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底，一部全程采用滬語對白，充滿上海市井煙火氣和現實生活意趣的電影《愛情神話》在上海刷屏朋友圈。去年底，根據金宇澄茅盾文學獎獲獎小說改編、王家衛導演的劇集《繁花》成為熒屏爆款，再次帶起滬語熱。
日前，一部由上海班底打造、講述上海市井生活的滬語新片《菜肉餛飩》在市中心菜場悄然開機。出品人、制片人顧曉東表示，《繁花》《愛情神話》等作品的成功給了他們很大激勵。他手中還有好幾個相同題材的優秀劇本，希望能形成IP系列，開拓滬語生活片的新類型。
如今，大銀幕上的上海元素正越發豐富精彩，近期上映的《愛情神話》“平行篇”《好東西》、動畫電影《雄獅少年2》都把上海作為重要的描述對象，后者也使用了大量滬語臺詞。
在電影投資愈發謹慎、觀眾口味日益多元的當下，有濃郁地域色彩的電影能否打開全國市場？滬語電影能成為未來大銀幕流行風尚嗎？
方言能加分
但只是錦上添花
在電影里要不要講方言，很多人都很矛盾。感性上，大家大都喜歡這種有特色、接地氣的表達方式，但理性上又不免為這種“喜歡”操一把市場的心。
上海影迷蒙克就有著這樣的矛盾心態：“滬語肯定是加分項，但是相比粵語，滬語還是太小眾了，接受度還不高。比如近期上映的港片《破·地獄》，大部分觀眾都會愿意去看粵語版，因為更原汁原味，而《繁花》雖然滬語版、國語版都有，可能也就上海觀眾會選滬語版。”
外地觀眾到底喜不喜歡在電影里聽到上海話？一位北京觀眾表示，自己看《愛情神話》時，像在看外語片一樣，幾乎全程在盯字幕，“到了飯桌上的精彩戲份時，眼睛有點忙不過來，既想看演員表演，又想看他們到底說的啥”。但她同時也覺得，電影如果不是使用上海話，會缺少現在的韻味。
影迷“各種布丁”來自山西，最近看了有不少滬語臺詞的《雄獅少年2》，評價是“喜歡、真實”。“我之前來上海旅游，發現電影里的角色在普通話中帶一點上海方言或者口音，和我現實中碰到的上海人很像，很有代入感。”他覺得，以上海為背景的電影使用上海話是加分項，其他影片亦然。“電影體現出符合拍攝環境的語言特色，會讓人物、故事變得更加合理，也會讓觀眾覺得舒服。要說反例，某位導演拍的‘環大陸犯罪片’，在東南亞環境下，很多演員張口濃郁的北京腔、東北話，聽著就讓人出戲。”
不過，他并沒有看過《愛情神話》和《繁花》，“我們這里《愛情神話》的排片很少，當時正好工作忙，過了幾天想去看時已經沒機會了，很遺憾”。他認為，影響排片的不是方言，更多是宣傳力度不夠，“比如胡歌的《走走停停》、朱一龍的《人生大事》都是方言電影，但宣傳力度大，一樣有很多排片”。
據統計，《愛情神話》約有1/4的票房來自上海本地，《好東西》則希望能吸引更多上海以外觀眾的關注。影片將主要角色設定為新上海人，采用普通話對白，在不少人看來，也是一種走向全國市場的選擇。兩部電影的票房有直觀對比。據燈塔專業版數據，《愛情神話》最終票房為2.6億元，《好東西》票房目前已超過7億元。
此前上海浦東圖書館“影海書香”活動中，有觀眾提問導演邵藝輝，《愛情神話》是否更文藝、《好東西》更商業。她表示，這是自己的主動選擇：“第一部的文藝和講滬語有很大關系，它注定不是一個廣泛的受眾群體。第二部因為是講山西人在上海的故事，首先一定得說普通話。只要她的話是普通話，就會顯得好像更商業，或者受眾面更多一點。”
邵藝輝曾坦言，《愛情神話》在劇本階段曾因為題材等問題被大部分投資方拒絕，“因為沒看過類似的，所有的公司都喜歡根據歷史成功案例去判斷當下，票房預測也是”。但也因此，讓她更為感激兩部影片的出品方上影、麥特的支持：“他們尊重創作，也讓創作者得以遵從自己的本心。”
顧曉東也表示，講滬語又是老年題材的作品在市場上很難獲得投資方看好，《菜肉餛飩》能一路走到開機很不容易。“大多數人最初看到劇本時，都以為是文藝片。但我們不想界定自己是文藝片或者商業片，它會是一個講上海市民生活的好看的電影。”
