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切在其自傳體小說《男孩》中記述了一個場景：在南非開普省的伍斯特鎮，女人是不騎自行車的，母親笨拙執拗地學會了騎自行車；一天早上，男孩庫切瞥了一眼母親騎行的背影，她穿著白上衣和深色裙子，頭發在風中飄揚，看上去年輕、精神，像個女孩子，還有那么一點詭秘。母親踩著踏板駛向楊樹大街，離開家，逃向自己，這一形象再也沒有離開過他的記憶。在這一場景中，庫切從母親身上發現了一個陌生的形象，之前，母親就只是母親，這一次，母親是個自由獨立、充滿魅力的女孩，或許比這還要更多。
《陌生的阿富汗》，無論是本書的作者班卓還是書中的內容，都讓我想起庫切所描述的這一場景，激起我類似的感受。班卓是我一起工作多年的同事，但我熟悉的也只是我們共同經歷的部分，而旅行者賽瑪、書中的阿富汗，對我來說都頗為陌生，因此，在整個閱讀過程中，我幾乎是把它當作一部小說讀完的，而它也的確是一部具有小說品格的游記。做出這一論斷，并非意在進行文體類型比較，也沒否認它作為游記的真實性和記錄性，而是認為作者的筆力使這部游記具有了小說的品格。
將我們帶入一個新奇的世界
游記記述的是發現的旅程，旅人進入一個陌生的世界，以自身的經驗和眼光打量和體驗著這個新世界，遇到一些有趣的人和事，將之記錄下來，其中自然也少不了記錄者的選材與記憶過濾。游記中的“發現”好似當下年輕人愛玩的開盲盒，充滿著未知、冒險和奇趣。
《陌生的阿富汗》首先將我們帶入的是一個新奇的世界，它滿身皆是阿富汗味道：干旱而貧瘠的黃土坡，空氣中永遠卷著的塵埃味，被戰爭洗劫過后的貧窮，包著頭巾的男人，穿著布卡的女人，人流如織、物品琳瑯的巴扎，被炸毀的巴米揚大佛，不穿布卡的女子走出去會被圍觀、被扔石子，阿富汗本地人對塔利班的看法，等等。作者記錄的這些親歷的見聞，讓人仿佛置身于現場，“看”到一個鮮活真實的阿富汗。
除了這些經由觀察而得來的基本事實，《陌生的阿富汗》還呈現了更深層的真實，即阿富汗人特有的生命樣態和精神狀態，而這恰是精雕細刻的小說擅長書寫的真實。司湯達提出小說家應是“人類靈魂的觀察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立志于“發現人身上的人”，描繪“人靈魂深處的一切”；米蘭·昆德拉認為小說是對人的存在可能性的發現，這些都說明小說追求的從來不是眼見的“實”，而是客觀表象背后的“真”。在小說中，歷史、地理、習俗不只是人物活動的背景板，更是造就人物存在狀態和精神特質的合力，每個國別或地方的人才因此有其獨特的樣貌。《陌生的阿富汗》進深到歷史與文化的幽微之處、人的具體處境之中，以平靜客觀的對話方式敞開了當地人的生存情狀。三個巴基斯坦青年在自己的小書店里懷揣著宏圖遠志，他們要在嚴苛殘酷的現實里追尋自由，以期實現人性自由與伊斯蘭信仰的結合，并資助本民族烏爾都語文學的發展；他們主動學習英語，想要與外界交流；他們想娶的不只是一個被包裹在布卡里的女人，而“希望她是一個獨立的人，一個能夠交流的人”，在這些受過教育的巴基斯坦青年身上顯現出一種新型的包容性和變革性，他們力求在本地傳統與全球現代化之間尋找恰當的出路。
