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幾年就退休了，施愛東卻搞了一個“大動作”。這位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的研究員，用十幾年的人生跨度完成了一部學術圈的紀實之作，名為《蛋先生的學術生存》。自2024年7月出版以來，該書的口碑節節攀高，廣受好評，豆瓣評分高達8.4，位列2024年度社會紀實類圖書第9位。
施愛東和《蛋先生的學術生存》
施愛東在書中“大膽開麥”，不僅細究了當前學術生態中的種種弊病，也為年輕學者提供了諸多研究方法論和方向性建議。“很多人只看前兩章，都以為這是一本對年輕學者的‘勸退書’，但往后看幾章就會明白，這是一本名副其實的‘勸進書’。”施愛東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說。
以下是采訪的主要內容。
嚇不跑的，才是目標讀者
《中國科學報》：你為何自稱“蛋先生”？有什么特別的寓意嗎？
施愛東：原因在書的后記中。首先我需要聲明，這本書不是批判性的。我寫這本書的目的不是為了和學術體制做斗爭，而是嘗試與大家探討，作為一個學者，在現行體制下應該怎么做？我不是那顆砸向城墻、砸向石頭的“擊石卵”，也不鼓勵年輕學者這樣做，我只是鄉下頑童“斗蛋”游戲中外殼稍厚的“蛋”，只是蕓蕓眾蛋中普普通通的一位蛋先生，在用一種更加“入世”的方式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
《中國科學報》：為什么會想寫這樣一本書？
施愛東：我很早就關注“學術生態”這個話題了，早期寫過很多文章，只不過影響沒有這么大。書中談論的話題在過去那些文章中都有涉及，比如本書的第一節，就是我14年前發表在《清華大學學報》上的論文；后面很多章節也曾在《西北民族研究》《民俗研究》等權威期刊上發表過。但那些文章總歸是零散的，《蛋先生的學術生存》這本書是把它們又集中在一起討論了，話題性更強。
不過我看豆瓣評論很奇怪，讀者們最感興趣的依然是前兩章，也就是我最早期寫的一些文章。可能因為十幾年前我還年輕，筆觸更具諷刺性，鋒芒更甚。而后面的章節大多是這幾年補寫的，是從更客觀的角度來審視這些話題。
《中國科學報》：書中的部分章節的確寫得很犀利，有人甚至稱你的書為“揭黑”之作。出版后有遭遇一些反對的聲音嗎？
施愛東：我寫的大部分都是事實，所以沒有人正面駁斥我，但不排除私下表達不滿。另外，這本書其實有兩個部分。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前半部分，以“破”為主，而剩下的章節則以“立”為主。很多人只讀了前幾章，就以為這是一本學術圈的“勸退書”，但他往后多看幾章就會發現，這其實是一本名副其實的“勸進書”。
那些讀完前幾章，依然堅定于學術、熱愛學術，沒被“嚇跑”，還想繼續往下看的人，才是這本書真正的目標受眾。如果只看前幾章指出的一些生態問題，就開始打退堂鼓，認為學術圈“恐怖”“不好混”，那你就不是這本書的目標受眾。
《中國科學報》：你再過幾年就退休了，為什么要在退休之前“大聲”討論這樣一個也許會引起爭議的話題。
施愛東：因為我覺得學術生態越來越糟糕了，比我們十幾年前更糟，很難讓年輕學者出大成果，當然小成果會不斷的。
現在的人文社會科學體制是參照自然科學而來的。自然科學很多時候需要集體攻關，要有團隊合作，但人文科學不是，不需要集體攻關。現在提倡的這種“文科理工科化”和“集體攻關”，對人文科學來說其實是一種傷害。對大多數人文學科的學者而言，他們最需要是一張平靜的書桌，一個能讓他們沉下心來的環境。
但現在的環境非常惡劣，“帽子”滿天飛。學者有沒有“帽子”，在待遇、地位和資源上天差地別。拿不到“帽子”，就始終處于學術圈的底層。而且晚拿還不行，“帽子”還有時間和年齡限制。學者們已經在不知不覺中被卷入到這樣的一種漩渦中了。
很多讀者沒有看到我這本書最本質的一個地方。我想說，學術不是按照這種路子來運行的。如果你想做好學術，真有志于學術，而不是更關注個人利益的話，就不要去爭搶這些“身外之物”。學術有它自身的運作規律，我整本書討論的都是學術自身的運作規律和學術社會的一般規律。
