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教育部在《關于“十三五”時期高等學校設置工作的意見》中明確，我國高等院校總體上可分為研究型、應用型和職業技能型三大類型。其中，應用型高等學校主要從事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本科以上層次應用型人才培養，并從事社會發展與科技應用等方面的研究。
然而，近年來，各地大學類型層次“同質化”傾向比較明顯，一定程度上還存在“千校一面”、盲目攀高的現象。有些應用型大學一味追求大規模、綜合性、研究型的發展定位，人才培養趨同、資源配置重復，辦學特色不明。
應用型大學怎樣才能走出一條特色之路？就此，被譽為“全國應用型標桿高校”的大連東軟信息學院校長郭權在接受《中國科學報》獨家專訪時表示，“只有定位不模糊，方向堅定，才能走出自己的特色之路。”
郭權。受訪者供圖
“皮變了，餡沒變，轉型就會失去特色”
《中國科學報》：您如何理解應用型高校的內涵？它和研究型高校之間是怎樣的關系？
郭權：從高等教育角度講，應用型和研究型高校并不是按照高端和低端來劃分的。目前，研究型高校更多集中于基礎研究，服務于社會的創新發展。而應用型高校培養的人才則主要進入制造業，與許多“卡脖子”技術應用息息相關，比如芯片、智能制造等。一定程度上，這兩種類型的高校是相互補充的，研究型高校的研究方向應該包含應用型高校在實踐過程中面臨的一些瓶頸問題，并加以思考解決，而問題解決后又能推動應用型高校進一步發展。
《中國科學報》：當下，許多高校正在向應用型高校轉型，卻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千校一面”、盲目攀高的現象，對此您認為原因何在？
郭權：首先，我認為轉型最重要的是思維和意識方面的轉型。許多綜合型大學想轉型，實際上內心是“糾結”的，一方面想貼近社會需求，打造應用型人才，另一方面還是想繼續做學術型研究，沿襲之前擅長的領域，所以在學生培養目標、課程設置、教師資源方面沒有實質性的變化。其實本質就是“皮變了，餡沒變”，那轉型就會失去特色，不符合應用型高校建設的真正要求。
《中國科學報》：作為一所特色鮮明的應用型大學，貴校有何經驗可以分享？
郭權：大連東軟信息學院（以下簡稱東軟學院）從2000年建校伊始，從來沒有想著要做研究型高校，定位就是要打造一所應用型高校，從沒有過任何“搖擺”。
我們學校一直秉持著一個理念，即“教育創造學生價值，學生創造社會價值”。我們的中心任務就是發展學生的能力，提高人才的培養質量，能夠讓學生找到滿意的工作，能夠為地方經濟發展做出貢獻。
在我看來，應用型高校要想特色鮮明，要注意兩個方面。一是學校定位要明確。以國家政策為導向，以培養國家緊缺的產業人才為目標，由此，學校的發展方向、人才培養目標也就會相應清晰，才能培養出符合就業市場要求的學生。應用型高校很重要的一點是要有定力，要把自己的定位和發展方向做好。
二是人才培養要有特色。以我們學校為例，在信息技術快速發展的大背景下，人工智能、大數據、虛擬現實等新興技術發展勢頭強勁，急需培育能夠解決“卡脖子”的應用型技術人才。我們有70% 以上的學生都在信息領域相關主體專業深造，做的都是工科方面，較少發散到其他類型的學科。
現在許多應用型高校，不只是應用型定位搖擺，在專業特色方面也沒有發揮出自己的特長。在我看來，應用型大學不能想著把學生培養成通才，而應該是專才，在學科基礎知識比較扎實的前提下，能夠快速適應產業發展的要求。
將“被動”定制變成“主動”定制
《中國科學報》：應用型高校要服務經濟社會發展，怎樣才能做到將人才培養與社會需求接軌？
郭權：東軟學院的大背景是從東軟集團里孕育出的一所高校，所以我們有內在的企業基因，非常重視校企合作，和企業一起成長。這是我們的生命線，也是我們跟傳統高校最大的區別。
建校之初，我們就發現在企業需求和高校人才培養之間存在著“斷裂帶”，高校培養出來的人才并沒有完全契合企業的需求。發現這一點后，東軟學院要做的就是對培養的人才進行明確定位，把“被動”定制變成“主動”定制，主動迎合社會發展需要。
而我們培養的人才，不僅要面向東軟自己，更是面向整個東三省，甚至是全國。我們結合了區域發展和行業發展兩方面需求。比如在東三省，它對IT人才、軟件服務方面有巨大需求，我們就重點輸出相關領域專業的學生。除了東軟集團，我們還和百度聯合成立了東軟百度人工智能學院，跟用友也成立了產業學院，跟華為等頭部企業都做了比較深入的校企融合，現在東軟已經有了 6 個省級現代產業學院。所以每年可能只有少部分畢業生進入到東軟體系，大多數人還是在行業內各個公司就職。培養出來的人才只有符合整個行業背景下的需要，才更具生命力。
《中國科學報》：現在許多高校都在推進產教融合，您怎么看待這一現象？
