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燈光變幻。鐘敲五下，五更天了。戎夷身穿白色里衣，孤單地坐在城門下，身上落了一層雪。青年石辛在離他很遠的地方跺腳，蹦跳。”
2024年，舞臺劇《戎夷之衣》在老舍劇場首演，之后進行了為期近三個月、覆蓋20多個城市的全國巡演。劇作改編自《呂氏春秋·恃君覽第八》中的“戎夷解衣”，保留了原始故事的基本情節和核心要義，圍繞“戎夷解衣而死，弟子活下”展開，時間跨越36年（公元前256年—公元前220年）。劇作吸引我的除了敘事結構和主題風貌，還有就是它由黃龍斌執導所帶來的質感。
戲劇是當眾訴說的共享文體
《戎夷之衣》里的鼓聲格外鮮明，或急驟，或舒緩，每到舞臺上的劇情轉折時，撼動人心的鼓聲就會響起。我很想知道那是什么鼓敲出的響聲，據說戰國時代盛行的是建鼓，一人背鼓在前而行，隨后一人雙手執鼓槌邊走邊奏，用于出行之儀。
劇場里的戲屬于編劇，更屬于導演和制作團隊。劇作文本里是沒有出現鼓聲的，只有寂靜的文字。劇作里的死亡是難以表現的，人死之后的幽魂境況更難以表現，此刻群舞就會出現，身穿白色長衫和衣裙的人影幻化為幽魂。
帶給劇作家李靜創作靈感的是《呂氏春秋》里的簡短故事，她借此搭起時長兩個小時的大戲：齊國墨家義士戎夷與弟子石辛前往魯國進行援助，途遇大風暴雪，二人露宿城外。戎夷脫下棉衣給弟子穿，自己半夜凍死，弟子石辛因而活了下來。戎夷的生命雖然在那一晚停止，但他的思想活下去了；石辛則是肉體多活了幾十年，開始為著自己的目的一樁接著一樁作惡。劇作家讓石辛此后的經歷和故事的起點“戎夷解衣”一起交叉推進，展開對道德、善惡等問題的探討。
觀者看的不僅是久遠的傳說，還是響徹劇作家心靈的思想閃電。這是由想象力創造出來的情境、人物的形態和話語，是劇作家構建戲劇空間和展現敘事藝術的能力。
進入劇場前我還心存猶疑：全球化時代的生活浪潮狂飆般席卷而來，人工智能改變著人類生活，現代人被湮沒在汪洋般的信息洪流中，《戎夷之衣》這部中國古代題材的戲劇能否與現代生活契合？
兩個小時的演出里，舞臺上那些人的哀苦、掙扎、鏖戰和辯駁，讓我體驗著語言如電流穿過身心。
我想到李靜在《為什么讀劇本？》一文里給出的理由，也更理解她心靈的熾熱和剛健：“如果小說是只對一人傾訴的孤獨文體，那么戲劇則是靈魂當眾訴說的共享文體……召喚人們在這靜默共處的空間里，凝神于共通的困境，交換暗涌的能量。”
看完《戎夷之衣》離開劇場讀了李靜的文集《我害怕生活》，又從書架找出更早的思享家系列圖書《大先生》，以及她的劇本《秦國喜劇》重讀。“戲劇如何對真實說話？忠實于我所歷，我所見，我所思，我所是。”這是劇作家李靜的創作自況。
豐沛的詩意與嚴正的理性
從2009年開始，李靜應林兆華導演邀約，寫作以魯迅為主人公的話劇劇本。整整三年時間，煎熬于題材的浩瀚、寫法的茫然和性質完全不同的寫作轉換帶來的不適。2012年，話劇劇本《魯迅》完成，2016年改名為《大先生》在國家話劇院演出。
《大先生》是還原魯迅這位具有赤子之心者的存在之思辨，整部劇就是魯迅臨終的意識流，史詩性與思想氣質以及語言的精彩紛呈成為李靜劇作的特質。
