邏輯，進一步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高校成果轉化模型，打造中國高校成果商業化驗證體系。以2018年西安交通大學建立的全國高校首個概念驗證中心為例，第一階段效仿國外概念驗證中心模式，探索發揮政府引導資金和政策性科創基金作用。第二階段建立中國高校成果商業化驗證“2+4模型”，“2”是指高水平研究員、高門檻新技術兩項科技成果的初始條件，“4”是指商業認知、應用場景、產品迭代和團隊合作4項科技成果的邊界條件，以此對高校科技成果進行標準化、批量化的專業化遴選和商業化驗證。第三階段基于線下工作取得的初步成效，探索“線上概念驗證新模式”，引入區塊鏈技術加以溯源，建成了全球首個概念驗證線上平臺，為科學家創業團隊賦能，以較低風險和成本兼顧轉化效率，幫助科技成果基于市場需求和應用場景實現最小可行性產品的商業化驗證，進一步提高驗證效率。第四階段建立“分布式概念驗證系統”，充分利用高校現有實驗室、工程中心硬件設施基礎和設備共享平臺，建立軟硬環境相結合的分布式驗證系統，同時完善驗證體系的投入產出商業化閉環，將有限的政府公共投入的市場作用最大化發揮。
聚焦科技金融缺失環節，打造早期創投生態
在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引領下，圍繞“緊扣發展、深化改革、強化激勵、擴大開放”的基本原則，構建符合我國高校的早期創業投資生態，是促進“四鏈”深度融合、加速形成新質生產力的必由之路。
當前，高校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存在多方面融資困境，具體表現為：一是技術可交易性差，導致投資者“不敢投”。高校早期科技成果存量規模大且開展成果轉化前缺乏系統梳理，成果好壞都在“一個籃子里”，容易造成資源的占用、濫用。加之技術信息不透明、交易過程不公開，導致技術在合作洽談環節會反復經歷盡職調查過程，影響科技成果轉化效率。二是融資渠道較少，導致投資者“不愿投”。從融資角度來講，雖然國家不斷引導要“投早、投小、投硬”，各方投資機構在思想上達成了共識，但在行動上依舊謹慎保守，對早期科技成果的包容性和友好性差。此外，從實際對接的金融機構情況來看，僅有一些政府科創基金、種子基金、天使基金會關注早期科技成果，但保持觀望態度者居多，能夠做到“扶上馬、送一程”的資本少之又少。從債權融資角度講，目前銀行的信用貸款、抵押貸款等產品，對初創企業的現金流、凈資產等均有明確要求，可貸款額度與企業實力正相關，對于一些創業初期的科研人員來說也不是很友好。
為充分發揮科技金融作用，催化科技、人才資源轉化為實際應用成果，政府、高校、企業、投資機構等多方主體應相互協作、共同發力，搭建一個適合高校早期科技成果轉化的創投生態。政府通過戰略引導、框架指導、政策扶持等方式，充分發揮引導作用和全面支撐保障作用。高校作為創新端，通過平臺開展概念驗證，將早期科技成果轉化為優質的投資項目，并通過做強創新驅動，激活資本投入，積極推動創新項目的商業化進程；與孵化器、產業園區深度結合，共建集“眾創—轉化—孵化—加速—產業化”功能于一體的科創項目培育模式。企業作為產業端，通過需求牽引創新變革，激發資本活力；投資機構作為資本端投資加速成果轉化，推動產業做大做強。高校技術轉移中心則在多方協作中發揮集聚優勢資源的作用，協調政府基金、社會資本和創投聯盟等資源，打造科技金融矩陣，為科創項目提供全生命周期的融資服務，助力項目從初創階段走向成熟。
聚焦產業賦能提升環節，打造技術轉移網絡
當前技術轉移工作依然面臨區域間創新資源分布不均、供需對接不暢等問題。堅持市場導向，以產業需求為核心，構建高效協同的技術轉移網絡，推動創新要素跨區域流通，是提升高校科技成果轉化成效的基石。
推動供需精準對接是實現產業賦能提升的前提。無論是科技成果轉化還是產學研合作都無法脫離市場獨立開展。充分了解和掌握產業發展的實際需求，實現供需精準對接，有助于實現資源的高效配置。對于高校來說，亦能夠引導專家教授有組織地開展科研活動，推動產學研深度融合。例如，西安交通大學國家技術轉移中心聯合包頭、中衛、寧波、日照、清遠等地科技主管部門開展“科技體檢”專項活動，通過主動上門梳理企業在發展過程中的需求與難題，為企業導入相關資源，精準識別產業存在的短板與不足，在為產業發展提供針對性建議的同時也可促成開展相應研究的高校與企業進行聯合研發，強化校企科研合作。
