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是浙江大學副教授，他卻選擇去德國重新讀博士；對科研有著極大興趣，他卻選擇到企業工作11年，后又回歸高校；成為歐洲科學院院士、德國洪堡人工智能教席教授，獲得了不菲的支持，他卻選擇全職回國……無論怎么看，金耀初都有些“不按常理出牌”。
近日，這位27年來在中—德—美—英之間來回“折騰”的科學家選擇回歸祖國，全職加入西湖大學，創建“可信及通用人工智能實驗室”。金耀初與《中國科學報》分享了他的人生經歷和科研故事。
整個采訪過程中，金耀初“金句”頻出，提到第一學歷，他說設置985、211門檻是年輕人的障礙；提到論文，他說發論文不是萬能的，但沒有論文也是不行的；提到自己，他說直到快40歲才安穩下來，之前一家人在外漂泊，家具都是從馬路上撿的；提到父母意見，他說年輕人可以聽取父母的建議，但也不能完全聽從他們……
金耀初 受訪者供圖（下同）
以下是《中國科學報》對金耀初的專訪。
不太看重短期的物質條件，有飯吃就可以了
《中國科學報》：你已經在國外生活、工作了27年，為什么現在選擇回國？
金耀初：近些年，國內的科研環境、科研投入都有很大改善，無論學界還是產業界對人工智能都非常重視，項目推進效率很高，這是很大的吸引力。
一個偶然的機會，有人介紹我認識了施一公校長，他邀請我到西湖大學看看，疫情原因，直到今年3月才成行。3天半的時間里，我參觀了校園，見到了很多老師和管理者，一個直觀感受是，這里有一種鼓勵長期探索、自由寬松的學術氛圍。加上很多老師都是從國外深造、工作回來的，我們相談甚歡。
另外，在出國前，我曾在浙江大學求學、工作12年，對杭州非常熟悉，生活起來會很便利。
《中國科學報》：1996年你在浙江大學已經獲得博士學位，后來留校不久又獲得了副教授職稱，為什么放棄這些，去德國再讀一個博士？
金耀初：我是研究生畢業后留校，在職讀的博士。當時我有一個去德國訪問一年的機會，副教授是訪問期間評上的。
訪學過程中我逐漸發現，受限于當時的科研條件和環境，我們的理論研究和實際應用脫節較大，研究理論的只局限于計算機仿真，沒有條件在真正的機器人上去驗證。而德國在理論和實際應用方面結合得很好，所以我希望能深入人工智能領域學習。
另外，博士階段學制相對較長，可以有足夠的時間來學習如何獨立做科研，適應這個領域。而博士后大部分是由項目驅動的，需要做的研究比較明確，沒有太多自由度。所以我決定再讀一個博士。
2001年在德國獲博士學位
《中國科學報》：在德國讀博時你已結婚生子，經濟狀況也不是特別好，但你似乎沒有太大壓力？甚至讀博期間，還中斷一年去美國新澤西州立大學工業工程系做博后？
金耀初：物質條件、年齡大小……我當時不太在意這些，這可能是我個人的一個特點，我不在意短期的東西。
最初去德國訪問的時候，我們國內的工資還非常低，同期去德國訪問的幾乎都會去兼職打工，因為即使在超市打工也能掙到比國內多很多的錢，但我沒有打過一天工，我的時間都花在了科研工作上，努力獲得導師的認可，就這樣做了一年他才同意我留下讀博。
不去打工并不是因為我的條件好，我出身于農民家庭，生活很艱苦，但我不太看重短期的物質條件，只要有飯吃、能過得下去就可以了。我不希望因為眼前一點東西而放棄了自己真正想要的。
如果有可能，我甚至還想讀第三個博士，生物或者醫學方面的（笑）。
《中國科學報》：你怎么看待當下這些“年齡門檻”？
金耀初：現在的“年齡門檻”給后啟動的科研人員造成了極大的障礙，我認為單純設置“年齡門檻”不合理，可以借鑒英國的一個青年項目，它規定博士畢業后多少年內都有資格申請，而不是在多少歲之前。
國內經常強調要給年輕人機會，但這些機會都被這樣那樣的門檻卡掉了，包括第一學歷的門檻，985、211等等，這些都是給年輕人設置的不必要的障礙。
在德國讀完博士的時候我已經35歲了，家里老大5歲，老二剛出生，沒有居留權，更沒有房子，我們的家具都是從馬路上撿的，也不知道以后會在哪里生活，但當時我沒焦慮過。如果換到現在這個環境中，我也不清楚會怎么樣了。
大生態，小生態
《中國科學報》：你在本田研究院研究工作了11年并成為主任科學家，為什么又選擇回歸高校？企業和高校的工作有什么不同？
金耀初：本田在2003年的時候成立了研究院，致力于面向應用的基礎研究，引領研發、制造部門的工作。可以說，比在高校做科研更貼近應用。
同時，公司對項目的管理很靈活，我們有了新的想法，向研究院簡單匯報、在內部進行評估后，如果合適就能得到支持。但在高校中，無論在美國、英國還是其他國家，申請項目都非常重要，很多人一年可能要寫十來個申請書，有些未必是他們真正想做的，可能最終的科研產出也很有限。我希望把時間留給真正想做的研究，所以選擇到本田研究院工作。
