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沈文雄 李玉海
2024年2月7日是中國科學院首任副院長竺可楨逝世50周年紀念日。竺可楨1910年留學美國，1918年在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后立即回國，為我國科學技術事業的發展奮斗了近60年。無論是他個人的專業研究，還是在對我國科技事業發展的推動上，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竺可楨不僅在學界樹立起不朽豐碑，在全國人民特別是青年人心中，也是一位令人敬仰的科學巨匠。我們有幸在青澀稚嫩的青年歲月，在他身邊工作過，這段經歷讓我們終身受益。他嚴謹治學的精神、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和藹待人的質樸風范、真誠善良的優秀品德與高尚人格以及生活上的簡樸，讓我們深受教育。
竺可楨懷有一顆拳拳愛國心，時時事事心系祖國，除了在學術研究方面有很大貢獻外，還十分重視事關國家發展的重大科學問題和保證社會發展的基礎工程設施建設。他在這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嘔心瀝血、功績卓著。我們僅以科學普及、氣象觀察臺站（或稱測候所）的建設，以及自然資源綜合考察三個方面的工作為例作介紹。
竺可楨
傳播科學的先鋒
竺可楨赴美先到伊利諾伊大學學習。他認為中國以農立國，就選擇了農學作為專業方向。隨著學習的不斷深入、專業知識的積累，他認識到氣象學對于農業生產影響很大，于是轉校到哈佛大學改學氣象學專業，攻讀博士學位。
在此期間，竺可楨會同任鴻雋、趙元任等其他志趣相投的中國留學生，積極參與以學術交流、傳播科學為目的的學術團體——中國科學社的各項活動。中國科學社所辦刊物《科學》，“以傳播世界最新科學知識為幟志”，交流科學研究成果，同時普及科學知識。
從中國科學社成立時起，竺可楨就是這個社團的中堅力量，除了積極寫稿外，還承擔雜志的審稿、編輯，以及和社內外乃至國內外的聯絡溝通工作。
從1916年開始，竺可楨在《科學》雜志上連續發表科學論文和大量的科普文章。在選題方面，他的科普文章多是從中國國情出發，用通俗的語言闡述科學知識，特別是對于中國老百姓關心的熱點問題，通過解釋自然現象、闡述科學道理，以期提高民眾的科學素養。例如《論祈雨禁屠與旱災》一文，就是以科學原理闡明干旱現象的成因，引導人民群眾破除封建迷信。
隨著留美學生先后回國，中國科學社和《科學》雜志編輯部也隨之遷回國內，繼續傳播科學新知，在整個科學界十分活躍，其全國性活動直到1949年才停止。這一科學社團以及《科學》雜志對于促進中國近代科學發展起到了重要的引領作用，其中，竺可楨和其他“海歸”留學生做了相當多的工作，功不可沒。
竺可楨始終認為，科學普及是科技工作者的一項重要任務。一位有成就的科學家，應該成為科學普及的積極分子。竺可楨以身示范，做出了榜樣。他在生命的最后幾年，系統整理畢生的觀察記錄和相應的研究成果，出版了《物候學》。這是一本以通俗的語言論述物候學原理和方法的專門科學著作，被學術界評為優秀科學普及讀物。他的另一篇科普文章《向沙漠進軍》，文字簡練、說理透徹、自然流暢、容易記憶，曾被選入中學生語文課本。20世紀50年代，由于他的社會地位和學術威望，北京市人民政府采納他的意見，在北京動物園附近建立了我國第一個天文館，為日后我國航天科學的發展奠定了廣泛的群眾基礎。
致力于氣象臺站建設的先驅
竺可楨1918年學成回國時，國內的氣象科學事業十分落后。特別是天氣預報業務，由外國人把持的上海徐家匯天文臺發布。竺可楨曾感嘆道：“國內氣象事業幾全賴外人之測候，始得略知梗概…… 若此越俎代庖，喧賓奪主，固足為吾國學術界之羞，而言念國防，亦應為國人所不許。”
1921年他在東南大學創辦地學系并擔任主任時，只能在校內建立測候所。1927年，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決定建立中央研究院，創建氣象研究所。竺可楨被任命為研究所所長后，他建立全國氣候觀測網的夢想終于迎來了實現的機會。
他從保衛國家主權、滿足人民需要以及民族發展的高度，高瞻遠矚、統籌謀劃、精心組織。上任后，他很快在南京北極閣建立氣象站，同時撰寫了醞釀很久的《論我國應多設氣象臺》和《全國設立氣象測候所計劃書》兩文，呼吁各地政府和有關部門重視氣象臺站的建設。與此同時，他制定氣象觀測的具體要求，規范了操作程序，帶領大家開展氣象觀測業務。他一手抓基建，一手抓人才培養與觀測，不斷推進自建、合建與促進地方、單位建立測候所。他迎難而上、逐步推進，1930年元旦，氣象研究所終于正式開始發布天氣預報。
由于竺可楨的大力推動，到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我國大陸有139處氣象臺站發出氣象報告，能按時到達的有百處左右，在數量上較1928年剛開始繪制天氣圖時的45處增加了不少。不僅發報的臺站數量有了明顯增加，氣象電碼的信息量和氣象電報的傳遞時效也有了很大改進。同時還建有特別類型的臺站，如西藏拉薩的測候所。為參與第二次國際極年觀測，高山測候所先后在四川峨眉山、山東泰山等地建立，國際極年觀測完成后，泰山氣象臺仍繼續保留。此外，還開展了飛機測候。這些臺站的建立，為我國開展氣象預報業務奠定了物質基礎。無疑，竺可楨是中國氣象事業的先驅。