一個民族長期浸潤在自己的文化中，必然會形成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生存方式、思想觀念、情感狀態，阿富汗人也是由他們獨特的文化造就而成。比如對愛情的理解，西歐在經過文藝復興的世俗化轉型后，傾向于人本主義文化對人欲的肯定，將愛與欲望相關聯，從而形成世俗的情欲之愛的觀念，愛總是指向某種欲求，而欲望投射的是主體自身的匱乏，并非對象的穩固性品質，人不會欲求他所擁有的東西，所欲求的客體總是延宕的，因此欲望是流變的、無限延異的，伴隨著欲求的愛自然容易幻滅，作家們要么以“從此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作結，要么像阿蘭·巴迪歐所說的將愛情縮短成“精彩絕倫的邂逅之詩”，更多的情況是主人公在愛欲中走向沉淪或毀滅。在福樓拜的《情感教育——一個青年的故事》中，弗雷德利克·莫羅十八歲時對巴黎畫商的妻子阿爾努夫人一見鐘情，相遇時盡收弗雷德利克眼底的是阿爾努夫人的外部特征，她的皮膚顏色、衣著姿態、長相身段，勾起他好奇心的也是與此相關的家世背景、生活環境、人際關系等，在足夠長時間的凝視中，阿爾努夫人的內心世界在臉部的映像絲毫未被提及，夫人激起了年輕人對美的感受，究其實卻是由欲望引發的迷戀。這種懵懂的情愫一直持續到中年，待到兩人真正有機會在一起時，那漫長的癡戀卻被阿爾努夫人的一綹白發打敗了。美好的思念、強烈的欲望、想象的激情隨著燈光照亮的白發而紛紛落幕，“于是一切都完了”，他們的感情從外到內都結束了。
寫出人的文化特性，也寫出人的普遍性
俄羅斯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沒有經歷西歐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世俗化轉型，東正教文化源遠流長，成為塑造其民族性格的主導因素，俄羅斯人將宗教信仰實踐為對生命神圣性的追求和自我人格的完善，在對愛情的理解上，精神層面的共鳴必不可少。布爾加科夫《大師和瑪格麗特》中的大師在特維爾街成百上千的行人中遇到瑪格麗特，第一眼就看到了她目光中的“不安”和“痛苦”，以及“她眼神中那非同尋常的、任何人都從未看到過的孤獨”，大師越過瑪格麗特的外貌衣著直接捕捉到了她內在的狀態，顯然這不是欲望的相互吸引，而是兩個個體的精神相遇，一個溫柔善意的人才會體恤到另一個人的痛苦和孤獨，因此，它也是兩個神圣生命的相互體認，這樣的愛一旦產生便是共擔命運的永恒。
在伊斯蘭國家，政教合一的制度使得宗教不只是個人內在的信仰，更是社會的政治秩序與人的精神秩序一致的保障，一切都要符合對真主的信仰，愛情與婚姻也要納入這一范疇加以考量。《陌生的阿富汗》也提到了愛情，但它既不是西歐式的愛欲邂逅，也不是俄羅斯式的精神共鳴，倒像是虔誠信徒信奉的真主的一道命令。與賽瑪一路遇到的其他男子相比，穆利算不上有趣，但他絕對神秘，這種神秘源自宗教信仰、政治使命、自然人性的合力造就而成的混合型特質。穆利是個會說英語、堅持寫詩的男子，有開放包容的一面，他從始至終慷慨無私地幫助賽瑪，推薦她寄居在一個美善之家，顯示出正直的品格和擔當的意識。