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2025年的新年鐘聲敲響時，一位銀發老人坐在廈門嘉庚劇院的觀眾席里，陪觀眾跨年。她就是95歲的鄭小瑛，新中國第一位女指揮家。
曾三次患癌的她，至今活躍在臺前幕后以及短視頻里，被年輕人稱作“硬核奶奶”。不久前，記者在廈門拜訪了她。
雖然腿腳不便，但鄭小瑛依然思維敏捷，雷厲風行。三個多小時不間斷的談話中，無論是久遠的回憶，還是中外音樂界新近發生的大事，都被她信手拈來，言語中有機鋒，也有幽默。
過去這一年，鄭小瑛又完成了一件“硬核”大事：她指揮了普契尼歌劇《托斯卡》中文版，10天內三次登臺。她也又一次打破紀錄，成為全世界指揮這部歌劇最年長的指揮家。
幾天前，她還出現在福建永定的祖宅“振聲樓”。這座百年老樓改建的鄉村音樂課堂開放了，她說想為家鄉的人開一扇窗，讓鄉下孩子可以在這里聽見交響樂，了解自己的文化，也通過音樂認識外面世界。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指揮家這一統領整個交響樂團的職業被男性壟斷著。1930年，28歲的安東尼婭·布里珂受邀登上柏林愛樂樂團指揮席，成為世界上首位女指揮家。
在布里珂指揮柏林愛樂前一年，鄭小瑛在上海出生了。當時沒有人會想到，這個在弄堂里長大的女孩，后來成了新中國第一位交響樂、歌劇女指揮。
1987年，鄭小瑛訪問美國時，曾登門拜訪布里珂。布里珂開門見山地問她：你們中國有沒有歧視女指揮？得知她當時是中央音樂學院指揮系主任、中央歌劇院首席指揮，布里珂對她說：“你真幸運！”
但鄭小瑛的人生里，擁有的不只是幸運。
弄堂里成長 媽媽鼓勵她“做好自己”
周末周刊：1962年10月5日，《解放日報》刊發了一則消息——《我國女指揮鄭小瑛在莫斯科指揮演出》，記錄了10月3日你指揮意大利歌劇《托斯卡》公演的情景。文中寫道：“觀眾們在每一場樂隊開始演奏時都熱情鼓掌，向第一位在蘇聯劇院指揮歌劇演出的中國女指揮致意。”據說你至今留著這張剪報，它對你來說有什么非同尋常的意義？
鄭小瑛：那時候我30來歲，在莫斯科留學，傻乎乎的，只是努力做好自己，沒覺得有什么了不起。
但我媽媽在上海，看到《解放日報》的報道很高興，就剪下來，寄給了我。我看到報紙上老師對我的評價很高，也很受鼓勵。
那時候我離婚了，女兒和我媽媽一起在上海。我很想念我的女兒，指揮《托斯卡》的時候就把女兒的照片放在譜子的最后一頁，一曲終了，女兒沖著我甜甜地笑。
除了那份剪報，我還有劇院特為我制作的演出海報，20多年前我從北京搬家到廈門，清理東西的時候才發現。還有一些干枯的玫瑰花瓣，是當晚收到的鮮花。莫斯科的花很貴，那些花瓣被我保存至今。
周末周刊：那篇關于《托斯卡》的報道很短，只有500多字，其中提到你的老師伊·波·巴因評價你“既有天才，又很勤奮”。但那是1962年，中蘇關系在惡化，這場《托斯卡》的上演，背后一定困難重重吧？
鄭小瑛：我去蘇聯留學時，中蘇關系已經惡化，學校不再給中國學生提供實習，全靠我的幾位導師頂住壓力，幫我組織樂團，讓我可以有機會指揮交響音樂會。指揮《托斯卡》，是出于我的歌劇導師拜因和莫斯科國立音樂劇院多年來對中國人友情的一種回報。
還有一個難題——我沒有總譜。我們指揮歌劇用的總譜，每一頁都有20多行，因為包含20多種樂器，指揮通過總譜才知道什么時候誰發聲，彼此之間如何合作。但當時在莫斯科買不到總譜，只能買到鋼琴譜。我的老師就把資料室提供給他的珍貴總譜悄悄借給我，讓我把所有的樂器都標在鋼琴譜上，然后，我再把這些記號全都努力記在腦子里。
演出前，劇院只讓我指揮了一次全劇的連排作為考核，而半年后演出時就再也沒有給我排練的機會了，現在想想都讓我后怕，但當時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無知者無畏啊。一位懂行的指揮家說：“這簡直不可思議啊！”
那場演出非常成功，我的導師第二天在課堂里對各國留學生說，你們有誰能像鄭小瑛那樣指揮一場《托斯卡》？這場演出奠定了我作為一個專業歌劇指揮的基礎。