《中國科學報》：該如何理解“學術自身的運行規律”？
施愛東：學術有自己運作的一般規律。比如我們經常說做學術研究要有問題意識，問題意識從何而來？大部分老師都沒有告訴我們。很多人說論文要有一條清晰的主線，主線又從何而來？怎么去抓好主線？這些老師過去都沒有教過，全靠自己摸索。
我做學術史出身，這就需要閱讀大量文獻，要去評判那些論文，自然就會去關注那些真正的好論文都具有哪些特征，好的問題都是怎么來的？我愿意把這些經驗寫出來供讀者參考，這也是我后半部書的主要內容。也許有些人覺得讀起來很枯燥，但這恰恰是我作為一個學者，最有心得的地方。
“普通學者”的最好時代
《中國科學報》：這本書的推介語中提到“普通學術工作者”一詞，說此書是為他們而著。你怎么劃分“普通學術工作者”？
施愛東：我理解的“普通學術工作者”是注定在學術史上留不下名聲的那些非著名學者，相當于一個“學術打工人”。從這個層面講，除極少數名垂青史的大學者外，我們都是“普通學術工作者”。
《中國科學報》：為什么你說現在對“普通學術工作者”而言是一個最好的時代？
施愛東：在這種學術生態下，很多學者都去追名逐利了，追求那些“帽子”，人才得以分流。這時候，如果我們這些中等資質的人愿意沉下心來認認真真去做一件事情，或許更有可能做出成績。像龜兔賽跑一樣，兔子們都跑到別的賽道上去了，沒有堅持。而我們這些烏龜在同一條賽道上不懈地往前走，不為其他利益所動，那我們走到終點的可能性就會比過去更大。
我這本書本意就是寫給這些執著的“普通”學者，寫給那些像我自己一樣執著的學者。
《中國科學報》：如何才能做到不受外部影響，踏踏實實做好一件事呢？
施愛東：四個字總結，“無欲則剛”。以我自己為例，我從一開始就確定不報課題、不爭榮譽、不爭“帽子”的學術發展路徑。因為我相信冥冥之中會有更公正的東西存在。我希望將來自己離開后，我寫的那些作品還會有人想看。就像我現在讀顧頡剛的書，時常有一種想穿越時空坐在他面前、與他對話的沖動。與之相反的，現在我們的同輩學者出了這么多的成果，其中真正能夠留下來、觸動讀者內心的卻沒多少。
當你讀到這些惺惺相惜的作品時，你會在意作者是幾級教授嗎？會在意他是不是長江學者嗎？我們只會看他的成果本身，會品讀他的文字本身。有些尊重是基于利益價值，有些尊重卻是發自內心的，我希望年輕學者們多追求后者。
《中國科學報》：你這本書并非排斥學術圈的“叢林法則”，而是嘗試在現存框架之下，重新建構一種磁場，可以這么理解嗎？
施愛東：可以這么說。我不是“出世”的，尤其在書中“學術對話”那一章，我集中討論了人和人之間的關系。許多人以為我反對學術的“圈子”，恰恰相反，我認可學術“圈子”存在的合理性。圈子本身具有情感傾向，身處其中的人能夠互相成就。如果一個人排斥進入圈子，不愿進入學術共同體，就算他學問做得再好，也是孤芳自賞，很容易就被埋沒掉了。對年輕學者來說，進入一個圈子，獲得歸屬和認同，能夠極大強化他的學術自信。
《中國科學報》：你書中的觀點在自然科學領域也適用嗎？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在學術生態上存在哪些差異？
施愛東：首先我這本書參照的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脈絡，都是從理工科來的，我自己也是理工科出身；第二，我所有的理論資料都是理工科的，比如庫恩的理論、拉卡托斯的理論、牛頓的例子等，都是理工科的。在中國乃至全世界范圍內都沒有關于人文社會科學的科學哲學，我其實是把理工科的科學社會學和科學哲學理論拿來觀察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
很多讀者看了之后可能會質疑，說我寫的是人文科學，它適用于整個科學界嗎？在我看來其實是一樣的，二者只是在一些傳統學術方法上存在不同，但拋開這些“術”的方面，凡涉及到人與人的關系，例如我在書中提到的學術界的等級制度、學派、圈子等內容，是不分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
走出一條自己的路
《中國科學報》：你是一位民間文學學者、民俗學家，似乎與這本書的主題相離甚遠。有讀者也會好奇，為什么是你寫出了這樣一本全方位探討學術生態的書？
