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地古裝劇，質感好妝造好劇情好，外加演員演技好。李現演的花鳥使很特別，人設很神秘也很有趣，很松弛的演技。”這是網友對正熱播的電視劇《國色芳華》的評價。在豆瓣網上，它的評分已躥升至7.8，甚至帶火了菏澤牡丹，銷量較去年同期增長三分之一。
《國色芳華》講述了唐朝一位奇女子何惟芳，靠商業頭腦和培育牡丹的技藝，沖出舊婚姻，自立自強，不僅取得事業與愛情的成功，且濟民救世。《國色芳華》雖屬虛構，但故事背景不難猜。劇中何惟芳愛上的蔣長揚是“花鳥使”，史籍中，此職僅唐玄宗在位時出現過，屬內諸司使，一般由宦官擔任，很可能就是名閹高力士。
為呈現唐風，《國色芳華》創作團隊付出了努力，對唐人的服飾、發型、妝容、日常禮節等進行了鉤沉，仍有不少遺憾：唐玄宗時，民間培植牡丹的市場可能還沒成熟，何惟芳創業難成；劇中對唐代的“和離”制度的理解有誤，何惟芳前夫家無需上法庭；前夫劉暢提出的治理黃河方案，竟是明代潘季馴的“束水攻沙”；寧王從未獨攬朝政，劉暢父子拜錯了門……如果忠實于歷史，劇中故事皆不成立。
這是當下歷史劇的常見病：裹上一層貼片式的歷史細節，內核卻是現代的，缺乏真實感。如網友所說，成了“陋室精裝修”，而表面的“好看”，亦摻了許多誤會和硬解，傳播的不是正確的歷史知識。
文藝創作應有更多的自由空間，但“美女愛太監”式的笑話還是少一點好。
使職越多 天下越亂
在《國色芳華》中，男主角蔣長揚是“天下第一貪官”，殺伐由己，不受節制。讓人好奇：“花鳥使”算幾品官？為何權力這么大？
欲知“花鳥使”，須知唐朝使職。使職指安排官員離開原職守，專門負責某事，如吊祭使、禮儀使、賑恤使等。長期稱使職，如節度使；短期稱差遣，事畢則撤。杜佑在《通典》中稱，唐“設官以經之，置使以緯之”。據學者寧志新統計，唐代使職多達338種。
學者景遐東認為原因有三：
首先，唐代官場流程復雜。朱熹說：“每事先經由中書省，中書做定將上，得旨，一再下中書，中書以付門下。或有未當，則門下繳駁，又還中書。中書又將上，得旨，中書又付門下。若可行，門下又下尚書省。”效率低。
其次，地方管理難度加大。隋“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唐貞觀十三年（639年）已是“凡州府三百五十八，縣一千五百五十一”，州郡數幾增一倍，為防基層辦事不力，只能“遣大使十三人巡省天下諸州”。
其三，急事難用高官。派宰相級高官為“使”，會被視為降級，引起他們的不快。故使職一律無品級，為標明高官身份，有時給予兼職。在《國色芳華》中，蔣長揚便兼光祿寺少卿，從四品上，但細勘“花鳥使”之職，即知此安排不合理。
有了使職，皇帝才能“躬親庶政，不委宰輔”，但使職有弊端，一是乏連續性，二是使職自設衙署，直接向皇帝匯報，易成“獨立王國”，他們監察基層官員，可誰來監察他們？陳子昂說：“使愈出而天下愈弊，使彌多而天下彌不寧。”
太監跟著湊熱鬧
唐玄宗時，縣數更多，每道大使平均監察35州、150多縣，涉官員一兩千人，且全國經濟重心從北方開始南移，管理系統已難支撐，唐玄宗遂將原有的10道，分為15道，增派使職，致“為使則重，為官則輕”。
