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林焰清 王一濤（蘇州大學東吳智庫研究員）
近年來，在我國大量的應用型本科高校、民辦本科高校和高職院校中，普遍存在在職教師和部分應屆畢業生赴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周邊國家攻讀博士學位的現象。這些國家的部分高校博士培養質量較高，但也有部分高校的博士質量遠低于我國的培養質量，具有“速成”特征。這種現象亟須引起關注。
呈現擴大化泛濫趨勢
總體而言，所謂“速成博士”具有以下一些特點。
一是入學門檻低，畢業要求低。其所在學校對博士候選人的語言、科研基礎等沒有硬性要求，幾乎所有想讀的人都可以讀，畢業時也往往沒有發表論文的要求或要求很低。
二是學習時間短。海外高校允許脫產讀博，每年利用寒暑假學習2~3個月，部分高校的博士項目2~2.5年即可畢業。新冠疫情期間，國內某些高校在職教師甚至只需要上網課就能拿到博士學位。
三是博士生導師多為我國大陸或臺灣地區的高校教師，且部分海外高校對博士生導師的要求極低，國內具備博士學位的高校教師都可以成為這些項目的博導。
四是所學專業多為哲學、管理、教育等人文社會科學相關專業。由于國內分配給人文社科領域的博士招生指標較少，相關領域的教師讀博機會少，便會向周邊國家尋找讀博機會。
基于上述特征，“速成博士”的培養質量可想而知。但近年來，此類博士正在我國周邊國家呈擴大化的泛濫趨勢。筆者在國內部分省份的調查發現，每個被調研省份都有高校教師赴周邊國家讀博現象。比如，廣西某高校近兩年共引進20名博士，其中19人為周邊國家的博士。廣東某民辦高校僅在2023年就有20名在職教師赴馬來西亞某高校讀博。據估計，廣東省高校教師2023年在周邊國家讀博的總人數在2000人以上。
同時，中國高校教師赴周邊國家攻讀博士的規模持續擴大。據韓國教育部統計，截至2022年，在韓攻讀博士學位的中國學生數為10711人，而2018年則為3636人。這些人中的大多數均為國內高校在職教師。
此外，在2022年前，很多高校會“組團”讓本校教師赴周邊國家攻讀“速成博士”。由于擔心引發社會輿情，目前很少有高校再這樣做，但會默認或鼓勵教師個人赴周邊國家讀博，許多高校還為教師提供補貼或報銷。
產生多重負面影響
“速成博士”之所以存在，究其原因，在于國內高校各種考核和激勵措施均要求教師擁有博士學位，但很多教師在國內讀博無門，只能選擇赴周邊國家讀博。
一方面，現有的很多政策均對高校的博士學位教師比例提出要求。比如，《學位授權審核申請基本條件（2020年）》規定，除藝術體育類院校外，新增碩士學位授予單位申請的基本條件中，專任教師中具有博士研究生學位教師的比例不低于40%。再如，2006年頒布的《普通本科學校設置暫行規定》明確，大學具有博士研究生學位的專任教師占專任教師總數的比例一般應達到20%以上。
此外，本科高校的合格評估和審核評估也對具有博士學位教師的數量和比例提出要求。由于應用型高校、民辦本科高校和高職院校較難吸引優秀博士，因此鼓勵本校在職教師攻讀博士學位不失為一種更好的選擇。
另一方面，我國現行政策對博士招生指標的控制相對嚴格。高校將招生指標分配給博士生導師時，還要根據導師的縱橫項目、科研經費、培養質量等情況進行綜合考慮，這導致現實中存在“博導多、博士指標少”的狀況，很多高校博士報錄比遠遠超過10：1。這使得很多高校教師在國內讀博無門。
盡管有上述理由，但產業化、批量化的“速成博士”仍會帶來多重負面影響。在這方面，我們曾有過前車之鑒。
比如，2022年2月，河北某學院曾選聘13名韓國高校博士，同年7月，湖南某學院斥巨資引進23名菲律賓某高校博士，但這些博士此前均為這兩所高校在職教師，該事件曾引發軒然大波。在此社會輿情下，在周邊國家讀博的教師也“心神不寧”，擔心最后拿到的博士學位不被認可。