“上世紀90年代流行過京味電影，從王朔的電影開始，到馮小剛、葛優的賀歲喜劇。這幾年好像輪到滬語電影起來了。對于中國電影而言當然是好事情。多樣性，始終是藝術創作的基本要求。”上海戲劇學院教授石川認為，方言電影其實也是電影的一種創新手段，當下觀眾口味日漸多元，創作上實現多樣化，才能滿足市場需求的多樣化。
無論是《愛情神話》還是《好東西》，也許每多一個“歷史成功案例”，就能給同樣關注生活、關注本土的影片多一個市場機會，激勵更多的后來者。正如石川所說，滬語電影能否成為流行，需要有力量的作品帶動，“上海這一波滬語熱，也是因為近兩年《愛情神話》《繁花》帶起來的。說方言，不代表電影就能在本地市場有反響，關鍵還是靠作品過硬才行”。
對于觀眾而言，電影好看才是第一位的。“《破·地獄》我覺得粵語會更好，但國語版也不錯，因為電影本身就好。《雄獅少年2》不用上海方言也是好電影，加了上海話，更加貼近真實。”“各種布丁”覺得，方言能為電影加分，但只是錦上添花，“同樣是加0.5分，從2分到2.5分改變不了爛片的事實，但從9分變成9.5，就會步入影迷心目中的‘神作’殿堂。”
背靠長三角市場
滬語電影有優勢
《愛情神話》也許是離觀眾最近的一部滬語電影，再往前，很多人想到的還是1994年的《股瘋》。石川介紹，其實，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戲劇大師黃佐臨、嚴恭等老一代導演就拍過滑稽戲改編的《三毛學生意》《滿意不滿意》《如此爹娘》等方言電影，當時還一同做過普通話版本在全國發行。謝晉的《大李小李和老李》也曾做過面向上海市場的滬語版。《股瘋》同樣有普通話版本。
“方言電影一段時間內鮮見，和上世紀50年代開始到90年代的一條不成文規定有關。由于當時全國推廣普通話，一般全國發行的電影都要求用普通話對白，再加上以前技術限制沒有字幕，其他地區觀眾欣賞方言電影有困難。進入新世紀以來，普通話在全國得到普及，字幕技術更是無處不在，電影這方面的約束也比較少了。”
無論是《雄獅少年2》還是《愛情神話》，滬語臺詞都是用普通話寫的，需要演員二次創作時發揮能動性。《雄獅少年2》導演孫海鵬介紹，為了保證滬語的原汁原味，電影中張瓦特、小雨（王朝雨）、黃阿姨等上海角色的配音演員都是找的上海人，甚至是素人，因為這樣呈現會更加自然。有些詞換成滬語會不順口，演員在配音時也提供了大量修改意見，讓臺詞聽起來更自然、地道。
如何讓上海觀眾、外地觀眾都滿意，也需要創作團隊仔細考量。“我們對配音演員的要求是：第一，原汁原味地說；第二，不影響外地觀眾理解。為此很多臺詞要分析其重要性，不是那么重要、不影響整體劇情的用上海話，很重要、聽不懂會影響理解的，就用帶口音的普通話。”孫海鵬說。
在《愛情神話》中，邵藝輝同樣有類似的考慮。“我幾乎沒有在臺詞里寫上海話的梗，最多像‘十三點’這樣。就像看外國電影時，即便有很多俚語不懂，也可以通過上下文語境推測出含義。在信息傳達和接收上，外地觀眾和上海觀眾不會有差別。”
同樣是方言電影，蒙克并不喜歡《走走停停》，電影中周野芒、胡歌、金靖等幾位主要演員都是上海人，卻要說四川方言，讓他始終抱有一絲懷疑。對于滬語電影，他也是同樣的觀點：“方言、城市特色要與故事情節完美融合，方言也要是演員的母語才好。”
上海演員多，對于拍攝滬語電影而言是一種優勢，但很多上海演員其實并不擅長用上海話演戲。《愛情神話》《繁花》中的不少演員就表示，自己還是第一次用上海話演戲，一開始會有些生疏。正如胡歌所言，“讀小學時班上一直推廣普通話，從小到大很少有機會講上海話”。為了拍好《繁花》，他還通過知名滬語博主徐祥、上海小馬哥的視頻學習了很多上海話的講法。
2018年，石川在為《大李小李和老李》滬語版尋找配音演員時，就發現了這一問題。當時，徐崢、鄭愷等上海演員在配音時都說“沒有用方言演過戲，不知道該怎么表達”。除了詞語表達習慣的轉換外，有時配音中還涉及不同年代口語習慣的變化，因此，找內行人當顧問很重要。石川請來滑稽戲名家錢程坐鎮把關，今年滬語配音版《烏鴉與麻雀》同樣由他擔任語言顧問。