周末周刊：你是在上海弄堂里長大的，怎么開始學習古典音樂的？
鄭小瑛：我媽媽把我從小當淑女培養。所謂“淑女”就是讓我接受全面的教育。媽媽愛看秀蘭·鄧波兒的電影，她說秀蘭·鄧波兒會什么，我也得要會，于是我6歲開始學鋼琴，還學了踢踏舞。我記得小時候學校有懇親會，老師就讓我跳歌劇《卡門》里的西班牙舞曲“哈巴涅拉”，媽媽給我弄了塊紗布染上顏色，還買了一把扇子當道具。
那時候，誰也沒想到，這個跳《卡門》的小女孩將來會成為中國第一個指揮歌劇《卡門》的指揮家。這部歌劇，我指揮了100多場。
周末周刊：你母親溫嗣瑛是一位接受五四運動洗禮的新女性，她對你最大的影響是什么？
鄭小瑛：我媽媽從來沒有跟我說過“女子不如男”，她一直鼓勵我和妹妹“努力做好自己”。她曾經裹過小腳，但一聽說可以放開，立馬就放了。一聽說在上海，女孩子可以學新式體育，她就從重慶跑到上海求學。后來，她成了中國第一代女子現代體育老師。
周末周刊：《托斯卡》里最著名的詠嘆調是《為藝術、為愛情》，你有過三段婚姻，你怎么看待愛情和婚姻？
鄭小瑛：人的愛情、婚姻，會隨著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境遇發生變化，我覺得很正常，我所幸沒有在折騰里迷失自己，這一點很重要。
有時候，年輕的孩子們向我請教愛情、婚姻，我常常說，愛情和婚姻不是人生第一位的，作為一個女性，你唯一能掌握的就是你自己。如果你能夠自立、自強，那么婚姻也好、家庭也好，有任何變故，你還是你，任何的困難和挫折，你都可以泰然處之。
女指揮家 與偏見對抗的漫漫長路
周末周刊：抗戰爆發后，你們一家從上海遷往重慶，你的生活發生了怎樣的改變？
鄭小瑛：我原來是上海弄堂里的小丫頭，去上學，穿什么顏色的裙子就搭配什么樣的蝴蝶結，一定要配套。一到重慶，我看到上山扒柴的孩子都穿草鞋、打赤腳，特別羨慕。小的時候一點都不會覺得苦，反而覺得新鮮，自己也跟著學。
其實孩子的承受力、適應力是很強的，所以我后來教育女兒也是這樣，從來不嬌慣，要求她自立。她小時候去拉練，幾天不洗臉，行軍累了，馬路邊躺下就睡，吃的也很差，在干草上睡覺，滿身的虱子跳蚤。但童年時代經歷過困難，此后的人生才有底氣來承受生活里的磨難。
周末周刊：你走上指揮之路，是偶然嗎？
鄭小瑛：我19歲時放棄醫學專業，跟同學一起去解放區，進了文工團。團里很多人不識樂譜，學新歌時唱不對，我就幫大家糾正，就這么在大家的鼓勵下當起了指揮。后來，我被保送到中央音樂學院學習，進入作曲系。
1955年蘇聯合唱指揮專家杜馬舍夫應邀來中央歌舞團組建合唱指揮班時，我被他選中，成了19個同學里唯一的女生。那時我對指揮專業完全沒有概念，只是在金陵女子大學讀書的時候，參加過亨德爾清唱劇《彌賽亞》的演出。然而，派我去學合唱指揮我還是很高興的。
周末周刊：在杜馬舍夫的合唱指揮班里只有你一個女生。到莫斯科留學后呢，女指揮多嗎？
鄭小瑛：那時候，蘇聯培養女指揮的風潮已經過去了。我記得我的導師安諾索夫教授帶我去見他的學生、蘇聯的第一位女指揮杜達洛娃時，她笑著問安諾索夫：“老師，你不是說再也不收女學生了嗎？”安諾索夫回答：“這個不一樣，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派來的，而且特別有才能。”
后來我也忍不住問安諾索夫，為什么他不再收女學生了？他對我說，培養一個指揮的成本很高，除了課堂教學，還要提供在樂隊實習的機會。但當時在莫斯科，女性結婚后基本上就在家相夫教子，很少能出現在舞臺上，這在他看來是教育資源一種極大的浪費。
周末周刊：這幾年出了好幾部關于女指揮的電影，其中一部叫作《指揮家》，就是講安東尼婭·布里珂的故事。你覺得，你比布里珂幸運嗎？
鄭小瑛：1987年我見到布里珂時，她已經80多歲了，戴著一頂白色的絨帽，披著一條大圍巾，深陷在沙發中，不方便站起來，就像現在的我一樣。她對我說：“你真幸運。在美國，人們對女指揮有很深的偏見。”
