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初，康熙皇帝發去歐洲一張朱紅色的諭令，尋找他派去多年卻杳無音訊的洋欽差。就是這樣的紅票，讓我們重新發現了西方傳教士與康熙皇帝之間的關系，也解鎖了一段有些顛覆性的歷史。
歷史學者孫立天通過細密的文獻考證，在《康熙的紅票》這本書中對紅票背后的歷史事件進行了深入研究，圍繞清朝初年皇室與傳教士群體的互動，展現了一段不被人所熟知的中西交流史——不只有“文明的沖突”，還有對話與交融。
紅票之后
康熙皇帝不再是傳說
讀書周刊：康熙的紅票是康熙發往歐洲的一封公開信，發給來到廣州的西洋商船，請洋商帶回歐洲，意在探聽康熙派往西洋的兩組欽差的音信。這里提到的欽差是西洋傳教士，西洋傳教士何以被康熙任命為欽差？
孫立天：康熙發出的紅票可以理解為康熙發往西方的一封公開信。信中內容是說康熙派了兩組共四位傳教士到西方向教皇傳送消息。但過了十年時間，四位傳教士都沒有回來，康熙也沒有收到他們的回信。于是康熙讓內務府的人把紅票印刷出來，交給廣州的官員，讓他們發給來中國做生意的歐洲人，請他們把紅票當成公開信帶回歐洲。康熙印和發紅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找人。
康熙派這四位傳教士到歐洲，是以他個人名義派出去的，也就是說這件事是沒有經過任何朝廷部門確認的，因而在所有清史記錄中也都沒有記載這件事。這四位傳教士出使西方也沒有任何清朝朝廷的官方頭銜。最后紅票傳到教皇手上，教皇讓當時唯一還活著的傳教士艾若瑟返回中國。而艾若瑟又在返程途中去世了，最后只有他的遺體抵達廣州。康熙后來派人到廣州風光厚葬了艾若瑟。在安葬的墓碑上，給艾若瑟的名頭是“欽差”。所以“欽差”的名頭是這樣來的。艾若瑟的墓碑殘片現存廣州市博物館中。
讀書周刊：康熙的紅票傳到歐洲，產生了怎樣的效力？
孫立天：康熙的紅票傳到了歐洲，讓歐洲各國都知道康熙派了特使去找教皇談事。艾若瑟神父到達歐洲時，葡萄牙國王還接見過他，而且教會內部也有很多人知道他回到了歐洲。康熙發的紅票相當于正式認證了艾若瑟是他派到歐洲的人，這讓教皇在道義上有點難堪。因為當時歐洲已經比較開明，攔著別國的使節不讓回去，是一件上不了臺面的事。所以紅票傳到歐洲以后，教皇第一個安排就是讓艾若瑟神父返回中國復命，并且教皇還要求艾若瑟以身體不適為理由，解釋為什么這么多年他都沒有回去。這是紅票傳到歐洲后的直接結果。
而比較間接的結果是讓歐洲看到了遠東的大清帝國康熙皇帝的開明。因為紅票上印了拉丁文，下面還有十六位天主教傳教士的簽名。這十六位傳教士來自不同的國家，但他們都在康熙皇帝那里效力。這種不分國籍、人種的招賢納士在當時歐洲的有識之士看來也是很開明和受人尊敬的。同時也讓更多的歐洲傳教士看到了希望，感覺中國也許能接納他們的宗教。應該說在紅票之前，康熙皇帝對歐洲許多人來說都只是傳說，而紅票讓歐洲見識了遠方的康熙皇帝確實是一位有意愿與歐洲對話的異教君主。
君主個人
讓歷史充滿著不確定性
讀書周刊：從您的研究來看，康熙的個人興趣和雄才大略在推動中西交流中起到了多大作用？這種個人推動模式與當時清朝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環境之間存在怎樣的矛盾和協調之處？