但另一方面穆利也是個觀念性很強的人，他認為賽瑪適合做他的妻子，便向她下了一道“愛情”的命令：賽瑪需要皈依真主，兩人最好一起前行，他好護她周全。穆利不但命令，而且付諸行動，在賽瑪還沒有應允且有意回避他后，他仍然一廂情愿地辦好前往伊朗的簽證，等待著與她同行。這種強烈而堅定的意愿就好似真主在督促著他行動，而非其他的驅動力。穆利是一個典型的阿富汗人，伊斯蘭信仰不但寫在他的詩句里，表現在他的言行上，也刻在他的思想情感之中，以致于他生命的真實內核被包裹在了最深處，沒有一條人世的通道可以照亮那里。《陌生的阿富汗》像小說一樣以典型人物寫出了人的文化特征，文化賦予人多樣性和豐富性。阿富汗人對于我們之所以是陌生的，是因為他們成長在異質文化的土壤中。
小說不但要寫具有文化特質的人，也要揭示人性的普遍性，正是后者使人得以超越國別、民族、語言、文化的隔閡而達成溝通，某種程度上小說構建的是一個聚合性空間，人們在分裂中尋求和解，在差異性中看到同一性，最終走向兄弟姐妹式的情誼。《陌生的阿富汗》最具魅力之處在于構建了一個聚合性的空間，在其中陌生人之間互相關懷體恤，他們突破文化與生存的防御機制，在某一時刻達到心靈的無礙交流。蹲在白沙瓦老城區幽暗巷子里的阿富汗人，一個住過難民營、走私過鴉片的中年男子，看見黃昏時刻還在巷子里閑逛的賽瑪，竟擔心她的安危，誠摯地邀請她到家中坐一坐，帶她到自己所開的店鋪里逛一逛，充滿信賴地向她講述自己復雜的經歷。喀布爾市的警察納維德看到獨自穿行在巴扎人流中的賽瑪，便決定要保護她，一臉真誠地稱“你是我的姐妹”，向她分享自己取得的成就和家人的照片，帶她到他學習karate的學校參觀，甚至愛屋及烏地幫助她同屋的病人史太郎，納維德最后以照片丟失為由向賽瑪和史太郎要錢，是真誠求助，還是有意勒索，意圖已無從知曉，但那一路的相隨相助卻是不爭的事實，作者在人性的疑點處留下空白，讓人性的光輝閃爍在旅途的黯淡之中。“歌聲與少年”中的少年，在短暫的車程中無聲而細致地幫助病弱的賽瑪，頻繁地為她搖下和關上車窗，讓她既能呼吸到新鮮空氣又不至于被灰塵襲擊；在軍事檢查站時為她解圍；在歇腳的地方，單獨為她提上一桶水，讓她能夠徹底地清洗一番，洗去滿面塵灰的疲憊；悄悄地拿給她兩個洗好的青蘋果，讓她在食物單調、胃口敗壞的情況下得以飽餐一頓。在作者筆下，少年沒有名字，從始至終也沒有說過一句話，但那無聲的溫柔與慷慨卻如沙漠中的綠洲，溫暖著賽瑪，也打濕了讀者的眼眶。還有那些在路途中隨時截住賽瑪，或要載她一程，或要她到家里歇歇腳的人們。他們共同構成了一幅溫馨的畫卷。
在壁壘中，唯有善與愛是融通的魔法
最后一章“八個鐲子的家庭”更是勾畫了一個理想的聚合性空間，沙赫伯一家是傳統的阿富汗家庭，卻具有敞開性和接納性，能使一個外國人、外族人、異鄉人迅速融入其中而沒有陌生感，在其中，我們可以象征性地看到本土性與世界性、民族性與普遍性、多元文化的和諧共存。少年沙赫伯雖尊穆利為精神導師，卻似乎比穆利更容易溝通，他帶賽瑪外出時，也要求她穿上具有本地特色的布卡，刻意與她保持十米左右的距離，但給人的感覺并不過分，這只是在讓賽瑪尊重他們民族的文化習俗，回到家中他和賽瑪可以親如姐弟。母親納莉亞一見面便將賽瑪視為閨友，盛情款待，閑敘家常，讓她穿自己的服裝和女兒的鞋子。妹妹德娃則像前面提及的那個少年一樣，默然而深情地關注著賽瑪，把她當作貼心的姐姐和知己，臨別還把自己手臂上的八個鐲子脫下來送給她。被艱辛的旅途損耗得憔悴不堪的賽瑪正是在這個家庭中得到療愈。在人類制造的各式各樣的壁壘中，唯有善與愛是融通的魔法，鐲子會碎掉，但氤氳其中的愛意卻保留了下來。