那時候，我并不理解她所說的幸運是什么，偏見是什么。直到我看了《指揮家》這部電影，我才知道布里珂當時有多難，要打破多少性別的偏見和阻礙。
周末周刊：電影里我印象很深的是，當布里珂好不容易找到一個肯教她鋼琴的老師時，老師對她的忠告是不如去找一門好姻緣。當她終于被柏林國立音樂學院錄取，指揮家卡爾·穆克卻當面撕掉了推薦信。你作為女指揮的成長過程中，有沒有遇到過這樣的阻礙？
鄭小瑛：我沒有。我覺得在中國，男女平等的意識要比西方進步很多。我所成長的年代，一直的主張是“婦女能頂半邊天”，至少在知識分子中間，我從未感覺到自己因為女性的身份被歧視，需要去沖破什么、戰勝什么。
布里珂終其一生的努力，都沒能獲得一個職業樂團常任指揮的職位，而我在1978年就擔任了中央歌劇院的首席指揮。
在西方樂團擔任要職的女性，第一個要算2005年澳大利亞女指揮西蒙娜·楊擔任德國漢堡國家歌劇院音樂總監，第二個就是馬琳·阿爾索普，她在2007年成為美國巴爾的摩交響樂團音樂總監。
我登上重要指揮崗位的時間比西方的女指揮早了近30年，真的很幸運。但中國古典音樂的發展當時不在西方評論界的視野之內，所以我1994年應邀在哈佛大學講“西方歌劇在中國”時，還被媒體問到：你是怎么戰勝那些男人站到指揮臺上去的？我也才第一次知道我這個中國女指揮的成就在西方人眼里竟是一朵奇葩。
周末周刊：說起馬琳·阿爾索普，她最近帶著費城交響樂團來中國演出了。有著“世界頭號女指揮家”之稱的她，成長的過程同樣是對抗偏見的漫漫長路。
鄭小瑛：阿爾索普來中國演出，給我寫信表示問候。在第二封來信中，她轉來了關于她的一部紀錄片，里面講到，20世紀70年代，她在茱莉亞音樂學院預科班時期，告訴小提琴老師自己希望成為一個指揮家，而她得到的回應是“女孩子是不能成為指揮家的”。
我在給她的回信中，聊了聊我所了解的華人女指揮的情況。據我的統計，目前已有38位華人女指揮活躍在中外舞臺上，她們或是獲得了國際比賽獎項，或是以指揮為職業。時代賦予了女指揮新的可能，希望我們可以用音樂的力量，給社會帶來更多的愛、理解和包容。
倒在指揮臺上 是最浪漫的事
周末周刊：1997年，當你退休后，正打算到廈門籌建樂團的時候，突然檢查出了直腸癌。但知道這個消息的下午，你照常去北大給年輕人上課。面對癌癥，內心不害怕嗎？
鄭小瑛：癌癥當然是一件可怕的事，但對我來說，當時還沒有發作，身體上沒有感受到什么痛苦，我就不想打亂原來的計劃。我每年都會去清華、北大給學生們講課，那天講完了，學生們還讓我帶著他們唱歌，我就站到桌子上，指揮他們唱了國歌，完全忘記我馬上就要進醫院這件事。
其實剛開始也緊張過，因為還有很多事沒做完，有點不甘心。平靜下來后，我決定好好治療。我問過我的主治大夫：我還能再指揮嗎？他說，飛行員都還能上天，你有什么不能？是他給了我面對癌癥的勇氣，我想，如果有一天倒在指揮臺上，那是最浪漫的事了。
周末周刊：1998年，你出院后一個月，就飛去愛沙尼亞演出了。那時候身體狀況大不如前，你為什么要堅持演出？
鄭小瑛：那一次好像是有點冒險，化療掉的頭發沒長出來，我是戴著假發去的，還帶了一箱子中藥。但愛沙尼亞國家交響樂團一直在等我的消息，那是一場請我來介紹中國交響樂作品的音樂會，機會難得啊。我放療結束后問大夫，我一個月以后可不可以去指揮，大夫說可以，我就在醫院的樓梯上來回鍛煉，以求恢復體力。
在愛沙尼亞，我指揮了兩場中國交響樂音樂會，包括章紅艷演奏的琵琶協奏曲《霸王卸甲》等。愛沙尼亞國家歌劇院很熱情，他們趁我來愛沙尼亞，就誠邀我在他們的國家歌劇院再指揮一場法國歌劇《卡門》，但沒有排練時間了，只能直接上演。那時候我猶豫了，我懂得了這個難度，就不像33歲指揮《托斯卡》的時候那么勇敢了。后來看了一場他們的演出，了解了這是一個訓練有素、音樂能力相當高的歌劇團，我就答應了。
我記得，那場演出剛結束，章紅艷就給還在樂池里的我送來一束花。她說：“這里的2000人，只有我一個人知道你有多么不容易！”
周末周刊：藝術家很不容易的一點就在于，無論遇到什么困難，你都要上臺，表演都要繼續。
鄭小瑛：我是不愿意向觀眾解釋也不愿祈求他們原諒的，有時候帶著病痛去排練，也不會讓演奏員知道我今天不舒服，請大家原諒我。因為我是來率領大家前進的。