孫立天：我相信君主個人的作用讓歷史充滿著不確定性。西方近代產生的各種分權的政治制度，就是先從理論上預先承認了君主個人的不確定性，然后在此理論預設基礎上，設計出各種制度來約束君主個人，從而減少君主個人對整個國家帶來的不確定性。我們只有正視君主個人不確定性對國家的作用后，才能解釋很多中國歷史上的問題，關于中西交流中的各種問題也不例外。
總體上說，我一直認為中國古代的傳統政治制度和文化環境是包容的，是不拒絕外來文化的，而真正封閉或者排外的時期是統治者個人的決策帶來的。就算從1840年鴉片戰爭算起，到1919年五四運動，也就80年時間，而中國這樣龐大的一個文明古國已經能夠全方位地接受西方文化了，這其實正說明了中國文化的開放和兼容性。其實最早進入中國的傳教士，盡管認為中國有包容性，他們也沒有預見到許多西方的觀念可以在短時間內傳入中國，甚至有些觀念他們覺得完全沒有可能傳入中國，比如一夫一妻制。但中國接受了。同樣儒家文化傳統下的日本、韓國也都快速地接受了西方的文化。所以只有認識到儒家文化圈中的國家在與西方接觸中并沒有歷史包袱、儒家文化自帶包容性這個大前提，才能認識到君主個人對很多文化問題有決定性的影響。
讀書周刊：“明末清初傳入中國的西方科學為什么沒有在中國生根發芽”已經變成了一個經典的問題。中西文化沖突似乎成了一個比較大眾又安全的答案，您對此研究似乎跳出了這一窠臼，挑戰了固有的一些觀念。您覺得應該怎么回答這個經典問題？
孫立天：“明末清初傳入中國的西方科學為什么沒有在中國生根發芽”這樣的問題其實是很西方中心主義的問題，是早期西方漢學家提出來的問題。因為它的預設是“西方科學”使西方變得強大后能夠征戰四方，而中國等很多國家沒有發展出科學，所以會落后挨打。
首先明末清初時期，歐洲自身都是很脆弱的存在，那個時候，整個歐洲籠罩在奧斯曼土耳其的威脅之下，從1453年拜占庭帝國丟失了君士坦丁堡開始，奧斯曼土耳其一步步向歐洲推進，地中海也在其控制之下。一直到1683年，歐洲聯合軍隊守住了維也納，才得到了一絲喘息的機會。而一直要到拿破侖（1769—1821年）時代，歐洲才能夠和奧斯曼土耳其勢均力敵。
“為什么沒有”的問題，大部分都是后見之明，沒有站在當事人角度思考才會提出來的問題。就像現在年輕人問父母，當年你們為什么不在市中心多買兩套房子？
同樣，如果這樣的追問是有意義的話，我們現在都知道西方科學的文明是建立在代數和方程之上的，那么也可以問西方為什么在古希臘、古羅馬時代以后一千多年，沒有發展出代數和方程，而是需要等到阿拉伯世界把代數和方程發展出來？
所以我認為這個問題，最直接的回答就是當時西方科學并沒有展示出它的優勢。而后來，鴉片戰爭以后，中國的有識之士看到了西方科學的優勢，很快就開始學習，西方科學也就在中國迅速發展起來。
全球化的視野
提供橫向對比的可能
讀書周刊：您于學術語境下長期從事中國歷史研究，這種跨文化比較能為我們理解康熙時期的中國在世界歷史坐標中的位置提供哪些新的思路？
孫立天：跨文化比較研究，我覺得最大的用處是為我們提供一個參照系，或者對比。比如說到中國傳統文化是否包容，是否能夠接受新的文化，其實包容與否不是一個絕對概念，而是一個相對概念，應該參考當時世界其他文明區域，做一個比較，這樣才能做出公正的評價。其實中國文化是否有包容性在明清之際就是當時歐洲關注的一個問題。當時有一個對比，就是各個文明圈內猶太人的處境。猶太人流散在亞歐大陸上的很多地方，他們的處境就反映出不同文化的包容性。這就是跨文化比較的思路。當時在開封有一個宋代入華的猶太人社區，縱觀世界各個地方，他們在中國的處境以及中國對猶太文化的保持程度都是最好的。這就是一個很好的回答這個問題的跨文化事例。
