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過日子的上海人，在拮據中盡力拓展生活美學，也賦予平凡食物不同的搭配靈感。也許，通過簡單的一頓早飯，能了解這片土地上老住戶的“尋常日腳”，了解百年來老上海人和新上海人共同分享的生活緣分。
大餅、油條與“寧波幫”
“‘大餅！油條！’清脆的叫喊聲沖破了晨曦市街的沉寂。”這是作家子虹筆下的1940年的上海，也是老上海從睡夢中醒來的經典畫面。子虹不禁感嘆：“‘大……餅……’，比任何一切聲音都好聽，有時也好像唱昆腔一樣，也要轉幾個鼻音的。這聲音，確是清早的好聲音，的確是街頭的好聲音！”
大餅、油條在老上海心目中或許過于平常，卻對近代上海生活作用很大。1931年，《世界晨報》形容大餅、油條“在上海為黃包車夫之日常果腹美品”。一年后，發表在《上海報》上的一篇隨筆調侃大餅、油條是“我們的患難朋友”。
風行近代上海的大餅，分咸、甜二種，總體上咸口的更勝一籌。咸大餅的主要調味來自油、蔥、鹽，一塊長條面團在三樣簡單作料的加持下搖身一變成了色黃味香的“蔥油餅”，教人垂涎。
1929年，在一個初秋的早晨，一位作家被上海街頭的早餐攤俘獲了，他決心等候“出鍋的熱的蔥油餅”，為此排了半小時長隊。等候之際，作家也窺見了滬上蔥油餅手藝的大概。他在報章撰文介紹，大餅師傅“先將發酵好了的原料加上油和蔥，還得第一步在鍋子上烘到一定程度，然復再靠在爐膛，烘的時候，爐子里的火要旺，要使火力向上。而促其實現的，是臨時加上一把鹽來”。
近代上海市民早晨洗漱、飲用熱水，大多要上老虎灶（開水攤）購買。約自20世紀20年代起，上海城里的老虎灶和大餅油條攤做了鄰居，很多地方甚至是同座商鋪切分為二，半邊支起油鍋賣大餅、油條，另一邊生火燒水設作老虎灶。這種“共生”關系，大抵是因為方便。打水顧客在等爐開的片刻，順手就能買上一副大餅、油條。普通市民的早間生活，就這樣有條不紊地快速運行。
“大餅油條經濟”，實乃舊日上海灘的一大神話。20世紀40年代，上海出現了上千家成員加盟的“餅饅油燴號同業公會”。由于老上海售販大餅油條者主要為旅滬寧波人，因而，1943年8月9日，“餅饅油燴號同業公會”成立大會即在寧波同鄉會舉辦。《繁花》致敬的寧波幫，不僅在上海搞工業、搞金融，還支起了老上海早餐“四大金剛”的“半邊天”。
老上海吃油條，一定要配碗香甜可口的熱豆漿。1936年盛夏，有人在《上海報》大談自己悟出的“滬式早餐門道”，對油條配甜漿的組合贊不絕口：“豆腐漿一大杯約半磅，吃的時候把白糖放在漿內，然后吃一口油條，喝一口漿，這樣緩緩地細嚼慢咽，實在是其味無窮！”
不過，在百年前的上海，一碗美味又清潔的豆漿實在來之不易。1933年，《上海報》即揭露“市上所售之豆漿，除新式裝玻璃瓶者，尚稱清潔外（然其價不賤），其余街頭巷口之攤子，俱有灰塵飛入，碗又不潔，頗為危險”。
上海第一飯——泡飯
泡飯，儼然是老上海相逢時據以相認的“標志物”，算得上舊日申城家常“第一飯”。1939年，《文匯報》的一篇雜談便把咸泡飯與白米飯、蛋炒飯并列為老上海“大眾所吃之飯”。
一百年前，上海人吃泡飯，能從早吃到晚。