周末周刊：2014年、2015年你第二次、第三次發現患癌時，甚至沒有跟家人說，一個人去醫院做了放療，為什么？
鄭小瑛：因為已經有過面對癌癥的經驗了，再一次查出來，我就很聽大夫的話，很配合治療。當時的技術已不用住院，連續五天去醫院做半小時靶向放療就可以了。那我就想，何必麻煩別人呢，我自己去就行了。
周末周刊：是不是對自己太嚴苛了？從來不允許自己軟弱？
鄭小瑛：指揮家就像部隊的司令員，你要不以身作則，怎么帶領好這個隊伍？
有人說，樂隊里所有的樂手都是自己的樂器，我不贊成這樣的比喻。他們都是有修養的藝術家呀，如果指揮家的能力不夠，人格魅力不足，不被大家接受，樂手們是不會買你的賬的，他們可能不會投入熱情，不會奏出有生命力的音樂。指揮家需要依靠所有的樂手合力去創造出美好的音樂，離開他們，你就是真正的光桿司令啊！
一輩子 就干這一件小事
周末周刊：去年你指揮了普契尼歌劇《托斯卡》中文版的首演，為什么一定要推出中文版？
鄭小瑛：我1963年從莫斯科留學歸來，很想把這部歌劇帶給中國觀眾。當時中央歌劇院正要排演《托斯卡》，但劇本審批沒通過。極左派的理由是，托斯卡不是個英雄人物，她供出了革命者，怎么能夠當主角呢？還有，男主角臨死前唱了一首《星光燦爛》，還留戀生命和愛情，英雄人物不是應該視死如歸嗎？
所以去年，我把《托斯卡》譯配成中文，就是想讓我們的觀眾聽懂里面每一句唱詞，了解托斯卡只是一個純粹的、天真善良的藝術家，她有人性中軟弱的一面，她受不了眼睜睜地看著愛人被折磨，而脫口供出了革命者藏身的地方。她熱愛的畫家也不是革命者，但他同情革命和正義，寧可犧牲自己的愛情和生命。
一部藝術作品，應該容許人性復雜多樣的呈現，讓觀眾自己去判斷，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看法，這就是藝術的魅力。這一次，我們用中文把《托斯卡》清清楚楚地介紹給我們的觀眾，也算是了了一個心愿。
周末周刊：你這些年一直在強調“洋戲中唱”，把經典歌劇翻譯成中文演唱，但也有許多人認為，欣賞西方歌劇最好去欣賞原文的演唱。您怎么看待這兩種觀點的碰撞？
鄭小瑛：在全世界許多國家，介紹外國歌劇的時候主要用他們本國的語言，為本國人民服務。就拿歌劇來講，有幾個人能聽懂原文？
如果是看一幅畫，我可以先看上半部，然后看下半部，回頭再看某個細節。但音樂不是這樣的，它永遠隨著時間的流動向前，一個瞬間沒懂，新的信息又來了。所以要高效地傳遞你的信息，打動人，必須讓語言和音樂很好地結合。多數以世界文學名著為腳本的歌劇，通過精彩音樂塑造的戲劇形象，會更深刻地傳遞其思想內容，關鍵是，人們需要每句都聽得懂。
藝術家不要做出一副高不可攀的樣子，搞藝術不是為炫耀個人成就，而是在跟大家分享的過程中獲得快樂，這才是藝術的價值。
周末周刊：走上藝術的道路不難，難的是一直保持自己的藝術生命力。你總是在不斷探索，不斷創業，動力來自哪里？
鄭小瑛：這些年老有人來采訪我，問我許多為什么。我說，我有一個座右銘，叫作“急社會之所需，盡自己之所能”。我要是發現一件事有人需要，而我恰巧會干，我就會去干，不管別人怎么看。我只看重我的觀眾給我的反饋，他們是我的服務對象，也是我的力量源泉。
很多時候，如果你做一件事的出發點僅僅來自自我的話，是很容易枯竭的。如果來自社會對你的需要，就會有源源不斷的動力，朝著自己的理想去走。
周末周刊：你一直未變的理想是什么？
鄭小瑛：其實，我一輩子干的事兒就是一件小事。我知道，從世界范圍來看，自己的指揮水平并不是最高的。但我要把我知道的這一點東西盡可能地跟我的同胞分享，讓別人的起點可以高一點。雖然這是件很小的事，但我要盡力把它做好、做到極致。
鄭小瑛
1929年出生于上海，新中國第一位歌劇、交響樂女指揮家，第一位登上海外歌劇院指揮臺的中國人。歷任中央歌劇院首席指揮、中央音樂學院指揮系主任、“愛樂女”室內樂團音樂指導、廈門愛樂樂團創團藝術總監，現任廈門市鄭小瑛歌劇藝術中心藝術總監。
