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
神光意難候，此事終蒙朧。
在長詩《牽牛織女》中，杜甫這樣寫道，意思是：什么牽牛織女，有誰見過？就是個無聊的傳說。杜甫認為，每逢七夕，上至公卿、下至平民都在禱拜，不惜通宵忙碌，毫無意義。柳宗元也持此論，他在《乞巧文》中諷刺道：“觀者舞悅，夸談雷吼。”視七夕的繁華為偽誠、低俗，他更愿鈍樸愚直。
杜甫、柳宗元不愿被喧鬧裹挾，認為民俗活動“無根據(jù)”“無意義”“格調(diào)不高”。
唐代是傳統(tǒng)民俗轉(zhuǎn)型的關(guān)鍵期，舊民俗的巫術(shù)色彩仍強烈，新民俗尚未成型。然而，經(jīng)唐人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變成今日諸多民俗的直接源頭，為民族精神的構(gòu)建提供了內(nèi)在凝聚力。
為什么杜甫、柳宗元等文化精英反對，唐人仍能將民俗發(fā)揚光大？如何應對管理與普及之間的沖突？如何消化負面因素？為何設計出來的許多“好民俗”沒生命力？如何把民俗變成“細糠”……
兩卷本《浮世長安：唐代的民俗與人文》（程薔、董乃斌著，后浪·北京聯(lián)合出版公司）給出了思考。該書是多年前出版過的學術(shù)書籍，題為《唐帝國的精神文明：民俗與文學》，作者們不是簡單抄撮“唐代曾有哪些民俗”，而是努力探究“唐代為什么會有這些民俗”。隨著“傳統(tǒng)文化熱”，以及各方疾呼“找回節(jié)味”，本書修訂版可謂應時而生，它正好匹配了人們的關(guān)切。
多元化時代更需身份認同，而民俗是塑造身份認同的重要手段，本書涉及的唐代經(jīng)驗仍有啟迪價值。
愛玩會玩的才是唐朝人
中和節(jié)、花朝節(jié)（二月初二）、中秋節(jié)、冬至、端午節(jié)、重陽節(jié)……它們都是從唐代起，才成正式節(jié)日。春節(jié)放假始于唐，人日（元月初七）在唐代達最高峰，清明與寒食合并亦在唐代。
唐人愛過節(jié)，且過得與以往不同。以寒食掃墓為例，“禮經(jīng)無文”，只是“近代相傳，浸以成俗”，到后來，唐玄宗不得不妥協(xié)：“許上墓拜掃……不得作樂。”他不知道，上墳只是人們?yōu)樘で唷⒔加握业慕杩冢?ldquo;作樂”才是重點。
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的客觀規(guī)律，人類節(jié)俗都會從早期的神祝、信仰、祭祀、禁忌，轉(zhuǎn)向追求娛樂，即從“娛神”到“娛人”。
如本書指出：“（唐代）幾乎所有節(jié)俗都沖淡了崇神敬鬼的色彩，降低了悼亡念祖的成分，都大大地增強了親近大自然，享受大自然，充分領略現(xiàn)實人生和享受人生的意味。”對此，再怎么抱怨“風俗薄惡，人不知教”，也沒用。
唐人對于玩是認真的。以賞花為例，普通人“每至春時，結(jié)朋連黨，各置矮馬，飾以錦韉金鞍，并轡于花樹下往來，使仆從執(zhí)酒皿而隨之，遇好囿則駐馬而飲”。權(quán)臣楊國忠發(fā)明了“移春檻”，即“每春至之時，求名花異木植于檻中，以板為底，以木為輪，使人牽之自轉(zhuǎn)。所至之處，檻在目前，而便即觀賞”。唐玄宗則“每至春時旦暮，宴于宮中，使妃嬪輩爭插艷花，帝親捉粉蝶放之，隨蝶所止幸之”。
為一盆好花，不惜翻高墻進寺院去偷的，才是唐人。每到元宵節(jié)，長安城萬人空巷，宮女也可去民間觀燈，“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內(nèi)外共觀，曾不相避”。
唐人愛玩、會玩，因經(jīng)濟發(fā)展、貴族社會漸轉(zhuǎn)向平民社會，加上唐代皇帝相對開放。每到清明節(jié)，唐中宗便組織重臣辦拔河比賽，韋巨源、唐休璟這樣的高官因年邁敗北，倒在地上，“久不能起”，唐中宗卻哈哈大笑。
“愛玩”教人學會共情、悲憫
不少人認為，“玩”是一種惡德，會讓人墮落。唐人卻玩出了高度：唐朝是男尊女卑的社會，卻出現(xiàn)了一個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女性節(jié)日——“七夕”。