一直干到了40多歲，不知道是不是遇到了大家說的“中年危機”，我覺得自己到天花板了。研究院的限制逐漸凸顯出來，比如公司可能不希望你頻繁地進行學術交流，所有的合作項目指向性都很強等等，這完全符合公司的利益，但對我個人而言，這是一種限制。
在本田期間，我做出了一些成果，也發表了不少論文，又加上工業界的工作經驗，這讓我可以回到高校，到英國薩里大學任教。
《中國科學報》：研究生階段，你從自動控制領域轉入了人工智能領域的研究，不久后，人工智能便經歷了寒冬，當時你想過轉行嗎？你是怎么在這個領域堅持研究了幾十年？
金耀初：沒想過轉行，這是我的興趣所在。碩士階段我愛去圖書館亂看書，偶然看到了一本以色列學者關于機器人軌跡規劃與遺傳算法的書，發現自己很有興趣，就有意識地進行學習。后來我加入了IEEE（美國電氣電子工程師學會）下面的計算智能學會。
我做的計算智能研究，一直是相對小眾的領域。我所在的計算智能學會，一直是六七千會員，基本沒什么變動。當時我去公司講，演化算法、人工神經網絡有多好，他們都不太相信，覺得傳統的數學方法更可靠。這幾年人工智能熱起來了，大家對人工神經網絡的關注度才多起來了。
當它還沒被大眾所關注的時候，有計算智能學會這么一個生態圈就很關鍵，不管冷門熱門，這個組織一直都在，你知道有這么多人一直都在堅持做相關的研究，這會給自己力量。
與學會比起來，本田研究院是一個更小的生態。在那里我負責“演化與學習”小組，所里還有“計算神經科學”和“人形機器人”研究組，我們一小波人相互探討研究。一個大生態、一個小生態，所以我一直沒有感受到“冬天”的寒冷，一直在這個領域耕耘。
《中國科學報》：你的社交媒體頭像是《神經系統及形態發育的計算機演化——走向演化發育人工智能》的封面，這本書背后有怎樣的故事？
金耀初：在本田研究院時，公司希望我們做些基礎研究，于是我就開始自學計算生物學，并跟多所大學合作開展了神經系統與形態協同演化發育方面的基礎研究。回歸高校做科研后，我也爭取到了相關的研究項目，但這并不是我的主流研究方向，這十幾年來，一直零零碎碎地做。
后來與出版社簽下合同后，一直沒時間寫。直到2020年開始疫情，耗費大量時間的國際旅行沒有了，有了整塊的時間進行思考整理，最終我寫完了3本書。2021年出版了關于機器學習與演化算法用于數據驅動優化的書，2022年出版了一本聯邦學習和隱私保護的書，2023年出版的就是這一本。所以，我總有種“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的感覺。
2022洪堡教席獎頒獎典禮，右二為金耀初
“收斂—發散”的人生原則
《中國科學報》：聽起來你的心態特別好，對于困難的事情也能坦然面對，那在科研、生活中有讓你覺得特別難熬、沮喪的時候嗎？
金耀初：說不出來，我好像沒有很長一段時間都很痛苦的經歷，我真的說不出來。
在控制系統里我們經常講收斂和發散，我也經常用它們來描述我的科研和人生。
做科研一方面要堅持，要在專業領域有所精進，這是收斂的過程；另一方面也要四處看看，吸收新的思想，當收斂到一個死胡同，再收斂就動不了了，就必須要進行發散。做科研是這樣，人生也是這樣。
我覺得應該定下一個方向性的目標，而不是一個具體的目標。比如10年后一定要當正教授，這種目標就太具體，就可能會讓人焦慮，而10年后還能做自己喜歡的研究、在自己的研究領域里有所突破，這樣的目標就比較可行。
《中國科學報》：你通常如何培養學生？
金耀初：我希望每一位博士生能做3個有份量的工作，可能是與某個問題相關的不同方向，也可能是同一個方向的不同側面。做研究的時候以問題為導向，而不是以發論文為目標。但博士期間還是需要有2-3篇好的論文，不然畢業后去申請項目或者工作，說自己非常優秀但是一篇論文都沒有，這肯定不行。
論文不是萬能的，但沒有論文也是不行的。
《中國科學報》：你對年輕人有哪些建議？
金耀初：我發現，我的學生在博士畢業后選擇未來去向的時候，受到父母的牽制非常大。
我非常理解這有獨生子女的因素，或者說孝順父母是我們的傳統美德。但我想說，在讀書、研究、工作方面，可以聽取父母的建議，但也不要完全聽他們的。
我希望他們的父母能給孩子足夠的自由度。說到這里，我非常感謝我的父母，我愿意做什么事他們就讓我去做，從來不說“你該成家了，該回國了，該怎么樣了”。
2013年圣誕節，金耀初（右起第五）與學生們在一起
注：洪堡教席獎是德國最富盛名的國際研究獎項，每年人工智能領域的獲獎科學家不超過6人。每位教席教授可獲350～500萬歐元，用于其在德國高校前5年的研究。
（感謝本報記者溫才妃對本文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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