當2025年的新年鐘聲敲響時，一位銀發老人坐在廈門嘉庚劇院的觀眾席里，陪觀眾跨年。她就是95歲的鄭小瑛，新中國第一位女指揮家。
曾三次患癌的她，至今活躍在臺前幕后以及短視頻里，被年輕人稱作“硬核奶奶”。不久前，記者在廈門拜訪了她。
雖然腿腳不便，但鄭小瑛依然思維敏捷，雷厲風行。三個多小時不間斷的談話中，無論是久遠的回憶，還是中外音樂界新近發生的大事，都被她信手拈來，言語中有機鋒，也有幽默。
過去這一年，鄭小瑛又完成了一件“硬核”大事：她指揮了普契尼歌劇《托斯卡》中文版，10天內三次登臺。她也又一次打破紀錄，成為全世界指揮這部歌劇最年長的指揮家。
幾天前，她還出現在福建永定的祖宅“振聲樓”。這座百年老樓改建的鄉村音樂課堂開放了，她說想為家鄉的人開一扇窗，讓鄉下孩子可以在這里聽見交響樂，了解自己的文化，也通過音樂認識外面世界。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指揮家這一統領整個交響樂團的職業被男性壟斷著。1930年，28歲的安東尼婭·布里珂受邀登上柏林愛樂樂團指揮席，成為世界上首位女指揮家。
在布里珂指揮柏林愛樂前一年，鄭小瑛在上海出生了。當時沒有人會想到，這個在弄堂里長大的女孩，后來成了新中國第一位交響樂、歌劇女指揮。
1987年，鄭小瑛訪問美國時，曾登門拜訪布里珂。布里珂開門見山地問她：你們中國有沒有歧視女指揮？得知她當時是中央音樂學院指揮系主任、中央歌劇院首席指揮，布里珂對她說：“你真幸運！”
但鄭小瑛的人生里，擁有的不只是幸運。
弄堂里成長 媽媽鼓勵她“做好自己”
周末周刊：1962年10月5日，《解放日報》刊發了一則消息——《我國女指揮鄭小瑛在莫斯科指揮演出》，記錄了10月3日你指揮意大利歌劇《托斯卡》公演的情景。文中寫道：“觀眾們在每一場樂隊開始演奏時都熱情鼓掌，向第一位在蘇聯劇院指揮歌劇演出的中國女指揮致意。”據說你至今留著這張剪報，它對你來說有什么非同尋常的意義？
鄭小瑛：那時候我30來歲，在莫斯科留學，傻乎乎的，只是努力做好自己，沒覺得有什么了不起。
但我媽媽在上海，看到《解放日報》的報道很高興，就剪下來，寄給了我。我看到報紙上老師對我的評價很高，也很受鼓勵。
那時候我離婚了，女兒和我媽媽一起在上海。我很想念我的女兒，指揮《托斯卡》的時候就把女兒的照片放在譜子的最后一頁，一曲終了，女兒沖著我甜甜地笑。
除了那份剪報，我還有劇院特為我制作的演出海報，20多年前我從北京搬家到廈門，清理東西的時候才發現。還有一些干枯的玫瑰花瓣，是當晚收到的鮮花。莫斯科的花很貴，那些花瓣被我保存至今。
周末周刊：那篇關于《托斯卡》的報道很短，只有500多字，其中提到你的老師伊·波·巴因評價你“既有天才，又很勤奮”。但那是1962年，中蘇關系在惡化，這場《托斯卡》的上演，背后一定困難重重吧？
鄭小瑛：我去蘇聯留學時，中蘇關系已經惡化，學校不再給中國學生提供實習，全靠我的幾位導師頂住壓力，幫我組織樂團，讓我可以有機會指揮交響音樂會。指揮《托斯卡》，是出于我的歌劇導師拜因和莫斯科國立音樂劇院多年來對中國人友情的一種回報。
還有一個難題——我沒有總譜。我們指揮歌劇用的總譜，每一頁都有20多行，因為包含20多種樂器，指揮通過總譜才知道什么時候誰發聲，彼此之間如何合作。但當時在莫斯科買不到總譜，只能買到鋼琴譜。我的老師就把資料室提供給他的珍貴總譜悄悄借給我，讓我把所有的樂器都標在鋼琴譜上，然后，我再把這些記號全都努力記在腦子里。
演出前，劇院只讓我指揮了一次全劇的連排作為考核，而半年后演出時就再也沒有給我排練的機會了，現在想想都讓我后怕，但當時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無知者無畏啊。一位懂行的指揮家說：“這簡直不可思議啊！”
那場演出非常成功，我的導師第二天在課堂里對各國留學生說，你們有誰能像鄭小瑛那樣指揮一場《托斯卡》？這場演出奠定了我作為一個專業歌劇指揮的基礎。
周末周刊：你是在上海弄堂里長大的，怎么開始學習古典音樂的？