唐代之前的“七夕”，本由男性主導（即使到唐中期，也是男女同過“七夕”），牛郎織女傳說雖早，但還有很多其他傳說。比如傳說漢武帝生于此日，每年“七夕”之夜，西王母攜千年仙桃降臨（三次被東方朔偷走），來之前，會派三青鳥報信。此外，陶安公在此日成仙，仙人王子喬在這一天乘鶴回家探望，這一天還是漢代的曬經(jīng)書日……在晉代張華的《博物志》中，稱牛郎織女的故事發(fā)生在八月，而非“七夕”……
傳統(tǒng)的形成是一個不斷“試錯”的過程，多版本競逐標準本。從博弈結(jié)果看，勝出的總是最“好玩”的版本，而非最合理、最價值正確的版本。
以端午節(jié)起源為例，據(jù)本書鉤沉，至少有四種說法，即：屈原說，曹娥說，介子推說，伍子胥說。唐高宗也搞不清，曾問侍臣：“五月五日，元為何事？”許敬宗選擇了屈原說。但歐陽詢編《藝文類聚》時，三說并存，直至唐朝滅亡，仍未形成統(tǒng)一說法。
屈原說勝出，在于該故事更完整、可擴充。介子推說、曹娥說的故事太簡單，很難加入細節(jié)，且介子推也被認為是寒食節(jié)源頭，伍子胥說的故事層次、側(cè)面亦略遜一籌。
情節(jié)合理，才能激發(fā)起受眾的形象思維，主動去再創(chuàng)作。根據(jù)美國社會學家薩姆納的民俗形成動因理論，本書提出：“隨著人對自然和自身認識的加深，習俗活動原有的性質(zhì)和作用越來越削弱，但它的神圣性和莊重性卻作為一種風格的基調(diào)與習俗活動的形式一起被保留了下來。”
“愛玩”讓唐人共情、悲憫，雖無法超越時代的局限，也想不到男女平等，卻愿給女性一個單獨節(jié)日，“僅由婦女們穿針引線、向織女乞巧、向月亮禱祝，以此訴說她們的隱曲深衷”。
有大抱負，所以寬容
古代精英文化長期鄙視民俗。在傳統(tǒng)儒家知識分子看來，民間信仰多屬淫祠，民俗內(nèi)容多不見于正史，民俗對公眾的教化作用不足。
其實，孔子對民俗很寬容。據(jù)《禮記》，孔子觀臘祭（歲末祭百神的活動，此時“人恣性酣飲，載號載呶，大小悉爾”），問弟子子貢的意見，子貢說：“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孔子不同意：“百日之蠟（即臘），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唐代精英知識分子對民俗的態(tài)度，更接近孔子。
一方面，隨著科舉制完善，讀書人有向上發(fā)展通道，激起他們建功立業(yè)的雄心。李賀寫下“請君暫上凌煙閣，若個書生萬戶侯”，王勃則“伏愿辟東閣，開北堂，待之以上賓，期之以國士，使得披肝膽，布腹心，大論古今之利害，高談帝王之綱紀”；員半千恨“不能益國死將以選地，不賜臣一職”；杜甫夢想“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另一方面，唐代讀書人尚俠，找到了英雄夢的場景。比如李白“十五好劍術(shù)，遍干諸侯……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托身白刃里，殺人紅塵中”；陳子昂“貌柔弱，少威儀”，也“奇杰過人”“剛斷強毅”“尤重交友之分，意氣一合，雖白刃不可奪也”。
正如書中所說：“唐代，不但文學家們，而且?guī)缀跽麄€知識界，都更傾心于瀟灑行世和放情為文。他們不像漢人那樣在意經(jīng)書，拘執(zhí)于讀經(jīng)解經(jīng)；也不像宋人那樣殫于思辨，每每殫精竭慮地去構(gòu)建哲學體系。他們充滿熱情與幻想，渴望行為和實踐。”
儒家本有“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的傳統(tǒng)，對民俗較寬容，而成就事功又須得民眾支持，所以唐代文人即使不接受民俗的價值觀，也會主動參與民俗活動，用民間語言寫作，所以唐代民俗海納百川、堂廡特大。
找到應對迷信的辦法
作為前現(xiàn)代人，唐人亦迷信。