隨著各地氣象觀測臺站先后建成，氣象觀測人員的數量和業務水平，便成為能否順利開展觀測業務甚至氣象預報水平能否不斷提高的重要影響因素。由于當時我國的氣象科學發展還處于起步階段，氣象學在高等學校沒有獨立設系，學習氣象的人很少。
為滿足氣象觀測工作的需要，竺可楨把人員培訓工作列為第一要務。從1929年3月開始，他自辦了為期40天的訓練班，親自授課。訓練班結業后，學員立即被分配到各地的觀測臺站工作，受到觀測臺站的歡迎。1931年和1934年，他又分別組織了第二期和第三期訓練班。先后三期訓練班共有100余人結業，大部分學員被分配到各觀測站工作，其中部分成員成長為天氣預報與氣象科學研究的業務骨干和高級研究人員。
自然資源綜合考察的杰出領導人
上世紀中葉，竺可楨積極參與并領導了我國大規模自然資源綜合考察。這些科學考察隊經過長期艱苦的科學調查，在充分掌握各個地區自然條件的特點和變化規律、自然資源的分布情況，以及社會經濟演變歷史的基礎上，提出具有建設性的具體意見。作為考察隊的領軍人物，竺可楨特別強調實地調查必須對第一手資料進行系統研究，形成規律性的認識。
竺可楨十分重視這項工作，每年都要花不少時間參加野外調查。他用了約10年時間，考察過除西藏和臺灣地區以外的省份的許多地方。他直接參與科研人員的討論，將得到的共識向政府建議，促使自然資源綜合考察的結果加快成為經濟建設與發展規劃的重要依據。
例如，“一五”“二五”期間，廣大人民群眾對于自然資源的認識有待提高，特別是在貫徹政府提出的以農業為基礎、以糧食為綱的方針的情況下，一些地方出現了亂墾濫伐現象，不利于對自然資源的保護和有計劃的開發利用。竺可楨和其他10余位科學家聯名，提出關于建立自然保護區的建議，得到政府的重視。經過廣泛的實地考察，在總結群眾經驗的基礎上，他主張在水土流失嚴重的黃河流域中下游地區，35度以上的坡地上不要再進行開墾，建議在雨量稀少的西北干旱地區少種高大的喬木，應主要種植灌木。這些意見既來自生產實際，又有科學根據，受到當地政府的重視。
竺可楨通過長期的自然資源科學考察，對大自然的演變有了進一步的認識，逐漸形成了自己的“自然觀”。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下四個方面：人類和自然界必須和諧相處，了解自然是利用和逐步改造自然的前提；了解自然必須進行基礎理論的規律性研究，這是科學家的責任所在；對于大自然的了解和研究必須是多學科、綜合性的，要避免片面；開發利用大自然必須有計劃進行，應該遠近結合、點面結合。
將這些學術思想聯系起來，不難發現，通過長期的自然資源科學考察，他的“可持續發展”的理念正在孕育和發展中。
1963年9月，竺可楨（左二）等在寧夏視察沙坡頭地區植物固沙試驗基地。作者供圖
實事求是，持之以恒
竺可楨進行科學研究近60年。在不同歷史階段，無論是在系主任、所長、校長還是在副院長的職位上，他在做好行政領導工作的同時，都要擠出時間閱讀科學文獻、到大自然實地考察、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撰寫科學論文。
他做科學研究工作，以發揚“求是”精神作為指導思想，一定要“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他要求自己做學問、辦事情不盲從、不附和、不武斷、不專橫。他以淵博的學科知識、豐厚的傳統文化造詣，以及腿勤、眼勤、筆勤的勤勞習慣，60年如一日，澆鑄出有口皆碑的豐碩成果，他在晚年先后發表的《論我國氣候的幾個特點及其與糧食作物生產的關系》《物候學》《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三大重要著作，就是最好的例證。
竺可楨的研究工作由淺入深、步步推進，厚積薄發、反復論證。例如，他研究中國歷史上的氣候變化，1925年發表第一篇論文，到1972年才發表第四篇論文，還自稱是“初步研究”；他在《物候學》中引用的部分資料，有的是他在上世紀20年代觀察的結果，由此可見他嚴謹治學、精益求精和認真負責的態度。
對做研究精益求精的同時，竺可楨認為個人的物質生活應該接近人民大眾，從來沒有任何特殊要求。特別是上世紀60年代初加入中國共產黨后，他更嚴格要求自己，把自己比喻成建設社會主義的一顆“小螺絲釘”。
他出差輕裝出行，但是隨身必帶4樣東西：照相機、羅盤、溫度計和高度計，這些是他獲取大自然信息的主要工具。他穿著樸素，每天早晨起床后，在院子里觀察氣溫和風向，總是披著一件紫紅色的睡衣，還是上世紀40年代就開始穿的。他平時經常穿的藏青色中山裝，是1958年以羅布麻織成的面料制作的，已多處磨損。1934年，他因家庭人口增加，向南京興業銀行申請貸款，在當時的使館區建造了一座小樓。30年后，他將小樓捐贈給了當地政府。1966年起，他又主動要求把1/3工資另存在戶名為“竺薪”的賬戶里。1974年2月竺可楨逝世后，他的夫人和子女立即遵照他的遺愿，將“竺薪”賬戶內的1.3萬余元作為竺可楨的黨費全部上交組織。這些錢現在也許不算多，但在當時，這可是“萬元戶”的全部家當。
竺可楨畢生的愛國情懷、做人堅持的實事求是原則、治學秉持的持之以恒態度，已經成為科技界的一面旗幟，必將激勵更多科技人員闊步走在科學興國的大道上。
（作者曾任竺可楨秘書）
《中國科學報》 (2024-02-01 第4版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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