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李玉敏 實習生 郭聰聰 北京報道
金融證券類刑事犯罪法律關系復雜多樣，在認定罪與非罪時，繞不開對案件中商事行為性質以及證券行為合規性的判斷。在行、民、刑交叉的案情下，如何適用法律是在金融犯罪領域的難點。
近日，第十六屆“刑辯十人”論壇在京舉行。來自北京各大律師事務所的九位刑辯大咖，就“金融證券類犯罪辯護難點及路徑”，對房地產金融關聯犯罪、基金公司犯罪、集資類犯罪、洗錢犯罪、合同詐騙犯罪等熱點商事犯罪展開了深入討論。
多名律師都認為，應堅持刑法的謙抑性，嚴格依照犯罪構成要件定罪量刑。在具體犯罪認定時，應以刑法法規與相關司法解釋一同評價不法行為。
新型犯罪帶來的定罪量刑挑戰
北京市冠衡律師事務所主任劉衛東根據房地產開發的融資、開發、銷售三個不同的階段，總結了房地產企業在不同階段可能面臨的金融犯罪：在融資階段可能涉及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或集資詐騙罪；在開發與合作階段可能涉及高利轉貸罪；在銷售階段可能涉及騙取貸款罪。
針對涉房地產型金融關聯犯罪的辯護，劉衛東律師提出以下要點：要重點審查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否有構成單位犯罪從而減輕責任的可能性；審查犯罪數額是否準確；考慮積極退賠并適用企業合規制度，為企業爭取不起訴的可能。
北京市周泰律師事務所主任王兆峰表示，2017年以來，基金公司、基金管理人涉嫌非法集資的案件陡然升高，之后幾年一直是維持在高位的態勢。這類案件存在受害人多、金額大，影響廣的特點。
在辦理這類案件的過程中，王兆峰建議要緊緊圍繞判斷非法集資行為是否滿足非法性、公開性、利誘性、社會性幾個特征，關注管理人是否登記、基金募集后是否備案，是用募集資金返利還是用利潤分紅，增信、溢價回購、對賭的主體是誰，公開的范圍及內容是否違法，共同犯罪中不同層級人員責任分擔，非法占有目的的形成時間等問題展開辯護。
近年來，非法集資類案件一直處于高位。北京市尚權律師事務所副主任張宇鵬作了題為《非法集資案件罪名分離的路徑》的發言。他指出，最近幾年，非法集資案件的審理，開始呈現出一種形式化、套路化的趨勢。審判機關在對下級員工，或者下屬單位員工的審理上，通常會認為他們參與了集資行為，就認定和集資的組織者或者涉案單位的負責人存在共同犯罪的故意。辯護上，對于下級員工或下屬單位員工，可以從層級、職責分工、獲利模式、知情程度四個方向，實現集資詐騙罪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罪名分離。甚至可以更進一步，嘗試在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件中，尋求下級員工和下屬單位員工的出罪路徑。
因對賭協議引發財務造假進而指控合同詐騙的案件越發凸顯，也容易引起關注。北京德恒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程曉璐指出，這類案件做出有罪認定往往三個特點：一是行為人無實際履約能力；二是欺騙手段呈現系統性、綜合性；三是被害方已經支付出遠高出真正估值的數額，遭受巨額損失。
為此，程曉璐律師建議，要甄別造假行為是否構成對交易重要事項和基礎性信息的根本性欺詐。其次，高度重視對司法會計鑒定報告等關鍵證據的審查和質證。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點，要審查所謂“虛增”收入的原因究竟是行為人在影響估值的重要事項上故意實施欺騙隱瞞行為，還是基于專業認識判斷分歧或其他客觀原因；最后，檢驗被害方有無遭受超出實際估值金額的損失，如果沒有超出，被告人應積極主張出罪并尋求民事救濟路徑。