城隍信仰便始于唐，據(jù)《唐會要》，一年12個月，唐廷祭祀竟達80次。日常生活多禁忌，如“凡人不可北向理發(fā)、脫衣及唾、大小便”“三月三日不可食百草心，四月四日勿伐樹木，五月五日勿見血，六月六日勿起土，七月七日勿思忖惡事，八月四日勿市履屣，九月九日勿起床席，十月五日勿罰責人”……
相對于人類有限的認知，世界呈現(xiàn)出巨大的、不可突破的神秘性，其副作用是，傳統(tǒng)民俗多含迷信成分，很難轉(zhuǎn)化為精英文化。
唐人的長處是對神鬼世界半信半疑，實用主義風格鮮明。康駢的《劇談錄》記，一次大旱，名臣狄仁杰的玄孫狄惟謙任縣令，請女巫郭天師求雨，幾天過去，毫無效果。女巫說，狄惟謙無德，致求雨失敗，狄惟謙引罪自責。幾天后，郭天使決定離開，狄惟謙幾次慰留，未成功，大怒：“左道女巫，妖惑日久，當須斃在此，焉敢言歸。”將郭天師鞭背20下，扔入水中，沒想到，立刻天降大雨。
據(jù)《通典》，唐玄宗時長安大雨，官方下令：“遣京城諸坊人家，于門前作泥人，長三尺，左手指天，右手指地。”帶百姓公開搞迷信，唐玄宗也覺臉紅，官方記錄中，刻意刪掉這一段。
唐人常在門上畫虎頭，寫“聻”（音如你，鬼死后稱聻）字以避疫，生男稱是女孩、生女稱是男孩，以欺騙惡鬼。唐人想出這些惹人發(fā)笑的怪招，因為他們找到了與眾不同的、看神秘現(xiàn)象的方法——審美。
唐人寫了大量罵鬼文、祭鬼文，在唐詩中，常出現(xiàn)神仙、龍、怪獸等，讀者知道，“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并不意味著真有6條龍，而是李白要呈現(xiàn)他的氣勢。《唐國史補》記，鞏縣賣瓷茶具商，會燒小瓷人，叫陸鴻漸（即茶圣陸羽），買十件茶器，免費送一個，如今天生意不順，他們就用開水燙陸鴻漸來撒氣……
唐人并沒戰(zhàn)勝迷信，但他們找到了與迷信共存的方式。
本書呈現(xiàn)出老一代學者厚積薄發(fā)、功力深厚的寫作特點，看似談唐代，卻處處直指當下。歷史并不是過去的事，而是與今天有關(guān)的事，故善讀能增智慧、療愚昧。
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
神光意難候，此事終蒙朧。
在長詩《牽牛織女》中，杜甫這樣寫道，意思是：什么牽牛織女，有誰見過？就是個無聊的傳說。杜甫認為，每逢七夕，上至公卿、下至平民都在禱拜，不惜通宵忙碌，毫無意義。柳宗元也持此論，他在《乞巧文》中諷刺道：“觀者舞悅，夸談雷吼。”視七夕的繁華為偽誠、低俗，他更愿鈍樸愚直。
杜甫、柳宗元不愿被喧鬧裹挾，認為民俗活動“無根據(jù)”“無意義”“格調(diào)不高”。
唐代是傳統(tǒng)民俗轉(zhuǎn)型的關(guān)鍵期，舊民俗的巫術(shù)色彩仍強烈，新民俗尚未成型。然而，經(jīng)唐人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變成今日諸多民俗的直接源頭，為民族精神的構(gòu)建提供了內(nèi)在凝聚力。
為什么杜甫、柳宗元等文化精英反對，唐人仍能將民俗發(fā)揚光大？如何應對管理與普及之間的沖突？如何消化負面因素？為何設計出來的許多“好民俗”沒生命力？如何把民俗變成“細糠”……
兩卷本《浮世長安：唐代的民俗與人文》（程薔、董乃斌著，后浪·北京聯(lián)合出版公司）給出了思考。該書是多年前出版過的學術(shù)書籍，題為《唐帝國的精神文明：民俗與文學》，作者們不是簡單抄撮“唐代曾有哪些民俗”，而是努力探究“唐代為什么會有這些民俗”。隨著“傳統(tǒng)文化熱”，以及各方疾呼“找回節(jié)味”，本書修訂版可謂應時而生，它正好匹配了人們的關(guān)切。
多元化時代更需身份認同，而民俗是塑造身份認同的重要手段，本書涉及的唐代經(jīng)驗仍有啟迪價值。
愛玩會玩的才是唐朝人
中和節(jié)、花朝節(jié)（二月初二）、中秋節(jié)、冬至、端午節(jié)、重陽節(jié)……它們都是從唐代起，才成正式節(jié)日。春節(jié)放假始于唐，人日（元月初七）在唐代達最高峰，清明與寒食合并亦在唐代。
唐人愛過節(jié)，且過得與以往不同。以寒食掃墓為例，“禮經(jīng)無文”，只是“近代相傳，浸以成俗”，到后來，唐玄宗不得不妥協(xié)：“許上墓拜掃……不得作樂。”他不知道，上墳只是人們?yōu)樘で唷⒔加握业慕杩冢?ldquo;作樂”才是重點。