《陌生的阿富汗》以簡潔雋永的語言勾勒了阿富汗的地理環境、生活場景、人物群像，其中不乏作者對阿富汗歷史、文化、現狀的獨到見解，同時又以詩性的敘述呈現了阿富汗人的精神品格，讀來讓人既翻涌在思想的浪花上又沉醉在美的氛圍里。意猶未盡的是，阿富汗女性的那雙眼睛還始終隱沒在厚重的布卡的后面，其中藏著怎樣的黯淡或火花，有待旅人去與她對視、探尋。
合上書頁，思緒飄到了古希臘特洛伊的戰場：戰爭進行到了第十年，希臘一方的阿基琉斯與特洛伊一方的赫克托耳也已完成對決，赫克托耳死去，阿基琉斯將他帶到自己的營帳。夜幕降臨，白發蒼蒼的普里阿摩斯孤身來到阿基琉斯的營帳，討要兒子的尸體，看著他，阿基琉斯想起自己的父親，兩人都懷念親人，不禁都哭了起來，“他們的哭聲響徹房屋”。哭夠之后，年輕人攙扶起老年人，“憐憫他的灰白頭發、灰白胡須”。他們同桌飲酒吃肉，席間定定地看著對方，普里阿摩斯贊嘆阿基琉斯好似天神，阿基琉斯對這位老者也充滿敬佩。等他們互相看夠了對方，老人請求年輕人趕緊安排他睡上一覺，在仇人的營帳里，特洛伊的老國王美美地安然睡去。這的確是一個美妙絕倫而在人間難以復刻的場景，但它卻會在文學空間、人的心靈記憶中一次次涌現，我想，這也是班卓寫《陌生的阿富汗》的意義之一。
庫切在其自傳體小說《男孩》中記述了一個場景：在南非開普省的伍斯特鎮，女人是不騎自行車的，母親笨拙執拗地學會了騎自行車；一天早上，男孩庫切瞥了一眼母親騎行的背影，她穿著白上衣和深色裙子，頭發在風中飄揚，看上去年輕、精神，像個女孩子，還有那么一點詭秘。母親踩著踏板駛向楊樹大街，離開家，逃向自己，這一形象再也沒有離開過他的記憶。在這一場景中，庫切從母親身上發現了一個陌生的形象，之前，母親就只是母親，這一次，母親是個自由獨立、充滿魅力的女孩，或許比這還要更多。
《陌生的阿富汗》，無論是本書的作者班卓還是書中的內容，都讓我想起庫切所描述的這一場景，激起我類似的感受。班卓是我一起工作多年的同事，但我熟悉的也只是我們共同經歷的部分，而旅行者賽瑪、書中的阿富汗，對我來說都頗為陌生，因此，在整個閱讀過程中，我幾乎是把它當作一部小說讀完的，而它也的確是一部具有小說品格的游記。做出這一論斷，并非意在進行文體類型比較，也沒否認它作為游記的真實性和記錄性，而是認為作者的筆力使這部游記具有了小說的品格。
將我們帶入一個新奇的世界
游記記述的是發現的旅程，旅人進入一個陌生的世界，以自身的經驗和眼光打量和體驗著這個新世界，遇到一些有趣的人和事，將之記錄下來，其中自然也少不了記錄者的選材與記憶過濾。游記中的“發現”好似當下年輕人愛玩的開盲盒，充滿著未知、冒險和奇趣。
《陌生的阿富汗》首先將我們帶入的是一個新奇的世界，它滿身皆是阿富汗味道：干旱而貧瘠的黃土坡，空氣中永遠卷著的塵埃味，被戰爭洗劫過后的貧窮，包著頭巾的男人，穿著布卡的女人，人流如織、物品琳瑯的巴扎，被炸毀的巴米揚大佛，不穿布卡的女子走出去會被圍觀、被扔石子，阿富汗本地人對塔利班的看法，等等。作者記錄的這些親歷的見聞，讓人仿佛置身于現場，“看”到一個鮮活真實的阿富汗。