當前，我國部分高校為滿足升格、學位點申請、國際化程度等發展需求，迫切需要引進博士，往往對這類“速成博士”缺乏認真審查。“速成博士”大量進入教師隊伍，勢必會影響我國高校師資隊伍的建設。
同時，海外高校博士的學費一般在10萬元人民幣左右，但很多教師為獲得相關博士學位，花費往往在50萬元人民幣以上，包括中介咨詢費、報名費、國際生注冊費等，這無疑浪費了寶貴的教育資金，還滋養了海外博士培養的灰色產業鏈。
此外，我國周邊國家開展的“速成博士”項目，其大多數“客戶”均為國內高校教師。2023年7月，泰國公布2022學年第一學期在泰國攻讀博士學位的國際生數量為7639人。其中，中國學生達5948人，占比77.86%。大量高校教師前往周邊國家攻讀“速成博士”，既有損我國高校教師的形象，也嚴重影響我國高等教育在世界的地位。
多措并舉推動教育體系改革
要想遏制“速成博士”泛濫的現象，需要多措并舉，推動我國博士研究生教育體系的優化改革。
首先，貫徹落實“破五唯、立新標”的政策要求，推進高校分類評價，著重引導高校專注自身發展定位，凝練辦學特色，提高教學質量，走出一條獨特的辦學新路。在各類評估、評審文件或政策制定上，淡化或者降低博士教師比例結構，不對數量提出更高要求，可以職稱層次為重點劃分比例。
繼續探索建立新建本科高校的評價標準，淡化論文收錄數、引用率、獎項數等量化指標，突出培養相應專業能力和實踐應用能力。讓教師評價回歸能力價值，堅持能力為本、學歷為末，突出教育教學實績，不僅要重視學術成果，更要注重學術貢獻、社會影響以及支撐人才培養情況。
其次，優化跨國教育質量評價標準，加強對海外博士的學歷認證管理工作。
國內高校和留學人員要用好于2023年8月頒布的我國首個跨國高等教育質量評估框架——《境外大學學科分級目錄（人文社會科學）》，在引進人才或提升學歷時，充分了解境外高校的教育質量、水平和相關學科領域實力。
建議進一步加強對海外博士的學歷認證管理工作。一方面，與其他國家的學歷認證機構合作，建立信息共享平臺，實現對海外博士學歷認證管理的聯動和合作；另一方面，針對部分海外高校，除了提交常規申請認證材料外，必要時還應提交語言能力、成績單、學習經歷證明、授課模式、畢業論文、答辯過程及通過證明等詳細材料，以加強認證審核。
再次，完善博士學位授權點布局，著重提高專業博士學位研究生的招生數量。適當降低準入門檻，適度增設博士授權點并增加博士生招生指標。
2023年11月，《教育部關于深入推進學術學位與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分類發展的意見》指出，今后要“大幅增加博士專業學位研究生招生數量”。有關部門應在2024年博士研究生授權點遴選工作中落實相關精神，大幅增加專業博士學位研究生授權點和招生數量。采用更科學、規范、公平的博士生招生計劃分配模式和方法，進一步優化配置高等教育資源，激勵博士生導師的科研積極性，提高博士生培養質量。
最后，加強博士生教育質量，維護我國博士教育的國際聲譽。要解決博士生生源問題，吸引更多優秀碩士生留在國內讀博。招生時，不能簡單按考分錄取，而是要側重評價考生的學術志趣和創新潛力。加強導師隊伍建設，注重教師的學術活力及研究工作的前沿性，讓更多優秀教師參與到博士生教育中。促進博士生交流合作，突破學科領域的界限，搭建跨學科平臺，積極資助博士生到世界一流大學開展交流與合作研究。在博士學位評定方面，權力要進一步下放，學術判斷應該由各領域的學者負責。院系二級學術單位應該在評定博士論文水平上擁有更多的權力，也應擔負更多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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