早餐時候，一碗開水泡出的泡飯，是普通人家最尋常的能量補給。1939年前后，《上海產業與上海職工》編纂者調查了上海紡織工人的工勤飲食：“上工以前吃的一頓，大多是‘泡飯’。”正午時分，熱騰騰又甚是方便的泡飯，也是勞工、學生、職員等人群首選的“工作日午餐”。
1930年，《大眾文藝》文章描述了上海紗廠職工匆忙而粗糲的泡飯午餐：“全廠上千的工人，就在一個飯間里去燙飯。燙飯的熱水鍋頂多兩個，水又不開，又有銹油漂上一層，更沒干凈的水。有力氣的就擠得上，力量小的工人，就不要想吃熱飯。”1952年，《亦報》記者也觀察到，當時上海“帶飯盒子上學校的小學生，到了午飯時候，很多把飯盒子拿到老虎灶上，買兩勺開水淘了，把飯燙熱了吃”。
經過整日勞作，不少老上海仍會用一碗泡飯慰藉疲勞的身心。1925年，《現代評論》雜志就上海一般市民的晚餐慣例進行了探討：“晚飯以上海論，大概是泡飯。”
近代上海城市節奏快，希望外購泡飯者與到家燒泡飯者旗鼓相當。因此，服務晚餐的泡飯生意應運而生。1924年，《時事新報》總結了“上海近二十年來”之飲食業，提到“咸泡飯、木樨飯（即蛋炒飯）、肉絲炒飯等，北市稍大之點心店中皆有，不必于飯店求之，以是食者最便”。1925年，《時事新報》又談到上海街邊的面肆，會在“每日下午出售”咸泡飯。倘若有條件吃得好些，也可去餐館一嘗精致泡飯——1930年，冠生園“粥飯部”即發售菜泡飯等各種泡飯。
老上海過泡飯的小菜也令人眼花繚亂。物質相對貧乏的年歲，油氽黃豆是老上海就著吃泡飯的主角。1942年，《吉報》作者感嘆“油氽黃豆過泡飯，上海人最‘括皮’之夜飯也！” 1929年，《婦女雜志》刊載的短篇小說，也寫到了兩代人圍繞該用什么過泡飯而展開的爭論。孩子認為母親鐘愛的莧菜股（霉莧菜梗）“有什么好吃呢？臭么臭得要命”，牙口不好的母親則覺得油氽黃豆太硬。想來，“逐臭”和“硌牙”，的確還是前者相對好受些。
囊中不那么羞澀者，可將小菜準備得豐富些。1931年，《快活》雜志記載，有上海中產女性的早餐是“一根油條、一碟豆腐、一盅醬油下兩碗泡飯”。此外，寧波傳統的幾味經典，也隨著人口遷移融入上海泡飯文化。譬如在1938年時，《上海日報》便稱“下飯菜中的泥螺、蟹醬，也比咸蘿卜、大頭菜強多”。
千萬別以為老上海是出于無奈而選擇泡飯，愛好這口者大有人在。1932年，《新聞報》雜文《談茶泡飯》就吐露了老上海“泡飯粉”的心聲：“大概我們所以要用茶淘飯，一半為節省菜蔬，一半為其另有風味。”1935年，《聯華畫報》更是刻畫了一位上海文人的“泡飯之思”——即便密友以豐盛酒筵招待，但他還是“只吃得幾塊雞肉，回來仍吃了三碗泡飯”。平淡無奇的泡飯，竟能讓人“不識肉味”，這放在包羅萬象的老上海食肆，也算得上奇事一樁。
顆顆晶瑩裹粢飯
粢飯是何飯？1928年，有人即講述過——“馬路上以木桶裝之，或包油條，或包白糖者”。
粢飯攤一天的生意，伴著夕陽下山而開張。魔都上海夜生活豐富，燈紅酒綠過后，飲食男女常覺饑腸轆轆。頗有經營頭腦的小販充分開掘商機，把夜宵和早餐串起來兜售。1936年《大公報》報道了一個山東籍中年粢飯攤主，他的上工規律是每天“正午十二時將糯米用水泡起來，到了下午六時就蒸，晚上八時開始出賣，至翌日十一點鐘止”。