除了這些經由觀察而得來的基本事實，《陌生的阿富汗》還呈現了更深層的真實，即阿富汗人特有的生命樣態和精神狀態，而這恰是精雕細刻的小說擅長書寫的真實。司湯達提出小說家應是“人類靈魂的觀察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立志于“發現人身上的人”，描繪“人靈魂深處的一切”；米蘭·昆德拉認為小說是對人的存在可能性的發現，這些都說明小說追求的從來不是眼見的“實”，而是客觀表象背后的“真”。在小說中，歷史、地理、習俗不只是人物活動的背景板，更是造就人物存在狀態和精神特質的合力，每個國別或地方的人才因此有其獨特的樣貌。《陌生的阿富汗》進深到歷史與文化的幽微之處、人的具體處境之中，以平靜客觀的對話方式敞開了當地人的生存情狀。三個巴基斯坦青年在自己的小書店里懷揣著宏圖遠志，他們要在嚴苛殘酷的現實里追尋自由，以期實現人性自由與伊斯蘭信仰的結合，并資助本民族烏爾都語文學的發展；他們主動學習英語，想要與外界交流；他們想娶的不只是一個被包裹在布卡里的女人，而“希望她是一個獨立的人，一個能夠交流的人”，在這些受過教育的巴基斯坦青年身上顯現出一種新型的包容性和變革性，他們力求在本地傳統與全球現代化之間尋找恰當的出路。
一個民族長期浸潤在自己的文化中，必然會形成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生存方式、思想觀念、情感狀態，阿富汗人也是由他們獨特的文化造就而成。比如對愛情的理解，西歐在經過文藝復興的世俗化轉型后，傾向于人本主義文化對人欲的肯定，將愛與欲望相關聯，從而形成世俗的情欲之愛的觀念，愛總是指向某種欲求，而欲望投射的是主體自身的匱乏，并非對象的穩固性品質，人不會欲求他所擁有的東西，所欲求的客體總是延宕的，因此欲望是流變的、無限延異的，伴隨著欲求的愛自然容易幻滅，作家們要么以“從此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作結，要么像阿蘭·巴迪歐所說的將愛情縮短成“精彩絕倫的邂逅之詩”，更多的情況是主人公在愛欲中走向沉淪或毀滅。在福樓拜的《情感教育——一個青年的故事》中，弗雷德利克·莫羅十八歲時對巴黎畫商的妻子阿爾努夫人一見鐘情，相遇時盡收弗雷德利克眼底的是阿爾努夫人的外部特征，她的皮膚顏色、衣著姿態、長相身段，勾起他好奇心的也是與此相關的家世背景、生活環境、人際關系等，在足夠長時間的凝視中，阿爾努夫人的內心世界在臉部的映像絲毫未被提及，夫人激起了年輕人對美的感受，究其實卻是由欲望引發的迷戀。這種懵懂的情愫一直持續到中年，待到兩人真正有機會在一起時，那漫長的癡戀卻被阿爾努夫人的一綹白發打敗了。美好的思念、強烈的欲望、想象的激情隨著燈光照亮的白發而紛紛落幕，“于是一切都完了”，他們的感情從外到內都結束了。
寫出人的文化特性，也寫出人的普遍性