鄭小瑛：我媽媽把我從小當淑女培養。所謂“淑女”就是讓我接受全面的教育。媽媽愛看秀蘭·鄧波兒的電影，她說秀蘭·鄧波兒會什么，我也得要會，于是我6歲開始學鋼琴，還學了踢踏舞。我記得小時候學校有懇親會，老師就讓我跳歌劇《卡門》里的西班牙舞曲“哈巴涅拉”，媽媽給我弄了塊紗布染上顏色，還買了一把扇子當道具。
那時候，誰也沒想到，這個跳《卡門》的小女孩將來會成為中國第一個指揮歌劇《卡門》的指揮家。這部歌劇，我指揮了100多場。
周末周刊：你母親溫嗣瑛是一位接受五四運動洗禮的新女性，她對你最大的影響是什么？
鄭小瑛：我媽媽從來沒有跟我說過“女子不如男”，她一直鼓勵我和妹妹“努力做好自己”。她曾經裹過小腳，但一聽說可以放開，立馬就放了。一聽說在上海，女孩子可以學新式體育，她就從重慶跑到上海求學。后來，她成了中國第一代女子現代體育老師。
周末周刊：《托斯卡》里最著名的詠嘆調是《為藝術、為愛情》，你有過三段婚姻，你怎么看待愛情和婚姻？
鄭小瑛：人的愛情、婚姻，會隨著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境遇發生變化，我覺得很正常，我所幸沒有在折騰里迷失自己，這一點很重要。
有時候，年輕的孩子們向我請教愛情、婚姻，我常常說，愛情和婚姻不是人生第一位的，作為一個女性，你唯一能掌握的就是你自己。如果你能夠自立、自強，那么婚姻也好、家庭也好，有任何變故，你還是你，任何的困難和挫折，你都可以泰然處之。
女指揮家 與偏見對抗的漫漫長路
周末周刊：抗戰爆發后，你們一家從上海遷往重慶，你的生活發生了怎樣的改變？
鄭小瑛：我原來是上海弄堂里的小丫頭，去上學，穿什么顏色的裙子就搭配什么樣的蝴蝶結，一定要配套。一到重慶，我看到上山扒柴的孩子都穿草鞋、打赤腳，特別羨慕。小的時候一點都不會覺得苦，反而覺得新鮮，自己也跟著學。
其實孩子的承受力、適應力是很強的，所以我后來教育女兒也是這樣，從來不嬌慣，要求她自立。她小時候去拉練，幾天不洗臉，行軍累了，馬路邊躺下就睡，吃的也很差，在干草上睡覺，滿身的虱子跳蚤。但童年時代經歷過困難，此后的人生才有底氣來承受生活里的磨難。
周末周刊：你走上指揮之路，是偶然嗎？
鄭小瑛：我19歲時放棄醫學專業，跟同學一起去解放區，進了文工團。團里很多人不識樂譜，學新歌時唱不對，我就幫大家糾正，就這么在大家的鼓勵下當起了指揮。后來，我被保送到中央音樂學院學習，進入作曲系。
1955年蘇聯合唱指揮專家杜馬舍夫應邀來中央歌舞團組建合唱指揮班時，我被他選中，成了19個同學里唯一的女生。那時我對指揮專業完全沒有概念，只是在金陵女子大學讀書的時候，參加過亨德爾清唱劇《彌賽亞》的演出。然而，派我去學合唱指揮我還是很高興的。
周末周刊：在杜馬舍夫的合唱指揮班里只有你一個女生。到莫斯科留學后呢，女指揮多嗎？
鄭小瑛：那時候，蘇聯培養女指揮的風潮已經過去了。我記得我的導師安諾索夫教授帶我去見他的學生、蘇聯的第一位女指揮杜達洛娃時，她笑著問安諾索夫：“老師，你不是說再也不收女學生了嗎？”安諾索夫回答：“這個不一樣，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派來的，而且特別有才能。”
后來我也忍不住問安諾索夫，為什么他不再收女學生了？他對我說，培養一個指揮的成本很高，除了課堂教學，還要提供在樂隊實習的機會。但當時在莫斯科，女性結婚后基本上就在家相夫教子，很少能出現在舞臺上，這在他看來是教育資源一種極大的浪費。
周末周刊：這幾年出了好幾部關于女指揮的電影，其中一部叫作《指揮家》，就是講安東尼婭·布里珂的故事。你覺得，你比布里珂幸運嗎？
鄭小瑛：1987年我見到布里珂時，她已經80多歲了，戴著一頂白色的絨帽，披著一條大圍巾，深陷在沙發中，不方便站起來，就像現在的我一樣。她對我說：“你真幸運。在美國，人們對女指揮有很深的偏見。”
那時候，我并不理解她所說的幸運是什么，偏見是什么。直到我看了《指揮家》這部電影，我才知道布里珂當時有多難，要打破多少性別的偏見和阻礙。