2017年夏天，李靜編劇的《秦國喜劇》在北京中間劇場上演。這部劇講戰國末年，一個戲班班主如何因為自己創作的“菜人”（菜人，用為菜肴者）喜劇，在秦王和韓非、李斯的幫教下，反復修改、深陷囹圄并最后脫身的故事。三場戲中戲分別被導演易立明以京劇、二人轉和音樂劇的形式演出，觀眾看得歡樂異常。
看完戲走出中間劇場時正趕上暴雨傾盆而下，我坐在朋友的車里，暴雨敲擊車頂的聲音轟響，密集的雨幕遮蔽了車的前行方向，然而在劇場里觀看《秦國喜劇》所受到的震撼并不亞于雷電交加中的瓢潑暴雨。
詩意的豐沛與理性的嚴正恰切地焊接在李靜的劇作中，形成思想氣質鮮明的語言風格。在成為劇作家之前，李靜以《北京文學》雜志的編輯身份令人關注，此后又以新銳文學批評家的姿態崛起，她對木心的激賞使公眾更深入地理解杰出者。
無論是否有舞臺呈現，劇作自誕生之時已經是獨立的存在。“寫下即永恒。”此刻我想起的這個語句，語出葡萄牙詩人費爾南多·佩索阿的《惶然錄》。數據時代為人類生活帶來變革的同時也在消解人的生活，書寫的行為，那些來自敏感的心靈的創造性勞作，在今天顯示出極其脆弱的特質。然而人其實應該建立起信念——只要人類還存在，它的杰出創造物就會持久存在。去看看世界上最好的圖書館，那些輝煌的圣殿珍存著燦若繁星的作家的創造物。
杰出的寫作者，要讓自己的目光和心靈穿越世俗的勢利和冷漠。就像在暗夜中潛行，手里要有燈盞，同時也清楚天際有星辰，知道寒夜之后必然是黎明，如此更有把握應對征途中的障礙，繼而讓自己粉碎障礙，而不是被障礙粉碎。
站在中西方交匯處與時代對話
“即使被關在果殼之中，我仍自以為是無限宇宙之王。”這是《哈姆雷特》的一句臺詞，被李靜在戲劇批評集《必須冒犯觀眾》中引用。李靜的寫作區別于流行物，她在一個更大的視域里呈現人類更豐富的可能性和更復雜深遠的境遇，重拾劇作家對世界的態度和責任，站在中國經驗與西方經典的交匯處，與時代和世界對話。
李靜在《我害怕生活》中將自己的寫作形容為煎熬的碎屑與逃離的祈禱。犀利的理性之刃和溫柔浸透悲憫的良心，這是我看見的李靜的思想基座。
從個人的閱讀史可見作家的文學傳承。李靜的評論《良心的交響樂：契訶夫與他的戲劇》，我是在《單讀》雜志上讀到的，她對契訶夫的理解之深入和精準令我感佩。莎士比亞、歌德、加繆、迪倫馬特、貝克特，她對這些經典作家的研習顯示出她的戲劇視野。李靜在《為什么讀劇本？》中寫道：“從這些劇本中，你可以讀到現代生活最深刻的困難，讀到自己隱秘的靈魂。去面對這些吧，讀者諸君，你們的理智將由此而清明并強健。”我們不用去圣彼得堡劇場，只憑借契訶夫的文學劇作就可以看到他的思考和情感。
契訶夫戲劇集《海鷗·櫻桃園》的編者闡述了何為經典作家的定義：真正的經典作者豐富了人類心靈，擴充了心靈的寶藏，令心靈更往前進一步，發現了一些無可置疑的道德真理，或者在那似乎已經被徹底探測到了解了的人心中，再度掌握住某些永恒的熱情；他的思想、觀察、發現，無論以何種形式出現，必然開闊寬廣、精致、通達、明斷而優美；他訴諸全世界的個人獨特風格，對所有的人類說話，那種風格不依賴新詞匯而自然清爽，歷久彌新，與時并進。
對有志于戲劇創作的劇作家而言，杰出品質是唯一標準。時間揀選一切，也塑造一切。
“哈姆雷特害怕做夢，我害怕生活。”契訶夫的這句箴言也是李靜的內心寫照。誠如《我害怕生活》文集出版者所言，對于劇作家李靜，寫作不是終結而是開始：“她卸下懼怕，滿懷盼望地寫作。”