因地制宜開展科技服務是實現產業賦能提升的保障。不同地區的產業結構、資源稟賦、經濟水平存在顯著差異，同一地區不同級別的行政區在發展重點和支持政策上也明顯不同。因此，開展科技服務切忌“照本宣科”“拿來主義”，而是需要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尊重不同地區科技需求、技術應用和發展方向的多樣性，在充分了解當地發展的基礎上提供符合區域特色的、極具針對性的服務方案。為此，技術轉移機構還需將服務觸手下沉至全國各地市，通過設立1個地市分中心、N個區縣工作站、提供X項專業服務的形式，建立起包含“市級技術轉移中心+區縣工作站+龍頭企業工作站+領軍企業創新聯合體+飛地孵化器+成果轉化基金”的立體聯動地方產業賦能平臺。通過平臺將服務范圍橫向拓展、內涵縱向延伸，將科研團隊創新活力與市場應用前景有效對接，深入開展科研攻關和成果轉化。
推動創新要素跨區域流通是實現產業賦能提升的重要支撐。不同地區之間產業資源、科技創新資源等往往發展不均衡，地理界限和行政隸屬的約束限制著區域各要素自由流通。因此，建設技術轉移核心節點就顯得尤為重要。尤其是對于經濟體量偏小、產業支撐不強、轉型困境明顯的地區來說，亟須打破創新資源區域壁壘，縮小區域發展差距。加強技術轉移節點建設，打造區域間協同網絡，在促進信息流、資金流和技術流等跨區域交換，促進產業協同發展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高校應當持續創新服務模式，通過與地方共建“雙飛地”孵化器，在高校設立“地方政府飛地孵化器”，在地方設立“高校離岸孵化器”，探索實踐“飛地創新、離岸孵化、回遷發展”的創新要素流通新模式。
聚焦人才隊伍保障，搭建“三位一體”的技術轉移轉化隊伍
《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提出要“加強技術經理人隊伍建設”。技術經理人等技術轉移轉化人才在科技成果轉移、轉化和產業化的多個環節中發揮著紐帶作用。為了較好地解決高校科技成果“不會轉”的問題，技術轉移轉化人才隊伍還需要進行更加標準、規范、專業的建設。
加強技術轉移轉化人才篩選的精細度和培養力度。技術轉移轉化的核心在于技術的有效傳遞和應用。這要求技術經理人必須具備深厚的技術功底，能夠準確理解技術原理、掌握技術細節，并有能力解決技術轉移過程中遇到的各種難題。除了技術能力外，技術經理人還需要具備市場洞察力、商業談判技巧、項目管理能力、溝通協調能力等多方面的綜合能力。這就造成技術經理人的培養工作存在門檻高和周期長的特性。加之當前技術轉移轉化工作激勵機制不完善，難以真正留住高水平人才。因此，要想成功打造一支專職、專業化的技術轉移轉化人才隊伍面臨諸多挑戰，還需通過“人才畫像”選人、“賽馬模式”用人、“事業+待遇”模式留人等手段，加強技術轉移轉化人才篩選的精細度和培養力度。
加強技術轉移轉化人才隊伍專業化、職業化發展。據科技部科技評估中心發布的《中國科技成果轉化年度報告（高等院校與科研院所篇）》，截至2023年底，高校院所專職從事科技成果轉化的人員近1.79萬名。技術轉移工作涉及知識面廣且應用性強，目前多數技術轉移從業人員將技術轉移轉化工作簡單地等同于一般經紀人工作，僅停留在促銷、洽談等淺層次階段，而對于深入洽談、簽訂合同、合同實施及項目建設等深層次工作卻缺乏專業能力、難以深度參與。加之當前技術轉移轉化人才評價體系尚不完善，培養體系尚不健全，技術轉移轉化人才隊伍呈現多而不優的特征。如果技術轉移轉化工作者缺乏專業評價能力，無法高效判斷成果能否轉、怎么轉，往往采取高頻次的對接來謀取成功概率，不僅影響轉化效率，容易造成資源浪費，同時也消耗著企業和科研機構對技術轉移轉化工作的信任。為加強技術轉移轉化人才隊伍專業化、職業化發展，可通過分類培養的方式，化繁為簡。一是立足科技成果轉孵化全鏈條，培養技術經理類技術轉移轉化人才，專職服務于高校科研團隊和創投機構，提供“挖掘—培育—推介”精細化服務；二是圍繞科技賦能產業提升，培養產業經理類技術轉移人才，專職服務于地方政府及科技型企業，提供“關鍵技術攻關+共性技術研發+前瞻技術布局”多元化專業服務；三是聚焦科技型企業孵化，培養投資經理類技術轉移轉化人才，提供“項目梳理—投融資對接—產業資源導入”個性化服務。通過組建職能各有側重、相互銜接的技術轉移轉化人才隊伍，為產學研合作新生態建設起到支撐保障作用。
科技成果轉化是一個系統性工程，涉及多個環節和眾多參與主體。科技成果轉化工作專業性極強，成熟度等級不同的項目，所需要素大相徑庭；同一成熟度等級的不同類型項目，要素匹配模式也不盡相同；不同類型產業需求要素相去甚遠，不同層次產業需求要素匹配模式也迥然不同。因此，要堅持“按需匹配”“對癥下藥”，在高校科技成果轉化工作中堅持知行合一，在實踐中深化理解、精準施策，實現從理論到實踐的深度融合，方能破解產學研合作知易行難的困境。
參考文獻：
[1]許強，分階段體系化概念驗證是科技成果轉化的“牛鼻子”[J].中國軟科學，2024（3）.
（作者單位：西安交通大學國家技術轉移中心）
責任編輯：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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