再比如思考明清之際社會對新事物的接受度，從人的因素來說，一個參考就是對外來傳教士的接受度。這一時期，歐洲的傳教士去往了世界各個區域，和其他文明區域做對比，才能得出公正的結論。從物品來說，新大陸的香煙也傳到了世界各地，各地對其也有不同的反應。只有在對比中，我們才能知道到底中國對這些新事物的接受度如何，明清之際的中國是不是一個封閉排外的社會。因為任何文明在接受新人或者新事物時都會遇到挫折，都有反對者，如果單看這些挫折或者反對聲音，是不能給出客觀評價的，只有在比較中才有意義。就像一個人初學滑雪，三天學會了，過程中當然也摔了很多次，但我們是不可能單從這個人的學習過程中，判斷他到底學習滑雪是快還是慢，只有我們知道了其他人的學習進度，才有可能對這個人的學習能力有一個公正的評判。全球化的視野，在很多時候就能給我們提供這樣橫向對比的可能。
說到康熙，在全球化視野中，經常拿來與他做對比的是俄羅斯的彼得大帝。二人也確實有過聯系，互相知道彼此。彼得大帝派到康熙朝的使團帶來的國書，就署名“你的朋友彼得”。所以二人在很多方面都可以比較。也只有在比較中，我們才能更加公正地評價康熙皇帝。比如清朝對于現在中國最大的貢獻應該說是疆土拓展。與明朝的地圖相比，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清朝的國土向西拓展，國土面積擴大了。而這一領土擴展的國家戰略就是康熙制定的。他的思路是用貿易來換取與俄羅斯的結盟，從而南北夾擊處于中俄之間的蒙古部落。這一國家戰略極為成功，后來的雍正和乾隆都延續了這個戰略。所以我們用全球史的眼光，把康熙的戰略決策放到當時世界各國的海洋、陸地的擴張中，更能看到其在歷史中的位置。康熙時代的英國、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等國在海上擴張，而康熙在布局向西的陸地擴張。我們沒有理由一邊贊美西方人的海洋擴張是銳意進取，一邊又認為積極西征的康雍乾三代是不思進取，是停滯的帝國。
讀書周刊：文化交往中，“誤讀”是一個重要的關鍵詞。歷史上，“誤讀”所代表的，既有對異域的美好想象，又有對陌生的懷疑恐懼。不同文化間，能夠避免“誤讀”彼此嗎？
孫立天：長久以來，經常提到的文化交往中的“誤讀”問題，都缺少了一個主語，也就是說，我們到底討論的是“誰”在文化交往中的誤讀？《紅樓夢》中晴雯生病了，寶玉拿來的西洋鼻煙壺上有“黃發赤身女子，兩肋又有肉翅”。像寶玉這樣的公子哥，他們無論如何解讀鼻煙壺，或者說無論怎樣誤解西方其實都是無關大局的；而真正關鍵的是統治階層怎么看，是他們的理解在真正左右著交往，決定著歷史的進程。
說回康熙以及康熙以后的歷史，在我個人的理解里，統治階層真正的文化“誤讀”是很少的。很多時候都是有意識地用“誤讀”作為一種手段來保留彼此的不同觀點，這樣雙方在默認“誤讀”后，都有臺階下。就像在朋友間，裝作沒有聽懂有時候是避免爭執和矛盾的一個手段。就拿相關“誤讀”研究中最有名的英國馬戛爾尼使團會見乾隆的事件來說，雙方在絕大多數問題上都是互相知道對方意思的，并沒有多少真正的“誤讀”。
我覺得研究歷史，應該對歷史人物有特別的尊重，特別是對政治人物，對統治階層。“誤讀”這個字眼用出來，就是說你讀出或者看到了這些歷史參與者沒有領會到的部分，但其實能成為后世研究對象的歷史人物，往往都是有過人之處的。他們做出的事情和決策都有自己的出發點和原因，我們需要理解他們的邏輯，站在他們的角度切身地體會和思考，而不是簡單歸結為他們誤讀了某些問題。
新研究要有成果