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的客觀規(guī)律，人類節(jié)俗都會從早期的神祝、信仰、祭祀、禁忌，轉(zhuǎn)向追求娛樂，即從“娛神”到“娛人”。
如本書指出：“（唐代）幾乎所有節(jié)俗都沖淡了崇神敬鬼的色彩，降低了悼亡念祖的成分，都大大地增強了親近大自然，享受大自然，充分領略現(xiàn)實人生和享受人生的意味。”對此，再怎么抱怨“風俗薄惡，人不知教”，也沒用。
唐人對于玩是認真的。以賞花為例，普通人“每至春時，結(jié)朋連黨，各置矮馬，飾以錦韉金鞍，并轡于花樹下往來，使仆從執(zhí)酒皿而隨之，遇好囿則駐馬而飲”。權(quán)臣楊國忠發(fā)明了“移春檻”，即“每春至之時，求名花異木植于檻中，以板為底，以木為輪，使人牽之自轉(zhuǎn)。所至之處，檻在目前，而便即觀賞”。唐玄宗則“每至春時旦暮，宴于宮中，使妃嬪輩爭插艷花，帝親捉粉蝶放之，隨蝶所止幸之”。
為一盆好花，不惜翻高墻進寺院去偷的，才是唐人。每到元宵節(jié)，長安城萬人空巷，宮女也可去民間觀燈，“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內(nèi)外共觀，曾不相避”。
唐人愛玩、會玩，因經(jīng)濟發(fā)展、貴族社會漸轉(zhuǎn)向平民社會，加上唐代皇帝相對開放。每到清明節(jié)，唐中宗便組織重臣辦拔河比賽，韋巨源、唐休璟這樣的高官因年邁敗北，倒在地上，“久不能起”，唐中宗卻哈哈大笑。
“愛玩”教人學會共情、悲憫
不少人認為，“玩”是一種惡德，會讓人墮落。唐人卻玩出了高度：唐朝是男尊女卑的社會，卻出現(xiàn)了一個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女性節(jié)日——“七夕”。
唐代之前的“七夕”，本由男性主導（即使到唐中期，也是男女同過“七夕”），牛郎織女傳說雖早，但還有很多其他傳說。比如傳說漢武帝生于此日，每年“七夕”之夜，西王母攜千年仙桃降臨（三次被東方朔偷走），來之前，會派三青鳥報信。此外，陶安公在此日成仙，仙人王子喬在這一天乘鶴回家探望，這一天還是漢代的曬經(jīng)書日……在晉代張華的《博物志》中，稱牛郎織女的故事發(fā)生在八月，而非“七夕”……
傳統(tǒng)的形成是一個不斷“試錯”的過程，多版本競逐標準本。從博弈結(jié)果看，勝出的總是最“好玩”的版本，而非最合理、最價值正確的版本。
以端午節(jié)起源為例，據(jù)本書鉤沉，至少有四種說法，即：屈原說，曹娥說，介子推說，伍子胥說。唐高宗也搞不清，曾問侍臣：“五月五日，元為何事？”許敬宗選擇了屈原說。但歐陽詢編《藝文類聚》時，三說并存，直至唐朝滅亡，仍未形成統(tǒng)一說法。
屈原說勝出，在于該故事更完整、可擴充。介子推說、曹娥說的故事太簡單，很難加入細節(jié)，且介子推也被認為是寒食節(jié)源頭，伍子胥說的故事層次、側(cè)面亦略遜一籌。
情節(jié)合理，才能激發(fā)起受眾的形象思維，主動去再創(chuàng)作。根據(jù)美國社會學家薩姆納的民俗形成動因理論，本書提出：“隨著人對自然和自身認識的加深，習俗活動原有的性質(zhì)和作用越來越削弱，但它的神圣性和莊重性卻作為一種風格的基調(diào)與習俗活動的形式一起被保留了下來。”
“愛玩”讓唐人共情、悲憫，雖無法超越時代的局限，也想不到男女平等，卻愿給女性一個單獨節(jié)日，“僅由婦女們穿針引線、向織女乞巧、向月亮禱祝，以此訴說她們的隱曲深衷”。
有大抱負，所以寬容
古代精英文化長期鄙視民俗。在傳統(tǒng)儒家知識分子看來，民間信仰多屬淫祠，民俗內(nèi)容多不見于正史，民俗對公眾的教化作用不足。