也有專做早餐時段的粢飯攤，終年摸黑早起。1940年，《總匯報》上一篇題為《上海人的早餐》的雜文寫道：“賣粢飯的人，是極其的辛勞，在早晨天還是黑暗的時候，大約二點鐘光景，就得起來燒粢飯。”
辛苦一人，方便萬家。粢飯攤主給近代上海的城市運行注入了便宜又飽滿的能量。1927年，上海《花花世界》報充分肯定了粢飯的觸手可及與價格劃算：“馬路角、弄堂口的粢飯團，四個銅元、五個銅元，就可以當一餐早點心。”
老上海的粢飯攤，形成了一套標識度極高的行業“標配”。1940年，《奮報》列出了粢飯攤所需的全部家當：“一只暗黃色的大木桶，桶蓋上面放著七八十根油條和二只香煙罐，一只盛的是砂糖，另一只則放的是角票。”
當然，聰明勤奮的近代上海小販們不會滿足于米飯和油條的“小生意”，他們嘗試著結合粢飯的特點，把經營品種拓寬至其他小吃。1946年，《僑聲報》便描畫了上海粢飯攤的經典“套餐”：飯桶邊“擔子騰著熱氣，盤子里堆著油豆腐、線粉、百葉結、油腸和鹵蛋”“每天早晨，都有主顧圍著看他抓一把粢飯，夾著油條，在布上滾著。再加上一碗三百元錢，有辣子的油豆腐線粉湯”。
有趣的是，雖然江南與川渝飲食間隔著天然壁壘，但老上海“內遷”至重慶的粢飯攤竟風生水起，異常興盛，把“共飲一江水”的美好意象落實成“共食一團飯”的獨特交融。1947年，《論語》雜志提及，在全面抗戰期間，有旅滬無錫人把粢飯攤開到了重慶上清寺附近，大受山城各界歡迎：“所制粢飯團出名，也帶賣豆漿油條。每天早上只做二個鐘點，就把一天的貨色賣光，生意著實不差。”
會過日子的上海人，在拮據中盡力拓展生活美學，也賦予平凡食物不同的搭配靈感。也許，通過簡單的一頓早飯，能了解這片土地上老住戶的“尋常日腳”，了解百年來老上海人和新上海人共同分享的生活緣分。
大餅、油條與“寧波幫”
“‘大餅！油條！’清脆的叫喊聲沖破了晨曦市街的沉寂。”這是作家子虹筆下的1940年的上海，也是老上海從睡夢中醒來的經典畫面。子虹不禁感嘆：“‘大……餅……’，比任何一切聲音都好聽，有時也好像唱昆腔一樣，也要轉幾個鼻音的。這聲音，確是清早的好聲音，的確是街頭的好聲音！”
大餅、油條在老上海心目中或許過于平常，卻對近代上海生活作用很大。1931年，《世界晨報》形容大餅、油條“在上海為黃包車夫之日常果腹美品”。一年后，發表在《上海報》上的一篇隨筆調侃大餅、油條是“我們的患難朋友”。
風行近代上海的大餅，分咸、甜二種，總體上咸口的更勝一籌。咸大餅的主要調味來自油、蔥、鹽，一塊長條面團在三樣簡單作料的加持下搖身一變成了色黃味香的“蔥油餅”，教人垂涎。
1929年，在一個初秋的早晨，一位作家被上海街頭的早餐攤俘獲了，他決心等候“出鍋的熱的蔥油餅”，為此排了半小時長隊。等候之際，作家也窺見了滬上蔥油餅手藝的大概。他在報章撰文介紹，大餅師傅“先將發酵好了的原料加上油和蔥，還得第一步在鍋子上烘到一定程度，然復再靠在爐膛，烘的時候，爐子里的火要旺，要使火力向上。而促其實現的，是臨時加上一把鹽來”。
近代上海市民早晨洗漱、飲用熱水，大多要上老虎灶（開水攤）購買。約自20世紀20年代起，上海城里的老虎灶和大餅油條攤做了鄰居，很多地方甚至是同座商鋪切分為二，半邊支起油鍋賣大餅、油條，另一邊生火燒水設作老虎灶。這種“共生”關系，大抵是因為方便。打水顧客在等爐開的片刻，順手就能買上一副大餅、油條。普通市民的早間生活，就這樣有條不紊地快速運行。