北京京都律師事務所主任朱勇輝律師關注“自洗錢”犯罪辯護相關問題。在他看來，目前洗錢罪類案件存在入罪數額門檻不明、相關司法解釋效力不清、何為“情節嚴重”存在爭議、各地判罰尺度不一等問題。
因此，朱勇輝律師提出，嫌疑人在上游犯罪既遂之后對贓款的使用、處置行為是否構成洗錢罪，應緊扣洗錢犯罪實質，不應僅做表面認定，對不具有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目的、對偵查工作不形成障礙效果的贓款處分行為，不應認定為洗錢犯罪。他建議嚴格把握洗錢罪的構成要件和證據標準，否則洗錢罪尤其是洗錢罪的幫助犯將來有可能像“幫信罪”一樣大量泛濫，相關問題值得學界和實務界高度重視。
行、民、刑交叉之下的金融辯護
北京市東衛律師事務所管委會主任毛洪濤就“辦理證券案件行、民、刑交叉的幾個問題”發表了觀點。隨著新“國九條”的頒布，資本市場的高質量發展越來越成為迫切的要求，從嚴監管的信號持續釋放，證券類案件往往自證監會或者各地證監局的行政處罰開始。比如證監會認定某家上市公司涉嫌信息披露違規或涉嫌操縱市場、內幕交易等，監管會根據調查的情況出具具體的行政處罰決定。一旦行政處罰決定作出，后續可能引發受損投資者（股民們）的商事索賠甚至被移送公安經偵追究證券犯罪的刑事責任。
毛洪濤律師表示，從法律救濟的角度，對于證券案件而言，律師團隊介入得越早，可以做的工作也就越多，比如代理當事人參與行政處罰的聽證、行政復議等；并介紹其團隊辦理的一起成功撤銷行政處罰決定的行政訴訟案件。
隨著金融反腐的深入，銀行系統發放貸款涉嫌觸犯罪被追究的案件越來越多。北京市中同律師事務所主任楊礦生認為，這些案件與單純的個人犯罪和群體性犯罪案件相比有其自身的特點。
一是這類案件具有罪名多、環節多、人員多的特點，不僅涉及違法發放貸款罪、騙取貸款罪、貸款詐騙罪等金融犯罪，也常和賄賂犯罪交織在一起，還會引發中介機構提供證明文件重大失實罪等多種犯罪；二是這類案件涉及的環節和人員，不僅有銀行系統多個環節的人員，也涉及借款人以及中介機構的人員；三是這類案件的形成往往存在第三方因素介入的情況。
楊礦生律師進一步認為，在此類案件中，是否違反了國家法律規定，涉及罪與非罪的界限。盡管法律對什么是違反國家規定做了明確說明，但是司法實踐中還是會發生分歧，很多辦案機關把違反規章和內部規定也都視同為違反國家規定，無疑這也是律師要關注的辯護重點。
楊礦生律師也談到，對政策性因素介入引發的案件，可以作為從輕處罰的理由考慮。對上級領導介入引發的案件，如果銀行放貸人員沒有提出反對意見，就不能以此作為出罪的抗辯理由，如果銀行放貸人員提出了明確反對意見，就不宜作為犯罪處理。
北京市君永律師事務所許蘭亭律師認為受賄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在金融領域是高發罪名，在實踐中有幾個關鍵問題。從廣義上來理解利用職務便利。通俗地說，只要是“摻和”了整個行為中的某一環節，就可以認定為利用職務便利。只要行為人之間符合權錢交易這一受賄罪的本質特征，親屬之間、兄弟姐妹之間也可以構成賄賂關系。借款利息能否認定為受賄款不能一概而論，關鍵要看借款人是否有資金需要，借款行為和職務便利是否有關。
在北京紫華律師事務所主任錢列陽看來，高頻交易、量化交易和虛擬貨幣等技術手段，使得金融犯罪手法更為復雜、隱蔽。金融犯罪領域隨著科技的融入擴展至三維空間，形成了降維打擊的態勢。刑辯律師當前面臨著源于科技、金融與刑事三大領域深度融合與交織的挑戰。
錢列陽律師強調，刑事辯護律師在面對這些挑戰時，必須提升金融專業素養，并且深入理解科技背后的邏輯。錢列陽律師呼吁法律界加強科技眼光以應對金融犯罪科技化的挑戰，以便更好地識別、預防和打擊金融犯罪，為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和法治秩序貢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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