施愛東：我是理工科出身，又從事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而民俗學本身是一個觀察人際關系和社會習俗的學科，我本人對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也非常感興趣，恰恰兼備了這幾種思維。從這個角度看，我也算是交叉學科的學者。盡管在哪個領域都不是頂尖學者，但所有知識恰好在我身上得到了融通。
《中國科學報》：你如何看待單一的學術評價體系和“非升即走”？
施愛東：這兩個我都極為厭惡。“非升即走”意味著所有年輕學者都得在核心期刊上發論文，發不出來就走人。這種焦慮狀態下趕出來的論文，質量如何把控？為了趕論文，大家就不得不去迎合那些編輯，期刊編輯掌握了學者們的生殺大權，這是不正常的。“非升即走”制度下，年輕學者也一定會追求“多快好省”，出短平快的文章，做容易產出的領域，表面上刺激了學者的學術積極性，實則嚴重傷害了學術的根基。
這種生態在無形中會拉平所有人的學術資質和學術水平。一個真正有天賦的學者，是不需要這種刺激的。他擁有創作的沖動和本能，懂得自我驅動。現在逼著那些學術資質水平一般、沒有創作沖動的人也要發頂刊、占版面，真正有學術沖動的人反而跳不出來了，這對真正有學術天賦的人是巨大的打擊。
包括“35歲焦慮”和所謂“第一學歷歧視”。把鄙視鏈延伸至“第一學歷”，意味著要將內卷化推至高中階段。而年齡限制又意味著什么？一個青年學者，如果在國外求學，讀5、6年的博士是很正常的，回國就已經35歲了。如果再出去工作幾年，基本就找不到好位置了。這對人文社會科學來說是致命的。年輕人都沒有時間和機會踏出社會，沒有經歷過社會的毒打，從一個學校踏入另一個學校，這樣的人怎么研究人文社會科學？他們對社會都不了解，沒有親身體驗過。結果就是，這一批人、一代人的成果多數都是脫離社會現實的。
而單一的評價體系，比如我們常說的“唯論文”導向，也很損傷學者的創造力。好的學術產出一定是在放松的狀態下完成的，一旦需要去迎合某種觀點、某種要求，是做不出上乘學術的。因此在選題的時候，學者一定要思考這個問題，你是由著自己的本心，從學術本位出發去操作一件事情，還是為了迎合壓力、屈從壓力。
《中國科學報》：作為一個普通人，如何才能在學術圈里走出一條相對好的道路，你有什么建議嗎？
施愛東：當下確實很“卷”。作為年輕人，在前途未卜的時候，一定要學會舍棄。如果你什么都要，不僅會把自己逼得很累，還可能把人際關系弄得糟糕，為未來發展埋下隱患。要嘗試在“入世”與“出世”之間找到一個平衡。年輕時大多身不由己，如果你所在的單位有嚴格的“非升即走”考核，那還是要先保證完成任務，留住青山，保住飯碗，這是前提。
在此基礎上，不要過度追求，要想好自己這一輩子最想要的是什么。舉個不恰當的比方，一個男孩，看到好幾個女孩都很喜歡，但是要清楚最喜歡的是誰，有可能得到的是誰，如果幾個女孩都追，最后將一無所得，成為女孩們的笑話。
做學術也是一樣，要審時度勢，在完成硬性指標的基礎上確立一個目標，朝著這個目標穩穩走下去。但一定要先完成規定動作，然后才是自選動作。如果連規定動作都完成不了，或者完成得比較吃力，那是不是應該反省一下自己到底適不適合待在這個平臺、走這條賽道。
《中國科學報》：我們需要找到自己的學術“偶像”嗎？
施愛東：我其實希望年輕學者們不要盲目崇拜所謂的“偶像”。每一個人的成長環境和成長道路都是不一樣的，你永遠不可能復制別人的道路。作為年輕人，最重要的是內心強大，在規定動作之外，一定要有一個強大的自選項。缺乏這種內心支撐，就很容易和惡劣生態同流合污，最后被淹沒在各種“帽子”游戲中，忽略自己真正的學術理想，迷失自我。
現在很多非常聰明、很有才華的學者，別看他風光無限，其實內心也是痛苦的。他們什么都有了，頭銜、社會地位、資源，但唯獨沒有實現自己的學術理想，沒能將時間和精力花在那些他們真正想要研究的課題上。
從這個角度看，成為一個“普通”學者挺好的，至少能守得住只屬于自己的一張書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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