錢程認為，上海話說得地道或者不地道，在劇情當中得有內在理由。“比如《三毛學生意》中的理發師說話都帶蘇北腔，因為1949年前，上海有揚州‘三把刀’的說法，理發師行業大部分人都是蘇北人，方言背后得有這樣的生活邏輯支撐。”
在一些創作者看來，演員用母語表演，會更有親切感、真實感，方言臺詞能更好地體現上海的市民生活，上海話里的很多幽默細節也很難用普通話來替代。至于說得是否地道，未必是電影的第一追求。《愛情神話》播出時，曾被一些觀眾挑剔，臺詞中有些地方“洋涇浜”。邵藝輝特地說明，《愛情神話》不是滬語教學片，“語言是服務于故事的，首先要把故事講清楚，意思表達準確就可以。在上海，每個區的口音也有區別，這是一種真實狀態，沒必要追求所有人口音一致”。
《菜肉餛飩》用了一水的上海演員，名單里不乏茅善玉、徐祥這樣的上海話推廣者，但顧曉東也認為，拍攝中相比計較滬語說得是否標準，更為重要的是真實感和生活化。“上海是一個移民城市，其實大家的上海話有各式各樣的說法，我們片子里的年輕角色上海話說得也都不太靈，但這就是現實。”
近年來，上海電影市場領跑全國，電影票房、放映場次、觀影人次、影院數量、銀幕數量、座位數量等各項市場數據多年保持全國城市第一。全國第一大城市票倉的地位，也給了電影人探索滬語電影的底氣和信心。
在電影發行上，《菜肉餛飩》將深耕上海市場，努力挖掘本土票房潛力；同時會制作普通話版本，向全國推廣。“當下上海正在全力打造電影之城，在城市票倉上有很大的容量值得探索。我們希望立足上海市場，繼而走向長三角市場，再推廣到全國市場。電影里的情感內容是共通的，相信在上海能夠熱賣的話，也會被全國觀眾認可。”顧曉東說。
“要做方言電影，方言所在區域的市場得夠大才行。”石川認為，滬語電影不只有上海觀眾，蘇浙地區的觀眾都能接受，這也是滬語電影相比其他方言的優勢之一。上海及所在的長三角區域，無論地理范圍、人口，還是城市生活的多樣性和繁榮程度，都足夠養活得起一定成本的滬語電影。與此同時，制片方不妨同時拍攝普通話版本，實現區域市場和全國市場的全覆蓋。“像《繁花》這樣表演時使用上海話，后期配音制作普通話版本的作品也獲得了市場成功，驗證了這種模式的可行性。”
上海是多樣化的
容得下各種想象
《菜肉餛飩》劇組基本是上海班底，從制片人、導演、編劇、美術、錄音、造型到出品人等都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組服上也寫著“上海電影”。顧曉東說：“我們想提醒大家，要傳播上海電影文化，傳承上海電影的精神。”
在他們看來，能拍一部這樣的滬語電影，是特別高興和欣慰的事情。劇組開會時，導演吳天戈對工作人員說：“不要忘記，大多數人都是在拍自己的家鄉。我們要滿懷感情，同時也告誡自己，不要太沉浸在里頭。作為一個創作者，太鉆進去了，會被自己的經驗局限住。有時還要稍稍跳脫一點，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來觀察生活。”
從上世紀90年代的《孽債》《股瘋》《奪子戰爭》，到現在的《愛情神話》《繁花》《好東西》，人們印象中真正有上海味道的影視作品似乎有很長時間的空白，上海往往成為職場劇、愛情片空泛的背景板，成為一個符號化的都市代名詞。有人覺得，方言電影重新興起的背后，是一股青年導演開始回歸本土、關注故鄉的潮流，一部部深入上海城市肌理和市民生活的電影，也讓這座城市在銀幕上更加真實、可感。
“各種布丁”今年看了至少有30場電影，目前最喜歡的是《好東西》。盡管影片發生在上海，但并不影響他的共情共鳴。“《好東西》從頭到尾我都很喜歡。臺詞、劇情、表演等方面的很多小細節都可見用心構思，可說是金句頻出。嘲諷、黑色幽默都是很溫和的，看著很舒服。”
“滬語電影興起，和方言所在地的文化自身魅力有關，像《愛情神話》《好東西》里上海‘梧桐區’的生活方式，其實對全國的文青、白領都很有吸引力。”石川說。