俄羅斯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沒有經歷西歐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世俗化轉型，東正教文化源遠流長，成為塑造其民族性格的主導因素，俄羅斯人將宗教信仰實踐為對生命神圣性的追求和自我人格的完善，在對愛情的理解上，精神層面的共鳴必不可少。布爾加科夫《大師和瑪格麗特》中的大師在特維爾街成百上千的行人中遇到瑪格麗特，第一眼就看到了她目光中的“不安”和“痛苦”，以及“她眼神中那非同尋常的、任何人都從未看到過的孤獨”，大師越過瑪格麗特的外貌衣著直接捕捉到了她內在的狀態，顯然這不是欲望的相互吸引，而是兩個個體的精神相遇，一個溫柔善意的人才會體恤到另一個人的痛苦和孤獨，因此，它也是兩個神圣生命的相互體認，這樣的愛一旦產生便是共擔命運的永恒。
在伊斯蘭國家，政教合一的制度使得宗教不只是個人內在的信仰，更是社會的政治秩序與人的精神秩序一致的保障，一切都要符合對真主的信仰，愛情與婚姻也要納入這一范疇加以考量。《陌生的阿富汗》也提到了愛情，但它既不是西歐式的愛欲邂逅，也不是俄羅斯式的精神共鳴，倒像是虔誠信徒信奉的真主的一道命令。與賽瑪一路遇到的其他男子相比，穆利算不上有趣，但他絕對神秘，這種神秘源自宗教信仰、政治使命、自然人性的合力造就而成的混合型特質。穆利是個會說英語、堅持寫詩的男子，有開放包容的一面，他從始至終慷慨無私地幫助賽瑪，推薦她寄居在一個美善之家，顯示出正直的品格和擔當的意識。但另一方面穆利也是個觀念性很強的人，他認為賽瑪適合做他的妻子，便向她下了一道“愛情”的命令：賽瑪需要皈依真主，兩人最好一起前行，他好護她周全。穆利不但命令，而且付諸行動，在賽瑪還沒有應允且有意回避他后，他仍然一廂情愿地辦好前往伊朗的簽證，等待著與她同行。這種強烈而堅定的意愿就好似真主在督促著他行動，而非其他的驅動力。穆利是一個典型的阿富汗人，伊斯蘭信仰不但寫在他的詩句里，表現在他的言行上，也刻在他的思想情感之中，以致于他生命的真實內核被包裹在了最深處，沒有一條人世的通道可以照亮那里。《陌生的阿富汗》像小說一樣以典型人物寫出了人的文化特征，文化賦予人多樣性和豐富性。阿富汗人對于我們之所以是陌生的，是因為他們成長在異質文化的土壤中。
小說不但要寫具有文化特質的人，也要揭示人性的普遍性，正是后者使人得以超越國別、民族、語言、文化的隔閡而達成溝通，某種程度上小說構建的是一個聚合性空間，人們在分裂中尋求和解，在差異性中看到同一性，最終走向兄弟姐妹式的情誼。《陌生的阿富汗》最具魅力之處在于構建了一個聚合性的空間，在其中陌生人之間互相關懷體恤，他們突破文化與生存的防御機制，在某一時刻達到心靈的無礙交流。蹲在白沙瓦老城區幽暗巷子里的阿富汗人，一個住過難民營、走私過鴉片的中年男子，看見黃昏時刻還在巷子里閑逛的賽瑪，竟擔心她的安危，誠摯地邀請她到家中坐一坐，帶她到自己所開的店鋪里逛一逛，充滿信賴地向她講述自己復雜的經歷。喀布爾市的警察納維德看到獨自穿行在巴扎人流中的賽瑪，便決定要保護她，一臉真誠地稱“你是我的姐妹”，向她分享自己取得的成就和家人的照片，帶她到他學習karate的學校參觀，甚至愛屋及烏地幫助她同屋的病人史太郎，納維德最后以照片丟失為由向賽瑪和史太郎要錢，是真誠求助，還是有意勒索，意圖已無從知曉，但那一路的相隨相助卻是不爭的事實，作者在人性的疑點處留下空白，讓人性的光輝閃爍在旅途的黯淡之中。