周末周刊：電影里我印象很深的是，當布里珂好不容易找到一個肯教她鋼琴的老師時，老師對她的忠告是不如去找一門好姻緣。當她終于被柏林國立音樂學院錄取，指揮家卡爾·穆克卻當面撕掉了推薦信。你作為女指揮的成長過程中，有沒有遇到過這樣的阻礙？
鄭小瑛：我沒有。我覺得在中國，男女平等的意識要比西方進步很多。我所成長的年代，一直的主張是“婦女能頂半邊天”，至少在知識分子中間，我從未感覺到自己因為女性的身份被歧視，需要去沖破什么、戰勝什么。
布里珂終其一生的努力，都沒能獲得一個職業樂團常任指揮的職位，而我在1978年就擔任了中央歌劇院的首席指揮。
在西方樂團擔任要職的女性，第一個要算2005年澳大利亞女指揮西蒙娜·楊擔任德國漢堡國家歌劇院音樂總監，第二個就是馬琳·阿爾索普，她在2007年成為美國巴爾的摩交響樂團音樂總監。
我登上重要指揮崗位的時間比西方的女指揮早了近30年，真的很幸運。但中國古典音樂的發展當時不在西方評論界的視野之內，所以我1994年應邀在哈佛大學講“西方歌劇在中國”時，還被媒體問到：你是怎么戰勝那些男人站到指揮臺上去的？我也才第一次知道我這個中國女指揮的成就在西方人眼里竟是一朵奇葩。
周末周刊：說起馬琳·阿爾索普，她最近帶著費城交響樂團來中國演出了。有著“世界頭號女指揮家”之稱的她，成長的過程同樣是對抗偏見的漫漫長路。
鄭小瑛：阿爾索普來中國演出，給我寫信表示問候。在第二封來信中，她轉來了關于她的一部紀錄片，里面講到，20世紀70年代，她在茱莉亞音樂學院預科班時期，告訴小提琴老師自己希望成為一個指揮家，而她得到的回應是“女孩子是不能成為指揮家的”。
我在給她的回信中，聊了聊我所了解的華人女指揮的情況。據我的統計，目前已有38位華人女指揮活躍在中外舞臺上，她們或是獲得了國際比賽獎項，或是以指揮為職業。時代賦予了女指揮新的可能，希望我們可以用音樂的力量，給社會帶來更多的愛、理解和包容。
倒在指揮臺上 是最浪漫的事
周末周刊：1997年，當你退休后，正打算到廈門籌建樂團的時候，突然檢查出了直腸癌。但知道這個消息的下午，你照常去北大給年輕人上課。面對癌癥，內心不害怕嗎？
鄭小瑛：癌癥當然是一件可怕的事，但對我來說，當時還沒有發作，身體上沒有感受到什么痛苦，我就不想打亂原來的計劃。我每年都會去清華、北大給學生們講課，那天講完了，學生們還讓我帶著他們唱歌，我就站到桌子上，指揮他們唱了國歌，完全忘記我馬上就要進醫院這件事。
其實剛開始也緊張過，因為還有很多事沒做完，有點不甘心。平靜下來后，我決定好好治療。我問過我的主治大夫：我還能再指揮嗎？他說，飛行員都還能上天，你有什么不能？是他給了我面對癌癥的勇氣，我想，如果有一天倒在指揮臺上，那是最浪漫的事了。
周末周刊：1998年，你出院后一個月，就飛去愛沙尼亞演出了。那時候身體狀況大不如前，你為什么要堅持演出？
鄭小瑛：那一次好像是有點冒險，化療掉的頭發沒長出來，我是戴著假發去的，還帶了一箱子中藥。但愛沙尼亞國家交響樂團一直在等我的消息，那是一場請我來介紹中國交響樂作品的音樂會，機會難得啊。我放療結束后問大夫，我一個月以后可不可以去指揮，大夫說可以，我就在醫院的樓梯上來回鍛煉，以求恢復體力。
在愛沙尼亞，我指揮了兩場中國交響樂音樂會，包括章紅艷演奏的琵琶協奏曲《霸王卸甲》等。愛沙尼亞國家歌劇院很熱情，他們趁我來愛沙尼亞，就誠邀我在他們的國家歌劇院再指揮一場法國歌劇《卡門》，但沒有排練時間了，只能直接上演。那時候我猶豫了，我懂得了這個難度，就不像33歲指揮《托斯卡》的時候那么勇敢了。后來看了一場他們的演出，了解了這是一個訓練有素、音樂能力相當高的歌劇團，我就答應了。
我記得，那場演出剛結束，章紅艷就給還在樂池里的我送來一束花。她說：“這里的2000人，只有我一個人知道你有多么不容易！”
周末周刊：藝術家很不容易的一點就在于，無論遇到什么困難，你都要上臺，表演都要繼續。
鄭小瑛：我是不愿意向觀眾解釋也不愿祈求他們原諒的，有時候帶著病痛去排練，也不會讓演奏員知道我今天不舒服，請大家原諒我。因為我是來率領大家前進的。
周末周刊：2014年、2015年你第二次、第三次發現患癌時，甚至沒有跟家人說，一個人去醫院做了放療，為什么？