很多人覺得，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城市年輕人的日常生活越來越趨同，也導致城市背景的電影地域感減弱。邵藝輝曾在上海生活7年，在她看來，《好東西》中的情感關系盡管在北上廣深等大都市都成立，但上海有更獨特的味道。“其實我在寫的時候，也在想，如果不是上海可不可以？當時我主要也生活在北京，但我總感覺，不在上海，好像差點意思。上海更適合生活、談戀愛，更具有包容性。我的這兩部片子里其實都沒啥大事發生，都是為了呈現一種生活的流動感。”
在電影《雄獅少年2》中，不僅出現了大量滬語臺詞，也出現了外白渡橋、豫園、城隍廟、錦江樂園、弄堂等細節逼真的上海城市街景和地標建筑。影片創作團隊主要來自廣東，但對上海元素的把握相當精準，令滬上影評人感到驚艷。
孫海鵬認為，既然背景選在上海，還原上海就是一個制作團隊必須也是應該做的事情，“你必須得把它呈現好，這是一個硬指標和基礎工作。最后能得到上海朋友認可，我們也很開心。”他表示，一個廣東團隊要拍好上海，用的是“笨辦法”，一步一步地采風，多往外白渡橋、錦江樂園摩天輪等電影中的取景地跑一跑，仔細拍攝各種各樣的細節，然后回到廣州，在創作中還原出來。
《雄獅少年2》的編劇張挺長期生活在上海，丈夫也是上海人，很多生活細節的還原得益于她的親身經驗，她也對電影中在上海的取景地提出建議。比如小雨、阿娟談心的重頭戲發生在錦江樂園摩天輪，這個很少登上大銀幕的上海地標就是她向導演推薦的。“作為外地人，我知道城隍廟、外白渡橋，但之前完全沒聽說過錦江樂園，而一問上海朋友，他們全都知道，這太有意思了。我了解到錦江樂園摩天輪也是一兩代上海人的記憶，亮燈的時候很浪漫，也特別符合影片想要的氛圍。”
這種異鄉視角也給電影里的上海帶來別樣的呈現和新鮮感。比如，電影里“上海格斗之夜”武術比賽的舉辦地放在虹口體育館，如今這里的門牌已變成“上海精武體育館”。孫海鵬表示，選擇虹口體育館，因為在《霍元甲》里出現過虹口道場，給自己一種武俠的感覺。“一聽到虹口，我就會想起霍元甲、陳真，當時來上海尋找適合做比賽場地的場景時，就決定是它。”
石川認為，挖掘地方文化資源，跟創作者是不是當地人沒有太大關系，比如《股瘋》導演李國立就是香港人，邵藝輝則來自山西，山西導演賈樟柯也執導過上海題材紀錄片《海上傳奇》。“拍好上海，前提是對上海的城市生活有自己獨特的感悟。”
今年6月，《弘揚城市精神 打造電影之城上海市電影高質量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24—2026）》發布，持續推進全球影視創制中心建設，吸引更多電影人來滬拍上海。年初，導演陳可辛在上海拍攝了電影《醬園弄》，他認為，上海既有本土色彩，也有國際化的包容，始終為影視業帶來一份不一樣的力量。
幾部滬語影視劇走紅后，未來是否該呼吁更多導演去深入還原式地拍上海？“未必。”石川認為，銀幕上以上海為故事發生地的作品眾多，比如《變形金剛2》《碟中諜3》《007：大破天幕殺機》等不少好萊塢大片也在上海取景，在《她》中，上海作為一個未來主義色彩的城市出現，不止一位國際導演說過，上海既有西方文化，又有東方韻味，是一個交融之地，可以滿足各方面的想象。
“很多電影盡管沒有深入發掘上海本土文化，但上海作為著名國際大都市，可以有不同角度想象上海的方式，上海也容得下各種想象。”石川認為，一種類型火了之后，創作者更要避免重復、跟風，形成刻板化的呈現。近期許多熱播影視作品都集中在上海“梧桐區”，但觀眾并不只想看“梧桐區”，上海各個局部的生活也是很豐富多彩的。比如金宇澄的《繁花》中沒有寫到的五角場，近年來在城市白領中流行的“彭浦第一炸”夜市排檔等，都是影視劇中值得挖掘的上海城市空間。“上海人不一定都住老公寓、老洋房。要拍好上海，創作者需要從自己的生活經驗出發，尋找最有感受的角度，而不要被一些概念約束。上海的生活是多面向的，要善于發現別人沒講過的新鮮角度。”