郭權：我認為產教融合是目前高校發展非常重要的一環。如果應用型高校的研究沒有實際應用場景，后期發展會受到一定的限制。而校企合作過后，往往會產出合作項目、共建研究院等，有助于企業的發展需求和高校的培養目標相結合，起到一個“預研”的作用，提前預測行業發展方向和趨勢。同時，這也減小了企業的壓力，研究并不需要馬上變成產品從而產生經濟效益，對雙方都是有益處的。
《中國科學報》：對于產學研合作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你們是如何解決的？
郭權：以我們學校的經驗為例，前期我們在產教融合方面定位是比較狹窄的，與某個企業合作的話就會為其定制專屬的學生培養計劃，教授相應所需的技術，雖然學生就業容易了，短期來看是有利的，但是長期是有問題的。為某一個企業定制就會導致定位狹隘，他所學習的技術都是比較單一的，風險也會比較大。所以我們需要緊跟產業的發展動向、了解整個行業的大趨勢，變被動定制為主動定制。同時要提升教師的高度，給我們的實踐教學進行充電，在前沿技術方面有所突破，站在一些比較長遠的角度看問題。
“教師有一缸水，才能給學生一瓢水”
《中國科學報》：那貴校在培養人才過程中，有沒有一些“妙招”呢？
郭權：我們學校從2008年開始就獨創了一套教育體系——TOPCARES，翻譯為“最大關愛”，相當于是實際應用中的方法學。它的8個字母分別代表8種能力的首字母開頭，即8個一級指標：技術知識和推理能力，開放式思維與創新，個人職業能力，溝通表達與團隊合作，態度與習慣，責任感，價值觀，實踐構思、設計、實現和運行為社會的貢獻，然后一級指標又細分為28個二級指標和108個三級指標。每個專業的培養目標、培養規格要分解到若干指標中，選定的指標要有課程、項目、素質教育活動等不同的教學環節支撐，且從人才培養方案到課程標準，再到課程實施和考核，形成一個完整的人才培養閉環，使這套指標體系能夠落地實施且有效驗證。
同時，東軟集團本身在數字化資源方面有很多年實踐經驗，根據相關技術我們定制出了每個學生獨一無二的“數字畫像”。在知識、能力、素質方面分了5類 13 個觀測點，在關鍵時間節點收集有關數據，課前課后建立完備的評價體系，精準的定位出學生的動態成長曲線，衡量學生的優缺點，這樣才能對每個學生進行個性化支撐。我始終堅信，沒有泛泛意義上的好學生或者壞學生。
評價出來以后，如果沒有配套的教育資源和實踐機會，那這個畫像其實作用就大大減弱了。我們還有個優勢就是和企業合作經驗比較豐富，能夠將合作過程中的項目提煉出背后蘊藏的社會需求，將企業真實項目轉化為有企業背景的可教學化的項目，并開發數字化、立體化的教學資源。通過這樣的模式精準匹配每個教學環節的需求，完成一個閉環式人才培養。
《中國科學報》：要培養出企業能用的人才，在教師隊伍建設方面有哪些要求？
郭權：學校里除了學生，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教師。我認為應用型高校的教師需要有一定的實踐經歷。比如在東軟學院，我們超過55%的教師近三年內都有過企業的工作經歷或者參與過企業的項目等，具有這樣背景的教師我們定義為有實踐指導能力的教師。這樣老師在教授學生的時候才能結合自己的經歷，更好的傳遞實用的技能和方法。教師有一缸水，才能給學生一瓢水，教師的能力要不斷增長，教育水平才能水漲船高，所以要對教師團隊定期進行培訓，提升教師工程實踐能力，除了給學生定制畫像以外，也要給教師定制畫像，以便精準地對教師進行培訓。
《中國科學報》：現在人工智能、大模型都是比較熱的領域，很多學校立馬就推出了相應的課程。您對此怎么看？
郭權：肯定有積極的一面，說明很多高校都在積極擁抱社會的變化，跟隨潮流。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在人工智能領域，目前全世界范圍看，都是產業界領先于教育界。大多數高校人工智能類的課程以理論講解和公式推導為主，具體應用只針對于一些經典數據集，在產業界的最新應用方面體現不夠，這一方面是因為大多數高校仍然比較重視科研，仍然按照研究型人才培養方式來培養學生，另一方面也說明高校很難及時獲得產業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第一手的真實數據。所以在人工智能領域，我們既要熱烈擁抱這個新興技術，將其引入到我們的專業中，引入到我們的教學內容和教學實施環節中，同時也要更加積極地與產業界合作，獲得產業界更真實的應用案例，這樣才能培養出更有水平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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