鄭小瑛：因為已經有過面對癌癥的經驗了，再一次查出來，我就很聽大夫的話，很配合治療。當時的技術已不用住院，連續五天去醫院做半小時靶向放療就可以了。那我就想，何必麻煩別人呢，我自己去就行了。
周末周刊：是不是對自己太嚴苛了？從來不允許自己軟弱？
鄭小瑛：指揮家就像部隊的司令員，你要不以身作則，怎么帶領好這個隊伍？
有人說，樂隊里所有的樂手都是自己的樂器，我不贊成這樣的比喻。他們都是有修養的藝術家呀，如果指揮家的能力不夠，人格魅力不足，不被大家接受，樂手們是不會買你的賬的，他們可能不會投入熱情，不會奏出有生命力的音樂。指揮家需要依靠所有的樂手合力去創造出美好的音樂，離開他們，你就是真正的光桿司令啊！
一輩子 就干這一件小事
周末周刊：去年你指揮了普契尼歌劇《托斯卡》中文版的首演，為什么一定要推出中文版？
鄭小瑛：我1963年從莫斯科留學歸來，很想把這部歌劇帶給中國觀眾。當時中央歌劇院正要排演《托斯卡》，但劇本審批沒通過。極左派的理由是，托斯卡不是個英雄人物，她供出了革命者，怎么能夠當主角呢？還有，男主角臨死前唱了一首《星光燦爛》，還留戀生命和愛情，英雄人物不是應該視死如歸嗎？
所以去年，我把《托斯卡》譯配成中文，就是想讓我們的觀眾聽懂里面每一句唱詞，了解托斯卡只是一個純粹的、天真善良的藝術家，她有人性中軟弱的一面，她受不了眼睜睜地看著愛人被折磨，而脫口供出了革命者藏身的地方。她熱愛的畫家也不是革命者，但他同情革命和正義，寧可犧牲自己的愛情和生命。
一部藝術作品，應該容許人性復雜多樣的呈現，讓觀眾自己去判斷，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看法，這就是藝術的魅力。這一次，我們用中文把《托斯卡》清清楚楚地介紹給我們的觀眾，也算是了了一個心愿。
周末周刊：你這些年一直在強調“洋戲中唱”，把經典歌劇翻譯成中文演唱，但也有許多人認為，欣賞西方歌劇最好去欣賞原文的演唱。您怎么看待這兩種觀點的碰撞？
鄭小瑛：在全世界許多國家，介紹外國歌劇的時候主要用他們本國的語言，為本國人民服務。就拿歌劇來講，有幾個人能聽懂原文？
如果是看一幅畫，我可以先看上半部，然后看下半部，回頭再看某個細節。但音樂不是這樣的，它永遠隨著時間的流動向前，一個瞬間沒懂，新的信息又來了。所以要高效地傳遞你的信息，打動人，必須讓語言和音樂很好地結合。多數以世界文學名著為腳本的歌劇，通過精彩音樂塑造的戲劇形象，會更深刻地傳遞其思想內容，關鍵是，人們需要每句都聽得懂。
藝術家不要做出一副高不可攀的樣子，搞藝術不是為炫耀個人成就，而是在跟大家分享的過程中獲得快樂，這才是藝術的價值。
周末周刊：走上藝術的道路不難，難的是一直保持自己的藝術生命力。你總是在不斷探索，不斷創業，動力來自哪里？
鄭小瑛：這些年老有人來采訪我，問我許多為什么。我說，我有一個座右銘，叫作“急社會之所需，盡自己之所能”。我要是發現一件事有人需要，而我恰巧會干，我就會去干，不管別人怎么看。我只看重我的觀眾給我的反饋，他們是我的服務對象，也是我的力量源泉。
很多時候，如果你做一件事的出發點僅僅來自自我的話，是很容易枯竭的。如果來自社會對你的需要，就會有源源不斷的動力，朝著自己的理想去走。
周末周刊：你一直未變的理想是什么？
鄭小瑛：其實，我一輩子干的事兒就是一件小事。我知道，從世界范圍來看，自己的指揮水平并不是最高的。但我要把我知道的這一點東西盡可能地跟我的同胞分享，讓別人的起點可以高一點。雖然這是件很小的事，但我要盡力把它做好、做到極致。
鄭小瑛
1929年出生于上海，新中國第一位歌劇、交響樂女指揮家，第一位登上海外歌劇院指揮臺的中國人。歷任中央歌劇院首席指揮、中央音樂學院指揮系主任、“愛樂女”室內樂團音樂指導、廈門愛樂樂團創團藝術總監，現任廈門市鄭小瑛歌劇藝術中心藝術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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