2021年底，一部全程采用滬語對白，充滿上海市井煙火氣和現實生活意趣的電影《愛情神話》在上海刷屏朋友圈。去年底，根據金宇澄茅盾文學獎獲獎小說改編、王家衛導演的劇集《繁花》成為熒屏爆款，再次帶起滬語熱。
日前，一部由上海班底打造、講述上海市井生活的滬語新片《菜肉餛飩》在市中心菜場悄然開機。出品人、制片人顧曉東表示，《繁花》《愛情神話》等作品的成功給了他們很大激勵。他手中還有好幾個相同題材的優秀劇本，希望能形成IP系列，開拓滬語生活片的新類型。
如今，大銀幕上的上海元素正越發豐富精彩，近期上映的《愛情神話》“平行篇”《好東西》、動畫電影《雄獅少年2》都把上海作為重要的描述對象，后者也使用了大量滬語臺詞。
在電影投資愈發謹慎、觀眾口味日益多元的當下，有濃郁地域色彩的電影能否打開全國市場？滬語電影能成為未來大銀幕流行風尚嗎？
方言能加分
但只是錦上添花
在電影里要不要講方言，很多人都很矛盾。感性上，大家大都喜歡這種有特色、接地氣的表達方式，但理性上又不免為這種“喜歡”操一把市場的心。
上海影迷蒙克就有著這樣的矛盾心態：“滬語肯定是加分項，但是相比粵語，滬語還是太小眾了，接受度還不高。比如近期上映的港片《破·地獄》，大部分觀眾都會愿意去看粵語版，因為更原汁原味，而《繁花》雖然滬語版、國語版都有，可能也就上海觀眾會選滬語版。”
外地觀眾到底喜不喜歡在電影里聽到上海話？一位北京觀眾表示，自己看《愛情神話》時，像在看外語片一樣，幾乎全程在盯字幕，“到了飯桌上的精彩戲份時，眼睛有點忙不過來，既想看演員表演，又想看他們到底說的啥”。但她同時也覺得，電影如果不是使用上海話，會缺少現在的韻味。
影迷“各種布丁”來自山西，最近看了有不少滬語臺詞的《雄獅少年2》，評價是“喜歡、真實”。“我之前來上海旅游，發現電影里的角色在普通話中帶一點上海方言或者口音，和我現實中碰到的上海人很像，很有代入感。”他覺得，以上海為背景的電影使用上海話是加分項，其他影片亦然。“電影體現出符合拍攝環境的語言特色，會讓人物、故事變得更加合理，也會讓觀眾覺得舒服。要說反例，某位導演拍的‘環大陸犯罪片’，在東南亞環境下，很多演員張口濃郁的北京腔、東北話，聽著就讓人出戲。”
不過，他并沒有看過《愛情神話》和《繁花》，“我們這里《愛情神話》的排片很少，當時正好工作忙，過了幾天想去看時已經沒機會了，很遺憾”。他認為，影響排片的不是方言，更多是宣傳力度不夠，“比如胡歌的《走走停停》、朱一龍的《人生大事》都是方言電影，但宣傳力度大，一樣有很多排片”。
據統計，《愛情神話》約有1/4的票房來自上海本地，《好東西》則希望能吸引更多上海以外觀眾的關注。影片將主要角色設定為新上海人，采用普通話對白，在不少人看來，也是一種走向全國市場的選擇。兩部電影的票房有直觀對比。據燈塔專業版數據，《愛情神話》最終票房為2.6億元，《好東西》票房目前已超過7億元。
此前上海浦東圖書館“影海書香”活動中，有觀眾提問導演邵藝輝，《愛情神話》是否更文藝、《好東西》更商業。她表示，這是自己的主動選擇：“第一部的文藝和講滬語有很大關系，它注定不是一個廣泛的受眾群體。第二部因為是講山西人在上海的故事，首先一定得說普通話。只要她的話是普通話，就會顯得好像更商業，或者受眾面更多一點。”
邵藝輝曾坦言，《愛情神話》在劇本階段曾因為題材等問題被大部分投資方拒絕，“因為沒看過類似的，所有的公司都喜歡根據歷史成功案例去判斷當下，票房預測也是”。但也因此，讓她更為感激兩部影片的出品方上影、麥特的支持：“他們尊重創作，也讓創作者得以遵從自己的本心。”
顧曉東也表示，講滬語又是老年題材的作品在市場上很難獲得投資方看好，《菜肉餛飩》能一路走到開機很不容易。“大多數人最初看到劇本時，都以為是文藝片。但我們不想界定自己是文藝片或者商業片，它會是一個講上海市民生活的好看的電影。”
“上世紀90年代流行過京味電影，從王朔的電影開始，到馮小剛、葛優的賀歲喜劇。這幾年好像輪到滬語電影起來了。對于中國電影而言當然是好事情。多樣性，始終是藝術創作的基本要求。”上海戲劇學院教授石川認為，方言電影其實也是電影的一種創新手段，當下觀眾口味日漸多元，創作上實現多樣化，才能滿足市場需求的多樣化。