最關鍵的是找對方向
讀書周刊：歷史往往藏在細節里，循著生動的情節，才能看到歷史的真相。您是如何找出這些細節的？
孫立天：重視細節，從小問題入手，這是清代以來中國史學考證傳統中一直強調的。民國的學者都很注重細節。像公認的清史研究的開山鼻祖孟森，他的研究中就全是細節，同時也很生動。現在清史中大家比較關注的九王奪嫡、雍正是繼位還是篡位的問題，都是孟森用細節的考證，破案一樣的思路，以論文的方式開啟的。他的研究也很接地氣，比如他用細節考證過孝莊皇后是否嫁給了多爾袞、順治是否出家，以及順治的董鄂妃是不是名妓董小婉等。而且在研究方法上，孟森那一代人已經看出了傳統清史材料中的問題，開始用域外材料比對清史中的記錄。比如在康熙第一次廢太子，后來又復立太子之間一些不清楚的問題上，孟森就用到了朝鮮的記錄。也就是說他已經有意識地在方法上跳出了傳統清史記錄的局限。
我認為細節挖掘是中國史學的強項，而西方是以理論見長。但現在我們在寫作上似乎不那么強調歷史細節，反而受到了太多西方理論的影響。如果說大家在我的書中看到了細節挖掘，看到了情節，那可能是我個人一直比較喜歡民國學者的著作，受到了他們論著的影響，在他們那里學到了一些皮毛。所以如果問我寫作建議，我想說的就是多讀那些學者的書。
讀書周刊：《康熙的紅票》這本書出版后，您有沒有收到一些來自學界或讀者的反饋和新的觀點？這些反饋對您進一步深入研究這一時期的歷史有什么啟發？
孫立天：在互聯網短視頻的時代，有那么多的讀者還對《康熙的紅票》這本歷史書有興趣是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我是想盡量寫得有可讀性。在出版前，我想這本書要是有讀者的話，以后我可能還有機會再出書。最初預想這本書的主要讀者群是學習歷史的研究生群體，再樂觀一點估計是對歷史感興趣的大學生。現在從網上的各方評論來看，似乎讀者群很廣，一些高中老師也在向學生推薦這本書。這些讀者的反饋對我未來的寫作有很多啟發，讓我知道了哪些內容是普通讀者感興趣的。
書在出版前，南開大學的杜家驥教授審讀了校樣，指出了書稿中的許多問題，我都做了修改，也學到了很多清史知識。杜家驥教授認為我的書對于皇權運作中私性系統的闡述有新意，這部分也正是我的新研究課題。這一肯定對我來說很重要。一個新研究如果最后能有成果，最關鍵的是找對方向。這也是做研究時段的老師不稱老師，而稱導師的原因。
讀書周刊：中西文化的接觸并非僅有傳教士一條途徑，隨著中西史料的更多披露，或許中西文化的交流還藏在很多事情中，這是否也是您未來計劃研究的一個方向？
孫立天：是的，中西交流的課題還有很多可以做。我現在正在做的是與清史緊密相關的，即用傳教士的資料來系統闡發清代政治運作中皇帝的私人權力網，這部分權力運作是沒有被傳統史料記載的。我研究的第一階段成果兩周前發表在了海外的Late Imperial China的期刊上，題目是“Bypassing the Bureaucracy: Qing Rulership and the First Papal Legation to China”（《繞開官僚體制：清代統治與第一次教皇使團》）。這篇文章通過康熙接待教皇使團時的操作，來分析康熙在朝廷外對其私人圈子的運作。我計劃在這篇文章基礎上，寫一本專著系統展現清初皇帝朝廷外私人權力網的運作。這會是比較學術化的一個課題。這個課題后，我會回到中西交往和全球史的課題上來，希望能再寫出一本面向大眾讀者的、易讀好看的歷史書。