唐玄宗還設立內諸司使，讓宦官出任使職，宋人王旦說：“唐設內諸司使，悉擬尚書省。”成一套獨立的行政系統。唐長孺先生說：“北衙（太監掌控的禁軍，設于宮廷以北）諸司使之首是左右神策護軍中尉、樞密使和宣徽使，相當于南衙的宰相。”
據《舊唐書》：“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至永淳（唐高宗晚期年號）末，向七十年，權未假于內官。”但唐帝意在穩固皇權，即使是李世民，亦視宦官為家奴，不許外臣插手。
房玄齡路遇少府監竇德素，隨口問宮門有何營造，竇說正修北門，唐太宗知道后，懟道：“你搞好南衙（宰相負責的中央辦公機構）的事就行，我修個北門，跟你有啥關系？”房玄齡忙表示不干預。少府監在行政上歸宰相管理，房玄齡過問，并未越權，李世民卻起了疑心。
內諸司使的權力擴張，到后來，據《舊唐書》記：“每四方進奏文表，必先呈（高）力士，然后進御，小事便決之。”
內諸司使不一定是太監，據學者杜文玉鉤沉，曾任教坊使的范安便是士人。
然而，“花鳥使”應是宦官，《新唐書·呂向傳》記：“……時帝（唐玄宗）歲遣使采擇天下姝好，內之后宮，號‘花鳥使’。”表面看，“花鳥使”的工作是幫唐玄宗找美女，其實另有重大使命，非“皇帝好色”那么簡單。
“花鳥使”牽涉宮廷斗爭
元稹《上陽白發人》寫道：“天寶年中花鳥使，撩花狎鳥含春思。滿懷墨詔求嬪御，走上高樓半酣醉。”或有誤會。
據學者許浩然在《呂向〈美人賦〉發微》中鉤沉，呂向寫《美人賦》，諷刺設“花鳥使”，唐玄宗震怒，宰相張說苦勸，唐玄宗提拔了呂向。傅璇琮先生發現，呂向于開元十三年（725年）意外升職，或“花鳥使”設于此年。
唐玄宗擴后宮，意在拉入更多武氏集團的女子，助武惠妃替代“色衰愛弛”的王皇后。呂向是太子李瑛的輔佐，私黨王皇后，《美人賦》暗指王皇后是“有美一人”，武惠妃是“惑有國之君臣者”。唐玄宗發怒，因看出玄機，卻無法處罰呂向。
“花鳥使”牽涉宮廷斗爭，必須回避外臣，只可用宦官。許浩然認為，“花鳥使”就是高力士，他是武氏集團中人（據陳寅恪先生論），后為唐玄宗找到楊玉環，也是武氏集團的外圍人物。
“花鳥使”不能公開行動，還有一個證據：開元十三年（725年），唐玄宗見兒子李亨（唐肅宗）無妻，讓高力士從民間采選，高力士說：“人間囂囂然，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為口實。”予以拒絕，只能從“掖廷中故衣冠以事沒其家者”中選三人，包括后來的章敬皇后。
《國色芳華》中，人人皆知蔣長揚是“花鳥使”，不合史實。
唐人撰《大唐傳載》中稱：“天寶中，天下無事，選六宮風流艷態者，名花鳥使，主宴。”要么是“花鳥使”的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同朝代的人也不知情；要么是“花鳥使”分兩種，后一種由宮女擔任，也與何惟芳無交集。
唐代男女不平等
在《國色芳華》中，何惟芳的人設突兀。
何惟芳與前夫家庭鬧翻后，為要回嫁妝，不接受“休妻”，要求“和離”，在唐代不可能出現這種情況。唐代法定離婚分三種，即“七出”、“義絕”與“和離”。“七出”是男性單方面棄妻；“義絕”是雙方家族可能發生毆斗等惡性事件，官方強行判離；“和離”是雙方協議棄婚。唐代最早將“和離”寫入法律，體現出進步性，但唐代法律不認同男女平等，“和離”不是“協商離婚”。