無論是《愛情神話》還是《好東西》，也許每多一個“歷史成功案例”，就能給同樣關注生活、關注本土的影片多一個市場機會，激勵更多的后來者。正如石川所說，滬語電影能否成為流行，需要有力量的作品帶動，“上海這一波滬語熱，也是因為近兩年《愛情神話》《繁花》帶起來的。說方言，不代表電影就能在本地市場有反響，關鍵還是靠作品過硬才行”。
對于觀眾而言，電影好看才是第一位的。“《破·地獄》我覺得粵語會更好，但國語版也不錯，因為電影本身就好。《雄獅少年2》不用上海方言也是好電影，加了上海話，更加貼近真實。”“各種布丁”覺得，方言能為電影加分，但只是錦上添花，“同樣是加0.5分，從2分到2.5分改變不了爛片的事實，但從9分變成9.5，就會步入影迷心目中的‘神作’殿堂。”
背靠長三角市場
滬語電影有優勢
《愛情神話》也許是離觀眾最近的一部滬語電影，再往前，很多人想到的還是1994年的《股瘋》。石川介紹，其實，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戲劇大師黃佐臨、嚴恭等老一代導演就拍過滑稽戲改編的《三毛學生意》《滿意不滿意》《如此爹娘》等方言電影，當時還一同做過普通話版本在全國發行。謝晉的《大李小李和老李》也曾做過面向上海市場的滬語版。《股瘋》同樣有普通話版本。
“方言電影一段時間內鮮見，和上世紀50年代開始到90年代的一條不成文規定有關。由于當時全國推廣普通話，一般全國發行的電影都要求用普通話對白，再加上以前技術限制沒有字幕，其他地區觀眾欣賞方言電影有困難。進入新世紀以來，普通話在全國得到普及，字幕技術更是無處不在，電影這方面的約束也比較少了。”
無論是《雄獅少年2》還是《愛情神話》，滬語臺詞都是用普通話寫的，需要演員二次創作時發揮能動性。《雄獅少年2》導演孫海鵬介紹，為了保證滬語的原汁原味，電影中張瓦特、小雨（王朝雨）、黃阿姨等上海角色的配音演員都是找的上海人，甚至是素人，因為這樣呈現會更加自然。有些詞換成滬語會不順口，演員在配音時也提供了大量修改意見，讓臺詞聽起來更自然、地道。
如何讓上海觀眾、外地觀眾都滿意，也需要創作團隊仔細考量。“我們對配音演員的要求是：第一，原汁原味地說；第二，不影響外地觀眾理解。為此很多臺詞要分析其重要性，不是那么重要、不影響整體劇情的用上海話，很重要、聽不懂會影響理解的，就用帶口音的普通話。”孫海鵬說。
在《愛情神話》中，邵藝輝同樣有類似的考慮。“我幾乎沒有在臺詞里寫上海話的梗，最多像‘十三點’這樣。就像看外國電影時，即便有很多俚語不懂，也可以通過上下文語境推測出含義。在信息傳達和接收上，外地觀眾和上海觀眾不會有差別。”
同樣是方言電影，蒙克并不喜歡《走走停停》，電影中周野芒、胡歌、金靖等幾位主要演員都是上海人，卻要說四川方言，讓他始終抱有一絲懷疑。對于滬語電影，他也是同樣的觀點：“方言、城市特色要與故事情節完美融合，方言也要是演員的母語才好。”
上海演員多，對于拍攝滬語電影而言是一種優勢，但很多上海演員其實并不擅長用上海話演戲。《愛情神話》《繁花》中的不少演員就表示，自己還是第一次用上海話演戲，一開始會有些生疏。正如胡歌所言，“讀小學時班上一直推廣普通話，從小到大很少有機會講上海話”。為了拍好《繁花》，他還通過知名滬語博主徐祥、上海小馬哥的視頻學習了很多上海話的講法。
2018年，石川在為《大李小李和老李》滬語版尋找配音演員時，就發現了這一問題。當時，徐崢、鄭愷等上海演員在配音時都說“沒有用方言演過戲，不知道該怎么表達”。除了詞語表達習慣的轉換外，有時配音中還涉及不同年代口語習慣的變化，因此，找內行人當顧問很重要。石川請來滑稽戲名家錢程坐鎮把關，今年滬語配音版《烏鴉與麻雀》同樣由他擔任語言顧問。
錢程認為，上海話說得地道或者不地道，在劇情當中得有內在理由。“比如《三毛學生意》中的理發師說話都帶蘇北腔，因為1949年前，上海有揚州‘三把刀’的說法，理發師行業大部分人都是蘇北人，方言背后得有這樣的生活邏輯支撐。”