其實，孔子對民俗很寬容。據(jù)《禮記》，孔子觀臘祭（歲末祭百神的活動，此時“人恣性酣飲，載號載呶，大小悉爾”），問弟子子貢的意見，子貢說：“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孔子不同意：“百日之蠟（即臘），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唐代精英知識分子對民俗的態(tài)度，更接近孔子。
一方面，隨著科舉制完善，讀書人有向上發(fā)展通道，激起他們建功立業(yè)的雄心。李賀寫下“請君暫上凌煙閣，若個書生萬戶侯”，王勃則“伏愿辟東閣，開北堂，待之以上賓，期之以國士，使得披肝膽，布腹心，大論古今之利害，高談帝王之綱紀”；員半千恨“不能益國死將以選地，不賜臣一職”；杜甫夢想“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另一方面，唐代讀書人尚俠，找到了英雄夢的場景。比如李白“十五好劍術(shù)，遍干諸侯……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托身白刃里，殺人紅塵中”；陳子昂“貌柔弱，少威儀”，也“奇杰過人”“剛斷強毅”“尤重交友之分，意氣一合，雖白刃不可奪也”。
正如書中所說：“唐代，不但文學家們，而且?guī)缀跽麄€知識界，都更傾心于瀟灑行世和放情為文。他們不像漢人那樣在意經(jīng)書，拘執(zhí)于讀經(jīng)解經(jīng)；也不像宋人那樣殫于思辨，每每殫精竭慮地去構(gòu)建哲學體系。他們充滿熱情與幻想，渴望行為和實踐。”
儒家本有“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的傳統(tǒng)，對民俗較寬容，而成就事功又須得民眾支持，所以唐代文人即使不接受民俗的價值觀，也會主動參與民俗活動，用民間語言寫作，所以唐代民俗海納百川、堂廡特大。
找到應對迷信的辦法
作為前現(xiàn)代人，唐人亦迷信。
城隍信仰便始于唐，據(jù)《唐會要》，一年12個月，唐廷祭祀竟達80次。日常生活多禁忌，如“凡人不可北向理發(fā)、脫衣及唾、大小便”“三月三日不可食百草心，四月四日勿伐樹木，五月五日勿見血，六月六日勿起土，七月七日勿思忖惡事，八月四日勿市履屣，九月九日勿起床席，十月五日勿罰責人”……
相對于人類有限的認知，世界呈現(xiàn)出巨大的、不可突破的神秘性，其副作用是，傳統(tǒng)民俗多含迷信成分，很難轉(zhuǎn)化為精英文化。
唐人的長處是對神鬼世界半信半疑，實用主義風格鮮明。康駢的《劇談錄》記，一次大旱，名臣狄仁杰的玄孫狄惟謙任縣令，請女巫郭天師求雨，幾天過去，毫無效果。女巫說，狄惟謙無德，致求雨失敗，狄惟謙引罪自責。幾天后，郭天使決定離開，狄惟謙幾次慰留，未成功，大怒：“左道女巫，妖惑日久，當須斃在此，焉敢言歸。”將郭天師鞭背20下，扔入水中，沒想到，立刻天降大雨。
據(jù)《通典》，唐玄宗時長安大雨，官方下令：“遣京城諸坊人家，于門前作泥人，長三尺，左手指天，右手指地。”帶百姓公開搞迷信，唐玄宗也覺臉紅，官方記錄中，刻意刪掉這一段。
唐人常在門上畫虎頭，寫“聻”（音如你，鬼死后稱聻）字以避疫，生男稱是女孩、生女稱是男孩，以欺騙惡鬼。唐人想出這些惹人發(fā)笑的怪招，因為他們找到了與眾不同的、看神秘現(xiàn)象的方法——審美。
唐人寫了大量罵鬼文、祭鬼文，在唐詩中，常出現(xiàn)神仙、龍、怪獸等，讀者知道，“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并不意味著真有6條龍，而是李白要呈現(xiàn)他的氣勢。《唐國史補》記，鞏縣賣瓷茶具商，會燒小瓷人，叫陸鴻漸（即茶圣陸羽），買十件茶器，免費送一個，如今天生意不順，他們就用開水燙陸鴻漸來撒氣……
唐人并沒戰(zhàn)勝迷信，但他們找到了與迷信共存的方式。
本書呈現(xiàn)出老一代學者厚積薄發(fā)、功力深厚的寫作特點，看似談唐代，卻處處直指當下。歷史并不是過去的事，而是與今天有關(guān)的事，故善讀能增智慧、療愚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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