“歌聲與少年”中的少年，在短暫的車程中無聲而細致地幫助病弱的賽瑪，頻繁地為她搖下和關上車窗，讓她既能呼吸到新鮮空氣又不至于被灰塵襲擊；在軍事檢查站時為她解圍；在歇腳的地方，單獨為她提上一桶水，讓她能夠徹底地清洗一番，洗去滿面塵灰的疲憊；悄悄地拿給她兩個洗好的青蘋果，讓她在食物單調、胃口敗壞的情況下得以飽餐一頓。在作者筆下，少年沒有名字，從始至終也沒有說過一句話，但那無聲的溫柔與慷慨卻如沙漠中的綠洲，溫暖著賽瑪，也打濕了讀者的眼眶。還有那些在路途中隨時截住賽瑪，或要載她一程，或要她到家里歇歇腳的人們。他們共同構成了一幅溫馨的畫卷。
在壁壘中，唯有善與愛是融通的魔法
最后一章“八個鐲子的家庭”更是勾畫了一個理想的聚合性空間，沙赫伯一家是傳統的阿富汗家庭，卻具有敞開性和接納性，能使一個外國人、外族人、異鄉人迅速融入其中而沒有陌生感，在其中，我們可以象征性地看到本土性與世界性、民族性與普遍性、多元文化的和諧共存。少年沙赫伯雖尊穆利為精神導師，卻似乎比穆利更容易溝通，他帶賽瑪外出時，也要求她穿上具有本地特色的布卡，刻意與她保持十米左右的距離，但給人的感覺并不過分，這只是在讓賽瑪尊重他們民族的文化習俗，回到家中他和賽瑪可以親如姐弟。母親納莉亞一見面便將賽瑪視為閨友，盛情款待，閑敘家常，讓她穿自己的服裝和女兒的鞋子。妹妹德娃則像前面提及的那個少年一樣，默然而深情地關注著賽瑪，把她當作貼心的姐姐和知己，臨別還把自己手臂上的八個鐲子脫下來送給她。被艱辛的旅途損耗得憔悴不堪的賽瑪正是在這個家庭中得到療愈。在人類制造的各式各樣的壁壘中，唯有善與愛是融通的魔法，鐲子會碎掉，但氤氳其中的愛意卻保留了下來。
《陌生的阿富汗》以簡潔雋永的語言勾勒了阿富汗的地理環境、生活場景、人物群像，其中不乏作者對阿富汗歷史、文化、現狀的獨到見解，同時又以詩性的敘述呈現了阿富汗人的精神品格，讀來讓人既翻涌在思想的浪花上又沉醉在美的氛圍里。意猶未盡的是，阿富汗女性的那雙眼睛還始終隱沒在厚重的布卡的后面，其中藏著怎樣的黯淡或火花，有待旅人去與她對視、探尋。
合上書頁，思緒飄到了古希臘特洛伊的戰場：戰爭進行到了第十年，希臘一方的阿基琉斯與特洛伊一方的赫克托耳也已完成對決，赫克托耳死去，阿基琉斯將他帶到自己的營帳。夜幕降臨，白發蒼蒼的普里阿摩斯孤身來到阿基琉斯的營帳，討要兒子的尸體，看著他，阿基琉斯想起自己的父親，兩人都懷念親人，不禁都哭了起來，“他們的哭聲響徹房屋”。哭夠之后，年輕人攙扶起老年人，“憐憫他的灰白頭發、灰白胡須”。他們同桌飲酒吃肉，席間定定地看著對方，普里阿摩斯贊嘆阿基琉斯好似天神，阿基琉斯對這位老者也充滿敬佩。等他們互相看夠了對方，老人請求年輕人趕緊安排他睡上一覺，在仇人的營帳里，特洛伊的老國王美美地安然睡去。這的確是一個美妙絕倫而在人間難以復刻的場景，但它卻會在文學空間、人的心靈記憶中一次次涌現，我想，這也是班卓寫《陌生的阿富汗》的意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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