“燈光變幻。鐘敲五下，五更天了。戎夷身穿白色里衣，孤單地坐在城門下，身上落了一層雪。青年石辛在離他很遠的地方跺腳，蹦跳。”
2024年，舞臺劇《戎夷之衣》在老舍劇場首演，之后進行了為期近三個月、覆蓋20多個城市的全國巡演。劇作改編自《呂氏春秋·恃君覽第八》中的“戎夷解衣”，保留了原始故事的基本情節和核心要義，圍繞“戎夷解衣而死，弟子活下”展開，時間跨越36年（公元前256年—公元前220年）。劇作吸引我的除了敘事結構和主題風貌，還有就是它由黃龍斌執導所帶來的質感。
戲劇是當眾訴說的共享文體
《戎夷之衣》里的鼓聲格外鮮明，或急驟，或舒緩，每到舞臺上的劇情轉折時，撼動人心的鼓聲就會響起。我很想知道那是什么鼓敲出的響聲，據說戰國時代盛行的是建鼓，一人背鼓在前而行，隨后一人雙手執鼓槌邊走邊奏，用于出行之儀。
劇場里的戲屬于編劇，更屬于導演和制作團隊。劇作文本里是沒有出現鼓聲的，只有寂靜的文字。劇作里的死亡是難以表現的，人死之后的幽魂境況更難以表現，此刻群舞就會出現，身穿白色長衫和衣裙的人影幻化為幽魂。
帶給劇作家李靜創作靈感的是《呂氏春秋》里的簡短故事，她借此搭起時長兩個小時的大戲：齊國墨家義士戎夷與弟子石辛前往魯國進行援助，途遇大風暴雪，二人露宿城外。戎夷脫下棉衣給弟子穿，自己半夜凍死，弟子石辛因而活了下來。戎夷的生命雖然在那一晚停止，但他的思想活下去了；石辛則是肉體多活了幾十年，開始為著自己的目的一樁接著一樁作惡。劇作家讓石辛此后的經歷和故事的起點“戎夷解衣”一起交叉推進，展開對道德、善惡等問題的探討。
觀者看的不僅是久遠的傳說，還是響徹劇作家心靈的思想閃電。這是由想象力創造出來的情境、人物的形態和話語，是劇作家構建戲劇空間和展現敘事藝術的能力。
進入劇場前我還心存猶疑：全球化時代的生活浪潮狂飆般席卷而來，人工智能改變著人類生活，現代人被湮沒在汪洋般的信息洪流中，《戎夷之衣》這部中國古代題材的戲劇能否與現代生活契合？
兩個小時的演出里，舞臺上那些人的哀苦、掙扎、鏖戰和辯駁，讓我體驗著語言如電流穿過身心。
我想到李靜在《為什么讀劇本？》一文里給出的理由，也更理解她心靈的熾熱和剛健：“如果小說是只對一人傾訴的孤獨文體，那么戲劇則是靈魂當眾訴說的共享文體……召喚人們在這靜默共處的空間里，凝神于共通的困境，交換暗涌的能量。”
看完《戎夷之衣》離開劇場讀了李靜的文集《我害怕生活》，又從書架找出更早的思享家系列圖書《大先生》，以及她的劇本《秦國喜劇》重讀。“戲劇如何對真實說話？忠實于我所歷，我所見，我所思，我所是。”這是劇作家李靜的創作自況。
豐沛的詩意與嚴正的理性
從2009年開始，李靜應林兆華導演邀約，寫作以魯迅為主人公的話劇劇本。整整三年時間，煎熬于題材的浩瀚、寫法的茫然和性質完全不同的寫作轉換帶來的不適。2012年，話劇劇本《魯迅》完成，2016年改名為《大先生》在國家話劇院演出。
《大先生》是還原魯迅這位具有赤子之心者的存在之思辨，整部劇就是魯迅臨終的意識流，史詩性與思想氣質以及語言的精彩紛呈成為李靜劇作的特質。
2017年夏天，李靜編劇的《秦國喜劇》在北京中間劇場上演。這部劇講戰國末年，一個戲班班主如何因為自己創作的“菜人”（菜人，用為菜肴者）喜劇，在秦王和韓非、李斯的幫教下，反復修改、深陷囹圄并最后脫身的故事。三場戲中戲分別被導演易立明以京劇、二人轉和音樂劇的形式演出，觀眾看得歡樂異常。