18世紀初，康熙皇帝發去歐洲一張朱紅色的諭令，尋找他派去多年卻杳無音訊的洋欽差。就是這樣的紅票，讓我們重新發現了西方傳教士與康熙皇帝之間的關系，也解鎖了一段有些顛覆性的歷史。
歷史學者孫立天通過細密的文獻考證，在《康熙的紅票》這本書中對紅票背后的歷史事件進行了深入研究，圍繞清朝初年皇室與傳教士群體的互動，展現了一段不被人所熟知的中西交流史——不只有“文明的沖突”，還有對話與交融。
紅票之后
康熙皇帝不再是傳說
讀書周刊：康熙的紅票是康熙發往歐洲的一封公開信，發給來到廣州的西洋商船，請洋商帶回歐洲，意在探聽康熙派往西洋的兩組欽差的音信。這里提到的欽差是西洋傳教士，西洋傳教士何以被康熙任命為欽差？
孫立天：康熙發出的紅票可以理解為康熙發往西方的一封公開信。信中內容是說康熙派了兩組共四位傳教士到西方向教皇傳送消息。但過了十年時間，四位傳教士都沒有回來，康熙也沒有收到他們的回信。于是康熙讓內務府的人把紅票印刷出來，交給廣州的官員，讓他們發給來中國做生意的歐洲人，請他們把紅票當成公開信帶回歐洲。康熙印和發紅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找人。
康熙派這四位傳教士到歐洲，是以他個人名義派出去的，也就是說這件事是沒有經過任何朝廷部門確認的，因而在所有清史記錄中也都沒有記載這件事。這四位傳教士出使西方也沒有任何清朝朝廷的官方頭銜。最后紅票傳到教皇手上，教皇讓當時唯一還活著的傳教士艾若瑟返回中國。而艾若瑟又在返程途中去世了，最后只有他的遺體抵達廣州。康熙后來派人到廣州風光厚葬了艾若瑟。在安葬的墓碑上，給艾若瑟的名頭是“欽差”。所以“欽差”的名頭是這樣來的。艾若瑟的墓碑殘片現存廣州市博物館中。
讀書周刊：康熙的紅票傳到歐洲，產生了怎樣的效力？
孫立天：康熙的紅票傳到了歐洲，讓歐洲各國都知道康熙派了特使去找教皇談事。艾若瑟神父到達歐洲時，葡萄牙國王還接見過他，而且教會內部也有很多人知道他回到了歐洲。康熙發的紅票相當于正式認證了艾若瑟是他派到歐洲的人，這讓教皇在道義上有點難堪。因為當時歐洲已經比較開明，攔著別國的使節不讓回去，是一件上不了臺面的事。所以紅票傳到歐洲以后，教皇第一個安排就是讓艾若瑟神父返回中國復命，并且教皇還要求艾若瑟以身體不適為理由，解釋為什么這么多年他都沒有回去。這是紅票傳到歐洲后的直接結果。
而比較間接的結果是讓歐洲看到了遠東的大清帝國康熙皇帝的開明。因為紅票上印了拉丁文，下面還有十六位天主教傳教士的簽名。這十六位傳教士來自不同的國家，但他們都在康熙皇帝那里效力。這種不分國籍、人種的招賢納士在當時歐洲的有識之士看來也是很開明和受人尊敬的。同時也讓更多的歐洲傳教士看到了希望，感覺中國也許能接納他們的宗教。應該說在紅票之前，康熙皇帝對歐洲許多人來說都只是傳說，而紅票讓歐洲見識了遠方的康熙皇帝確實是一位有意愿與歐洲對話的異教君主。
君主個人
讓歷史充滿著不確定性
讀書周刊：從您的研究來看，康熙的個人興趣和雄才大略在推動中西交流中起到了多大作用？這種個人推動模式與當時清朝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環境之間存在怎樣的矛盾和協調之處？
孫立天：我相信君主個人的作用讓歷史充滿著不確定性。西方近代產生的各種分權的政治制度，就是先從理論上預先承認了君主個人的不確定性，然后在此理論預設基礎上，設計出各種制度來約束君主個人，從而減少君主個人對整個國家帶來的不確定性。我們只有正視君主個人不確定性對國家的作用后，才能解釋很多中國歷史上的問題，關于中西交流中的各種問題也不例外。