“大餅油條經濟”，實乃舊日上海灘的一大神話。20世紀40年代，上海出現了上千家成員加盟的“餅饅油燴號同業公會”。由于老上海售販大餅油條者主要為旅滬寧波人，因而，1943年8月9日，“餅饅油燴號同業公會”成立大會即在寧波同鄉會舉辦。《繁花》致敬的寧波幫，不僅在上海搞工業、搞金融，還支起了老上海早餐“四大金剛”的“半邊天”。
老上海吃油條，一定要配碗香甜可口的熱豆漿。1936年盛夏，有人在《上海報》大談自己悟出的“滬式早餐門道”，對油條配甜漿的組合贊不絕口：“豆腐漿一大杯約半磅，吃的時候把白糖放在漿內，然后吃一口油條，喝一口漿，這樣緩緩地細嚼慢咽，實在是其味無窮！”
不過，在百年前的上海，一碗美味又清潔的豆漿實在來之不易。1933年，《上海報》即揭露“市上所售之豆漿，除新式裝玻璃瓶者，尚稱清潔外（然其價不賤），其余街頭巷口之攤子，俱有灰塵飛入，碗又不潔，頗為危險”。
上海第一飯——泡飯
泡飯，儼然是老上海相逢時據以相認的“標志物”，算得上舊日申城家常“第一飯”。1939年，《文匯報》的一篇雜談便把咸泡飯與白米飯、蛋炒飯并列為老上海“大眾所吃之飯”。
一百年前，上海人吃泡飯，能從早吃到晚。
早餐時候，一碗開水泡出的泡飯，是普通人家最尋常的能量補給。1939年前后，《上海產業與上海職工》編纂者調查了上海紡織工人的工勤飲食：“上工以前吃的一頓，大多是‘泡飯’。”正午時分，熱騰騰又甚是方便的泡飯，也是勞工、學生、職員等人群首選的“工作日午餐”。
1930年，《大眾文藝》文章描述了上海紗廠職工匆忙而粗糲的泡飯午餐：“全廠上千的工人，就在一個飯間里去燙飯。燙飯的熱水鍋頂多兩個，水又不開，又有銹油漂上一層，更沒干凈的水。有力氣的就擠得上，力量小的工人，就不要想吃熱飯。”1952年，《亦報》記者也觀察到，當時上海“帶飯盒子上學校的小學生，到了午飯時候，很多把飯盒子拿到老虎灶上，買兩勺開水淘了，把飯燙熱了吃”。
經過整日勞作，不少老上海仍會用一碗泡飯慰藉疲勞的身心。1925年，《現代評論》雜志就上海一般市民的晚餐慣例進行了探討：“晚飯以上海論，大概是泡飯。”
近代上海城市節奏快，希望外購泡飯者與到家燒泡飯者旗鼓相當。因此，服務晚餐的泡飯生意應運而生。1924年，《時事新報》總結了“上海近二十年來”之飲食業，提到“咸泡飯、木樨飯（即蛋炒飯）、肉絲炒飯等，北市稍大之點心店中皆有，不必于飯店求之，以是食者最便”。1925年，《時事新報》又談到上海街邊的面肆，會在“每日下午出售”咸泡飯。倘若有條件吃得好些，也可去餐館一嘗精致泡飯——1930年，冠生園“粥飯部”即發售菜泡飯等各種泡飯。
老上海過泡飯的小菜也令人眼花繚亂。物質相對貧乏的年歲，油氽黃豆是老上海就著吃泡飯的主角。1942年，《吉報》作者感嘆“油氽黃豆過泡飯，上海人最‘括皮’之夜飯也！” 1929年，《婦女雜志》刊載的短篇小說，也寫到了兩代人圍繞該用什么過泡飯而展開的爭論。孩子認為母親鐘愛的莧菜股（霉莧菜梗）“有什么好吃呢？臭么臭得要命”，牙口不好的母親則覺得油氽黃豆太硬。想來，“逐臭”和“硌牙”，的確還是前者相對好受些。