看完戲走出中間劇場時正趕上暴雨傾盆而下，我坐在朋友的車里，暴雨敲擊車頂的聲音轟響，密集的雨幕遮蔽了車的前行方向，然而在劇場里觀看《秦國喜劇》所受到的震撼并不亞于雷電交加中的瓢潑暴雨。
詩意的豐沛與理性的嚴正恰切地焊接在李靜的劇作中，形成思想氣質鮮明的語言風格。在成為劇作家之前，李靜以《北京文學》雜志的編輯身份令人關注，此后又以新銳文學批評家的姿態崛起，她對木心的激賞使公眾更深入地理解杰出者。
無論是否有舞臺呈現，劇作自誕生之時已經是獨立的存在。“寫下即永恒。”此刻我想起的這個語句，語出葡萄牙詩人費爾南多·佩索阿的《惶然錄》。數據時代為人類生活帶來變革的同時也在消解人的生活，書寫的行為，那些來自敏感的心靈的創造性勞作，在今天顯示出極其脆弱的特質。然而人其實應該建立起信念——只要人類還存在，它的杰出創造物就會持久存在。去看看世界上最好的圖書館，那些輝煌的圣殿珍存著燦若繁星的作家的創造物。
杰出的寫作者，要讓自己的目光和心靈穿越世俗的勢利和冷漠。就像在暗夜中潛行，手里要有燈盞，同時也清楚天際有星辰，知道寒夜之后必然是黎明，如此更有把握應對征途中的障礙，繼而讓自己粉碎障礙，而不是被障礙粉碎。
站在中西方交匯處與時代對話
“即使被關在果殼之中，我仍自以為是無限宇宙之王。”這是《哈姆雷特》的一句臺詞，被李靜在戲劇批評集《必須冒犯觀眾》中引用。李靜的寫作區別于流行物，她在一個更大的視域里呈現人類更豐富的可能性和更復雜深遠的境遇，重拾劇作家對世界的態度和責任，站在中國經驗與西方經典的交匯處，與時代和世界對話。
李靜在《我害怕生活》中將自己的寫作形容為煎熬的碎屑與逃離的祈禱。犀利的理性之刃和溫柔浸透悲憫的良心，這是我看見的李靜的思想基座。
從個人的閱讀史可見作家的文學傳承。李靜的評論《良心的交響樂：契訶夫與他的戲劇》，我是在《單讀》雜志上讀到的，她對契訶夫的理解之深入和精準令我感佩。莎士比亞、歌德、加繆、迪倫馬特、貝克特，她對這些經典作家的研習顯示出她的戲劇視野。李靜在《為什么讀劇本？》中寫道：“從這些劇本中，你可以讀到現代生活最深刻的困難，讀到自己隱秘的靈魂。去面對這些吧，讀者諸君，你們的理智將由此而清明并強健。”我們不用去圣彼得堡劇場，只憑借契訶夫的文學劇作就可以看到他的思考和情感。
契訶夫戲劇集《海鷗·櫻桃園》的編者闡述了何為經典作家的定義：真正的經典作者豐富了人類心靈，擴充了心靈的寶藏，令心靈更往前進一步，發現了一些無可置疑的道德真理，或者在那似乎已經被徹底探測到了解了的人心中，再度掌握住某些永恒的熱情；他的思想、觀察、發現，無論以何種形式出現，必然開闊寬廣、精致、通達、明斷而優美；他訴諸全世界的個人獨特風格，對所有的人類說話，那種風格不依賴新詞匯而自然清爽，歷久彌新，與時并進。
對有志于戲劇創作的劇作家而言，杰出品質是唯一標準。時間揀選一切，也塑造一切。
“哈姆雷特害怕做夢，我害怕生活。”契訶夫的這句箴言也是李靜的內心寫照。誠如《我害怕生活》文集出版者所言，對于劇作家李靜，寫作不是終結而是開始：“她卸下懼怕，滿懷盼望地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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