總體上說，我一直認為中國古代的傳統政治制度和文化環境是包容的，是不拒絕外來文化的，而真正封閉或者排外的時期是統治者個人的決策帶來的。就算從1840年鴉片戰爭算起，到1919年五四運動，也就80年時間，而中國這樣龐大的一個文明古國已經能夠全方位地接受西方文化了，這其實正說明了中國文化的開放和兼容性。其實最早進入中國的傳教士，盡管認為中國有包容性，他們也沒有預見到許多西方的觀念可以在短時間內傳入中國，甚至有些觀念他們覺得完全沒有可能傳入中國，比如一夫一妻制。但中國接受了。同樣儒家文化傳統下的日本、韓國也都快速地接受了西方的文化。所以只有認識到儒家文化圈中的國家在與西方接觸中并沒有歷史包袱、儒家文化自帶包容性這個大前提，才能認識到君主個人對很多文化問題有決定性的影響。
讀書周刊：“明末清初傳入中國的西方科學為什么沒有在中國生根發芽”已經變成了一個經典的問題。中西文化沖突似乎成了一個比較大眾又安全的答案，您對此研究似乎跳出了這一窠臼，挑戰了固有的一些觀念。您覺得應該怎么回答這個經典問題？
孫立天：“明末清初傳入中國的西方科學為什么沒有在中國生根發芽”這樣的問題其實是很西方中心主義的問題，是早期西方漢學家提出來的問題。因為它的預設是“西方科學”使西方變得強大后能夠征戰四方，而中國等很多國家沒有發展出科學，所以會落后挨打。
首先明末清初時期，歐洲自身都是很脆弱的存在，那個時候，整個歐洲籠罩在奧斯曼土耳其的威脅之下，從1453年拜占庭帝國丟失了君士坦丁堡開始，奧斯曼土耳其一步步向歐洲推進，地中海也在其控制之下。一直到1683年，歐洲聯合軍隊守住了維也納，才得到了一絲喘息的機會。而一直要到拿破侖（1769—1821年）時代，歐洲才能夠和奧斯曼土耳其勢均力敵。
“為什么沒有”的問題，大部分都是后見之明，沒有站在當事人角度思考才會提出來的問題。就像現在年輕人問父母，當年你們為什么不在市中心多買兩套房子？
同樣，如果這樣的追問是有意義的話，我們現在都知道西方科學的文明是建立在代數和方程之上的，那么也可以問西方為什么在古希臘、古羅馬時代以后一千多年，沒有發展出代數和方程，而是需要等到阿拉伯世界把代數和方程發展出來？
所以我認為這個問題，最直接的回答就是當時西方科學并沒有展示出它的優勢。而后來，鴉片戰爭以后，中國的有識之士看到了西方科學的優勢，很快就開始學習，西方科學也就在中國迅速發展起來。
全球化的視野
提供橫向對比的可能
讀書周刊：您于學術語境下長期從事中國歷史研究，這種跨文化比較能為我們理解康熙時期的中國在世界歷史坐標中的位置提供哪些新的思路？
孫立天：跨文化比較研究，我覺得最大的用處是為我們提供一個參照系，或者對比。比如說到中國傳統文化是否包容，是否能夠接受新的文化，其實包容與否不是一個絕對概念，而是一個相對概念，應該參考當時世界其他文明區域，做一個比較，這樣才能做出公正的評價。其實中國文化是否有包容性在明清之際就是當時歐洲關注的一個問題。當時有一個對比，就是各個文明圈內猶太人的處境。猶太人流散在亞歐大陸上的很多地方，他們的處境就反映出不同文化的包容性。這就是跨文化比較的思路。當時在開封有一個宋代入華的猶太人社區，縱觀世界各個地方，他們在中國的處境以及中國對猶太文化的保持程度都是最好的。這就是一個很好的回答這個問題的跨文化事例。