在一些創作者看來，演員用母語表演，會更有親切感、真實感，方言臺詞能更好地體現上海的市民生活，上海話里的很多幽默細節也很難用普通話來替代。至于說得是否地道，未必是電影的第一追求。《愛情神話》播出時，曾被一些觀眾挑剔，臺詞中有些地方“洋涇浜”。邵藝輝特地說明，《愛情神話》不是滬語教學片，“語言是服務于故事的，首先要把故事講清楚，意思表達準確就可以。在上海，每個區的口音也有區別，這是一種真實狀態，沒必要追求所有人口音一致”。
《菜肉餛飩》用了一水的上海演員，名單里不乏茅善玉、徐祥這樣的上海話推廣者，但顧曉東也認為，拍攝中相比計較滬語說得是否標準，更為重要的是真實感和生活化。“上海是一個移民城市，其實大家的上海話有各式各樣的說法，我們片子里的年輕角色上海話說得也都不太靈，但這就是現實。”
近年來，上海電影市場領跑全國，電影票房、放映場次、觀影人次、影院數量、銀幕數量、座位數量等各項市場數據多年保持全國城市第一。全國第一大城市票倉的地位，也給了電影人探索滬語電影的底氣和信心。
在電影發行上，《菜肉餛飩》將深耕上海市場，努力挖掘本土票房潛力；同時會制作普通話版本，向全國推廣。“當下上海正在全力打造電影之城，在城市票倉上有很大的容量值得探索。我們希望立足上海市場，繼而走向長三角市場，再推廣到全國市場。電影里的情感內容是共通的，相信在上海能夠熱賣的話，也會被全國觀眾認可。”顧曉東說。
“要做方言電影，方言所在區域的市場得夠大才行。”石川認為，滬語電影不只有上海觀眾，蘇浙地區的觀眾都能接受，這也是滬語電影相比其他方言的優勢之一。上海及所在的長三角區域，無論地理范圍、人口，還是城市生活的多樣性和繁榮程度，都足夠養活得起一定成本的滬語電影。與此同時，制片方不妨同時拍攝普通話版本，實現區域市場和全國市場的全覆蓋。“像《繁花》這樣表演時使用上海話，后期配音制作普通話版本的作品也獲得了市場成功，驗證了這種模式的可行性。”
上海是多樣化的
容得下各種想象
《菜肉餛飩》劇組基本是上海班底，從制片人、導演、編劇、美術、錄音、造型到出品人等都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組服上也寫著“上海電影”。顧曉東說：“我們想提醒大家，要傳播上海電影文化，傳承上海電影的精神。”
在他們看來，能拍一部這樣的滬語電影，是特別高興和欣慰的事情。劇組開會時，導演吳天戈對工作人員說：“不要忘記，大多數人都是在拍自己的家鄉。我們要滿懷感情，同時也告誡自己，不要太沉浸在里頭。作為一個創作者，太鉆進去了，會被自己的經驗局限住。有時還要稍稍跳脫一點，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來觀察生活。”
從上世紀90年代的《孽債》《股瘋》《奪子戰爭》，到現在的《愛情神話》《繁花》《好東西》，人們印象中真正有上海味道的影視作品似乎有很長時間的空白，上海往往成為職場劇、愛情片空泛的背景板，成為一個符號化的都市代名詞。有人覺得，方言電影重新興起的背后，是一股青年導演開始回歸本土、關注故鄉的潮流，一部部深入上海城市肌理和市民生活的電影，也讓這座城市在銀幕上更加真實、可感。
“各種布丁”今年看了至少有30場電影，目前最喜歡的是《好東西》。盡管影片發生在上海，但并不影響他的共情共鳴。“《好東西》從頭到尾我都很喜歡。臺詞、劇情、表演等方面的很多小細節都可見用心構思，可說是金句頻出。嘲諷、黑色幽默都是很溫和的，看著很舒服。”
“滬語電影興起，和方言所在地的文化自身魅力有關，像《愛情神話》《好東西》里上海‘梧桐區’的生活方式，其實對全國的文青、白領都很有吸引力。”石川說。