囊中不那么羞澀者，可將小菜準備得豐富些。1931年，《快活》雜志記載，有上海中產女性的早餐是“一根油條、一碟豆腐、一盅醬油下兩碗泡飯”。此外，寧波傳統的幾味經典，也隨著人口遷移融入上海泡飯文化。譬如在1938年時，《上海日報》便稱“下飯菜中的泥螺、蟹醬，也比咸蘿卜、大頭菜強多”。
千萬別以為老上海是出于無奈而選擇泡飯，愛好這口者大有人在。1932年，《新聞報》雜文《談茶泡飯》就吐露了老上海“泡飯粉”的心聲：“大概我們所以要用茶淘飯，一半為節省菜蔬，一半為其另有風味。”1935年，《聯華畫報》更是刻畫了一位上海文人的“泡飯之思”——即便密友以豐盛酒筵招待，但他還是“只吃得幾塊雞肉，回來仍吃了三碗泡飯”。平淡無奇的泡飯，竟能讓人“不識肉味”，這放在包羅萬象的老上海食肆，也算得上奇事一樁。
顆顆晶瑩裹粢飯
粢飯是何飯？1928年，有人即講述過——“馬路上以木桶裝之，或包油條，或包白糖者”。
粢飯攤一天的生意，伴著夕陽下山而開張。魔都上海夜生活豐富，燈紅酒綠過后，飲食男女常覺饑腸轆轆。頗有經營頭腦的小販充分開掘商機，把夜宵和早餐串起來兜售。1936年《大公報》報道了一個山東籍中年粢飯攤主，他的上工規律是每天“正午十二時將糯米用水泡起來，到了下午六時就蒸，晚上八時開始出賣，至翌日十一點鐘止”。
也有專做早餐時段的粢飯攤，終年摸黑早起。1940年，《總匯報》上一篇題為《上海人的早餐》的雜文寫道：“賣粢飯的人，是極其的辛勞，在早晨天還是黑暗的時候，大約二點鐘光景，就得起來燒粢飯。”
辛苦一人，方便萬家。粢飯攤主給近代上海的城市運行注入了便宜又飽滿的能量。1927年，上海《花花世界》報充分肯定了粢飯的觸手可及與價格劃算：“馬路角、弄堂口的粢飯團，四個銅元、五個銅元，就可以當一餐早點心。”
老上海的粢飯攤，形成了一套標識度極高的行業“標配”。1940年，《奮報》列出了粢飯攤所需的全部家當：“一只暗黃色的大木桶，桶蓋上面放著七八十根油條和二只香煙罐，一只盛的是砂糖，另一只則放的是角票。”
當然，聰明勤奮的近代上海小販們不會滿足于米飯和油條的“小生意”，他們嘗試著結合粢飯的特點，把經營品種拓寬至其他小吃。1946年，《僑聲報》便描畫了上海粢飯攤的經典“套餐”：飯桶邊“擔子騰著熱氣，盤子里堆著油豆腐、線粉、百葉結、油腸和鹵蛋”“每天早晨，都有主顧圍著看他抓一把粢飯，夾著油條，在布上滾著。再加上一碗三百元錢，有辣子的油豆腐線粉湯”。
有趣的是，雖然江南與川渝飲食間隔著天然壁壘，但老上海“內遷”至重慶的粢飯攤竟風生水起，異常興盛，把“共飲一江水”的美好意象落實成“共食一團飯”的獨特交融。1947年，《論語》雜志提及，在全面抗戰期間，有旅滬無錫人把粢飯攤開到了重慶上清寺附近，大受山城各界歡迎：“所制粢飯團出名，也帶賣豆漿油條。每天早上只做二個鐘點，就把一天的貨色賣光，生意著實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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