再比如思考明清之際社會對新事物的接受度，從人的因素來說，一個參考就是對外來傳教士的接受度。這一時期，歐洲的傳教士去往了世界各個區域，和其他文明區域做對比，才能得出公正的結論。從物品來說，新大陸的香煙也傳到了世界各地，各地對其也有不同的反應。只有在對比中，我們才能知道到底中國對這些新事物的接受度如何，明清之際的中國是不是一個封閉排外的社會。因為任何文明在接受新人或者新事物時都會遇到挫折，都有反對者，如果單看這些挫折或者反對聲音，是不能給出客觀評價的，只有在比較中才有意義。就像一個人初學滑雪，三天學會了，過程中當然也摔了很多次，但我們是不可能單從這個人的學習過程中，判斷他到底學習滑雪是快還是慢，只有我們知道了其他人的學習進度，才有可能對這個人的學習能力有一個公正的評判。全球化的視野，在很多時候就能給我們提供這樣橫向對比的可能。
說到康熙，在全球化視野中，經常拿來與他做對比的是俄羅斯的彼得大帝。二人也確實有過聯系，互相知道彼此。彼得大帝派到康熙朝的使團帶來的國書，就署名“你的朋友彼得”。所以二人在很多方面都可以比較。也只有在比較中，我們才能更加公正地評價康熙皇帝。比如清朝對于現在中國最大的貢獻應該說是疆土拓展。與明朝的地圖相比，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清朝的國土向西拓展，國土面積擴大了。而這一領土擴展的國家戰略就是康熙制定的。他的思路是用貿易來換取與俄羅斯的結盟，從而南北夾擊處于中俄之間的蒙古部落。這一國家戰略極為成功，后來的雍正和乾隆都延續了這個戰略。所以我們用全球史的眼光，把康熙的戰略決策放到當時世界各國的海洋、陸地的擴張中，更能看到其在歷史中的位置。康熙時代的英國、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等國在海上擴張，而康熙在布局向西的陸地擴張。我們沒有理由一邊贊美西方人的海洋擴張是銳意進取，一邊又認為積極西征的康雍乾三代是不思進取，是停滯的帝國。
讀書周刊：文化交往中，“誤讀”是一個重要的關鍵詞。歷史上，“誤讀”所代表的，既有對異域的美好想象，又有對陌生的懷疑恐懼。不同文化間，能夠避免“誤讀”彼此嗎？
孫立天：長久以來，經常提到的文化交往中的“誤讀”問題，都缺少了一個主語，也就是說，我們到底討論的是“誰”在文化交往中的誤讀？《紅樓夢》中晴雯生病了，寶玉拿來的西洋鼻煙壺上有“黃發赤身女子，兩肋又有肉翅”。像寶玉這樣的公子哥，他們無論如何解讀鼻煙壺，或者說無論怎樣誤解西方其實都是無關大局的；而真正關鍵的是統治階層怎么看，是他們的理解在真正左右著交往，決定著歷史的進程。
說回康熙以及康熙以后的歷史，在我個人的理解里，統治階層真正的文化“誤讀”是很少的。很多時候都是有意識地用“誤讀”作為一種手段來保留彼此的不同觀點，這樣雙方在默認“誤讀”后，都有臺階下。就像在朋友間，裝作沒有聽懂有時候是避免爭執和矛盾的一個手段。就拿相關“誤讀”研究中最有名的英國馬戛爾尼使團會見乾隆的事件來說，雙方在絕大多數問題上都是互相知道對方意思的，并沒有多少真正的“誤讀”。
我覺得研究歷史，應該對歷史人物有特別的尊重，特別是對政治人物，對統治階層。“誤讀”這個字眼用出來，就是說你讀出或者看到了這些歷史參與者沒有領會到的部分，但其實能成為后世研究對象的歷史人物，往往都是有過人之處的。他們做出的事情和決策都有自己的出發點和原因，我們需要理解他們的邏輯，站在他們的角度切身地體會和思考，而不是簡單歸結為他們誤讀了某些問題。
新研究要有成果
最關鍵的是找對方向
讀書周刊：歷史往往藏在細節里，循著生動的情節，才能看到歷史的真相。您是如何找出這些細節的？