很多人覺得，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城市年輕人的日常生活越來越趨同，也導致城市背景的電影地域感減弱。邵藝輝曾在上海生活7年，在她看來，《好東西》中的情感關系盡管在北上廣深等大都市都成立，但上海有更獨特的味道。“其實我在寫的時候，也在想，如果不是上海可不可以？當時我主要也生活在北京，但我總感覺，不在上海，好像差點意思。上海更適合生活、談戀愛，更具有包容性。我的這兩部片子里其實都沒啥大事發生，都是為了呈現一種生活的流動感。”
在電影《雄獅少年2》中，不僅出現了大量滬語臺詞，也出現了外白渡橋、豫園、城隍廟、錦江樂園、弄堂等細節逼真的上海城市街景和地標建筑。影片創作團隊主要來自廣東，但對上海元素的把握相當精準，令滬上影評人感到驚艷。
孫海鵬認為，既然背景選在上海，還原上海就是一個制作團隊必須也是應該做的事情，“你必須得把它呈現好，這是一個硬指標和基礎工作。最后能得到上海朋友認可，我們也很開心。”他表示，一個廣東團隊要拍好上海，用的是“笨辦法”，一步一步地采風，多往外白渡橋、錦江樂園摩天輪等電影中的取景地跑一跑，仔細拍攝各種各樣的細節，然后回到廣州，在創作中還原出來。
《雄獅少年2》的編劇張挺長期生活在上海，丈夫也是上海人，很多生活細節的還原得益于她的親身經驗，她也對電影中在上海的取景地提出建議。比如小雨、阿娟談心的重頭戲發生在錦江樂園摩天輪，這個很少登上大銀幕的上海地標就是她向導演推薦的。“作為外地人，我知道城隍廟、外白渡橋，但之前完全沒聽說過錦江樂園，而一問上海朋友，他們全都知道，這太有意思了。我了解到錦江樂園摩天輪也是一兩代上海人的記憶，亮燈的時候很浪漫，也特別符合影片想要的氛圍。”
這種異鄉視角也給電影里的上海帶來別樣的呈現和新鮮感。比如，電影里“上海格斗之夜”武術比賽的舉辦地放在虹口體育館，如今這里的門牌已變成“上海精武體育館”。孫海鵬表示，選擇虹口體育館，因為在《霍元甲》里出現過虹口道場，給自己一種武俠的感覺。“一聽到虹口，我就會想起霍元甲、陳真，當時來上海尋找適合做比賽場地的場景時，就決定是它。”
石川認為，挖掘地方文化資源，跟創作者是不是當地人沒有太大關系，比如《股瘋》導演李國立就是香港人，邵藝輝則來自山西，山西導演賈樟柯也執導過上海題材紀錄片《海上傳奇》。“拍好上海，前提是對上海的城市生活有自己獨特的感悟。”
今年6月，《弘揚城市精神 打造電影之城上海市電影高質量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24—2026）》發布，持續推進全球影視創制中心建設，吸引更多電影人來滬拍上海。年初，導演陳可辛在上海拍攝了電影《醬園弄》，他認為，上海既有本土色彩，也有國際化的包容，始終為影視業帶來一份不一樣的力量。
幾部滬語影視劇走紅后，未來是否該呼吁更多導演去深入還原式地拍上海？“未必。”石川認為，銀幕上以上海為故事發生地的作品眾多，比如《變形金剛2》《碟中諜3》《007：大破天幕殺機》等不少好萊塢大片也在上海取景，在《她》中，上海作為一個未來主義色彩的城市出現，不止一位國際導演說過，上海既有西方文化，又有東方韻味，是一個交融之地，可以滿足各方面的想象。
“很多電影盡管沒有深入發掘上海本土文化，但上海作為著名國際大都市，可以有不同角度想象上海的方式，上海也容得下各種想象。”石川認為，一種類型火了之后，創作者更要避免重復、跟風，形成刻板化的呈現。近期許多熱播影視作品都集中在上海“梧桐區”，但觀眾并不只想看“梧桐區”，上海各個局部的生活也是很豐富多彩的。比如金宇澄的《繁花》中沒有寫到的五角場，近年來在城市白領中流行的“彭浦第一炸”夜市排檔等，都是影視劇中值得挖掘的上海城市空間。“上海人不一定都住老公寓、老洋房。要拍好上海，創作者需要從自己的生活經驗出發，尋找最有感受的角度，而不要被一些概念約束。上海的生活是多面向的，要善于發現別人沒講過的新鮮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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