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張梓桐 李玉敏北京報道
3月5日，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開幕，國務院總理李強作政府工作報告。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注意到，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區域協調發展”“數字經濟”以及“新型消費”等內容成為備受外界關注的重點所在。
政府工作報告還提到，培育發展縣域經濟，補齊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短板，使縣城成為新型城鎮化的重要載體。
開幕會后，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對全國政協委員、上海交通大學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陸銘進行了專訪。在他看來，我國已步入以服務業為主導的消費城市時代，隨之而來的是居民對高品質、多樣性和個性化服務的需求不斷攀升。在這一背景下，我國應該大力促進數字技術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強化線上賦能與線下空間體驗，增強消費城市的內驅力。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交通大學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陸銘，受訪者供圖）
老城更新和新城提擋雙輪驅動
《21世紀》：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到，“推動城鄉融合和區域協調發展，大力優化經濟布局。深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區域重大戰略、主體功能區戰略，把推進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有機結合起來，加快構建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格局。”你認為這一表述背后的涵義有哪些？
陸銘：我覺得這一表述順應了我國當前在區域協調發展領域的一大趨勢——隨著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建設，當前我國的經濟活動和人口正在向少數地區集中，且這種趨勢在本質上有利于經濟高質量發展，也有利于地區之間的共同富裕。但與此同時，當前的確面臨一個較為尖銳的矛盾是很多大城市中仍然有相當高比例的外來人口，雖然他們在當地就業、居住，但是沒有獲得本地的城鎮戶籍。
基于這種情況，未來一方面要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加快這部分人口的市民化進程。另一方面，對于沒有獲得戶籍的人口，要加快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在城鎮化進程當中，我們還要大力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生活服務業，從而為教育水平并不高的勞動者創造就業機會。總體來看，在新型城鎮化進程中，如果能夠推動服務業的發展，就能夠保障城鎮每年再迎來大約1200萬的新增就業，促進共同富裕。
《21世紀》：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著力擴大國內需求，推動經濟實現良性循環。從增加收入、優化供給、減少限制性措施等方面綜合施策，激發消費潛能。培育壯大新型消費，實施數字消費、綠色消費、健康消費促進政策。”在你看來，今年我國各地如何以城市更新為抓手助推消費城市建設？
陸銘：首先，我們要打造具有“八爪魚式”特點的都市圈空間形態，強化都市圈消費一體化發展新格局。建議根據未來人口的實際空間分布規劃人口和土地，構建緊密連接中心城市與周邊中小城市的通勤圈和游憩圈。在空間布局上，我國大城市的規劃和相關政策制定，需要突破城市行政管轄邊界的限制。建議準確把握都市圈消費一體化和消費協同發展、分工互補的未來趨勢，從孤立型的“太陽系”式空間布局轉變為中心城區和外圍緊密連接的“八爪魚”模式。同時，都市圈內的核心城市應依托全球化、四通八達的綜合性立體交通網絡，以及與商業消費空間相配套的城際間高鐵、軌道交通、市政交通等公共交通體系，發揮人口密度梯度發展對消費分工的積極作用。
其次，要通過老城更新和新城提擋雙輪驅動，強化消費城市的發展動力。城市更新和新城提質的關鍵在于以人為本，而密度是關鍵因素。對于老城更新，應通過站城融合發展來提升城市能級和改善民生。將站城一體化開發的TOD發展模式深度融入都市圈軌道交通沿線的城市更新中，重塑城市發展格局，打造“軌道上的城市”。要順應人口向中心城市、中心城區集聚的趨勢，加強廉租房、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向心布局”。
進一步明確新老業態的不同定位
《21世紀》：圍繞數字經濟，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大力推進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深入推進數字經濟創新發展，制定支持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政策，積極推進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促進數字技術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你認為，今年我國如何進一步推動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
陸銘：首先，制度設計應以促創新促發展為導向，慎重出臺“收縮性政策”。因而，我們應尊重市場規律和平臺經濟發展規律，給予新興產業以政策空間。以直播電商為例，作為新興業態，直播電商與傳統貨架電商有著明顯的區別，希望在規范行業發展的過程中，不將直播電商與傳統的貨架電商、廣告營銷等業態一概而論，進一步明確新老業態的不同定位，幫助企業劃分厘清直播營銷中各方主體和法律關系，同時在監管政策制定中以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和規范行業發展作為依歸，堅持包容審慎原則，保持行業政策預期的穩定和一致性。
此外，要加強中央指導，促使地方政府數字經濟產業政策立足于當地比較優勢。其中，前沿性的數字經濟更多由市場推動，客觀上集中在少數城市和少數企業，普惠性的數字化轉型則由政府和企業共同推動，政府更多提供基礎設施，并為城市和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提供支持，企業自主選擇數字化轉型模式與路徑。地方政府在制定數字經濟產業政策時，必須緊密結合當地實際情況，充分考慮地方特色、資源稟賦、市場需求以及產業基礎等多方面因素。通過深入調研和分析，制定出具有可操作性的產業政策，明確發展目標和方向，以構建產業生態為抓手，推動數字經濟規劃與實體經濟現狀深度融合。同時，在中央和省級層面應該對相關政策的執行情況進行評估和監督，增強地區間的政策協調性，避免項目盲目上馬、資源浪費以及低水平重復建設等問題。
線上活動的繁榮與線下人口密度緊密相關
《21世紀》：新經濟形態催生新就業形態，你認為這些新就業崗位的出現對城鎮化有怎樣的促進作用？應該如何看待這些新業態？
陸銘：一方面，在當前的信息科技進步過程中，出現了很多與傳統雇傭關系不一樣的業態，有的就業崗位非常接近于自我雇傭，這就對我國相關法律法規的及時調整提出了新要求。另一方面，線上活動的繁榮程度與線下實體店所依賴的人口密度緊密相關，因此不能將線上線下對立起來，他們之間是相互促進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社會環境方面也需要對新經濟形態需要增進理解。人們對于技術的強大和算法的“黑箱”依然有較深的誤解，勞動者“被困在”系統中、技術是否“作惡”等猜測被持續擴大。而實際上，以百萬級騎手的調配為例，必須通過算法來提高效率，所謂算法控制騎手并不是強控制，更是一種技術支持，有經驗的騎手不需要嚴格執行算法提供的配送順序和路線，而是可以自主規劃。相比之下，技術充分運用對提高生活便利度、創造就業、促進消費等產生的社會價值卻很容易被忽視。
《21世紀》：如何對這些新業態的就業做好規范治理與發展？
陸銘：在新就業形態相關問題上，需要以全國統一大市場的認知思維來主導地方上的治理理念。尤其是在規范性問題上，各地對新業態、新模式的治理要求各行其政，在相關基礎權益保障規范性要求上有根本差異，如關于新業態的職業傷害保障，目前各省市存在商業保險、單工傷保險和新型職業傷害保險等多種思路；同時忽視了平臺經濟運行所具有的跨區域性、全國規則一致性和技術驅動性的基本特征，無法形成針對新業態市場基礎制度的規則統一。
（本報記者卜羽勤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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