孫立天：重視細節，從小問題入手，這是清代以來中國史學考證傳統中一直強調的。民國的學者都很注重細節。像公認的清史研究的開山鼻祖孟森，他的研究中就全是細節，同時也很生動。現在清史中大家比較關注的九王奪嫡、雍正是繼位還是篡位的問題，都是孟森用細節的考證，破案一樣的思路，以論文的方式開啟的。他的研究也很接地氣，比如他用細節考證過孝莊皇后是否嫁給了多爾袞、順治是否出家，以及順治的董鄂妃是不是名妓董小婉等。而且在研究方法上，孟森那一代人已經看出了傳統清史材料中的問題，開始用域外材料比對清史中的記錄。比如在康熙第一次廢太子，后來又復立太子之間一些不清楚的問題上，孟森就用到了朝鮮的記錄。也就是說他已經有意識地在方法上跳出了傳統清史記錄的局限。
我認為細節挖掘是中國史學的強項，而西方是以理論見長。但現在我們在寫作上似乎不那么強調歷史細節，反而受到了太多西方理論的影響。如果說大家在我的書中看到了細節挖掘，看到了情節，那可能是我個人一直比較喜歡民國學者的著作，受到了他們論著的影響，在他們那里學到了一些皮毛。所以如果問我寫作建議，我想說的就是多讀那些學者的書。
讀書周刊：《康熙的紅票》這本書出版后，您有沒有收到一些來自學界或讀者的反饋和新的觀點？這些反饋對您進一步深入研究這一時期的歷史有什么啟發？
孫立天：在互聯網短視頻的時代，有那么多的讀者還對《康熙的紅票》這本歷史書有興趣是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我是想盡量寫得有可讀性。在出版前，我想這本書要是有讀者的話，以后我可能還有機會再出書。最初預想這本書的主要讀者群是學習歷史的研究生群體，再樂觀一點估計是對歷史感興趣的大學生。現在從網上的各方評論來看，似乎讀者群很廣，一些高中老師也在向學生推薦這本書。這些讀者的反饋對我未來的寫作有很多啟發，讓我知道了哪些內容是普通讀者感興趣的。
書在出版前，南開大學的杜家驥教授審讀了校樣，指出了書稿中的許多問題，我都做了修改，也學到了很多清史知識。杜家驥教授認為我的書對于皇權運作中私性系統的闡述有新意，這部分也正是我的新研究課題。這一肯定對我來說很重要。一個新研究如果最后能有成果，最關鍵的是找對方向。這也是做研究時段的老師不稱老師，而稱導師的原因。
讀書周刊：中西文化的接觸并非僅有傳教士一條途徑，隨著中西史料的更多披露，或許中西文化的交流還藏在很多事情中，這是否也是您未來計劃研究的一個方向？
孫立天：是的，中西交流的課題還有很多可以做。我現在正在做的是與清史緊密相關的，即用傳教士的資料來系統闡發清代政治運作中皇帝的私人權力網，這部分權力運作是沒有被傳統史料記載的。我研究的第一階段成果兩周前發表在了海外的Late Imperial China的期刊上，題目是“Bypassing the Bureaucracy: Qing Rulership and the First Papal Legation to China”（《繞開官僚體制：清代統治與第一次教皇使團》）。這篇文章通過康熙接待教皇使團時的操作，來分析康熙在朝廷外對其私人圈子的運作。我計劃在這篇文章基礎上，寫一本專著系統展現清初皇帝朝廷外私人權力網的運作。這會是比較學術化的一個課題。這個課題后，我會回到中西交往和全球史的課題上來，希望能再寫出一本面向大眾讀者的、易讀好看的歷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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