《唐律疏議》明確表示：“婦人從夫，無自專之道。”男方休妻，只需夫家、鄰里、保人等在休書上簽字，無需官府批準，不用女家認可，即具法律效力。
唐人受佛教影響，出現了“一別兩寬，各生歡喜”式《放妻書》，許妻子離婚后帶走嫁妝，并給生活費。除《放妻書》，還有《放夫書》，寫給贅婿。
唐代既有崔顥“娶妻擇有貌者，稍不愜意即去之，前后數四”，也有《幽明錄》中，某少年愛上賣胡粉女，日赴市買粉，女問：“將欲何施？”答曰：“意相愛樂，不敢自達，然恒欲相見，故假此以觀姿耳。”女遂相許。
據《開元天寶遺事》，楊國忠到江浙出差，回來發現妻子懷孕，妻子說，思念過深，夢中懷孕，楊國忠竟信以為真，“時人無不譏誚也”。
唐初文化上認可男女平等，但無制度保障。唐法規定，女子主動提出解除婚姻關系，擅自離去的，會處以兩年徒刑，擅自改嫁，處罰更重。女性無婚姻自主權，無離婚權，再嫁即失遺產繼承權……晚唐時，大多數女性在丈夫死后選擇守寡。
種牡丹難發財
現實中的何惟芳也無法像《國色芳華》中那樣，靠種牡丹發財，因唐玄宗時，佳品牡丹藏于深宮，尚未形成市場。
據學者白茹冰在《論唐代牡丹的引種、推廣與興盛》中鉤沉，唐人韋絢在《劉公嘉話錄》中稱：“牡丹花，世謂近有。蓋以隋末文士集中，無牡丹歌詩。”說明唐前無人工培育牡丹。直到唐高宗時，上官婉兒才留下詩句，稱牡丹是“勢如連璧友，心似臭蘭人”。
唐玄宗時，禁苑廣栽牡丹。《開元天寶遺事》中稱：“初有木芍藥，植于沉香亭前，其花一日忽開，一枝兩頭，朝則深紅，午則深碧，暮則深黃，夜則粉白，晝夜之內，香艷各異。”民間卻看不到。
楊國忠得寵后，御賜他幾枝牡丹“植于家，國忠以百寶裝飾欄循，雖帝宮之內不可及也”。開元末，裴士淹在汾州發現白牡丹，移植于長安的家中，“為都下奇賞”。直到唐德宗時，牡丹才飛入普通人家。白茹冰發現，《全唐詩》中頌牡丹詩共185首，唐玄宗之前才6首，玄宗至憲宗時30首，占16%，憲宗后148首，占81%。何惟芳恰好錯過了機會。
即使牡丹風行長安，也多在“大宅”，白居易在詩中寫“攀枝摘櫻桃，帶花移牡丹，主人此中坐，十載為大官”，何惟芳的薄利多銷術難成功。
在《國色芳華》中被刻畫成反派的寧王，倒是惜花人，“至春時，于后園中，紉紅絲為繩，密綴金鈴，系于花梢之上”，防鳥傷牡丹花。
當時最著名的牡丹栽培者是宋單父，柳宗元稱他“凡牡丹變色千種，紅白斗色，人不能知其術”。可宋單父并沒變成大富翁。
寧王被“黑”得最慘
在《國色芳華》中，寧王貪墨、惡毒，原型是唐玄宗的大哥李憲，史書稱他“尤恭謹畏慎，未曾干議時政及與人結交”，當了一輩子“甩手掌柜”。李憲去世時，唐玄宗“號叫失聲，左右皆掩泣”，謚為“讓皇帝”。
唐玄宗排行老三，其父唐睿宗首次登基，老大李憲便是太子，而唐玄宗4歲時被過繼給伯父李弘。唐玄宗第一次政變、助父奪回帝位后，李憲堅決不當太子，因他意識到，政變軍隊并不支持自己，且敵方隨時可能發動新政變，李憲自幼年起屢遭變動，養成膽小怕事的性格。
唐玄宗第二次政變前，太平公主與唐睿宗拉李憲合作，此時他們基本控制了朝局，準備武力清除唐玄宗。李憲卻背叛了太平公主，唐玄宗靠三百多親兵、家將翻盤，逼父親唐睿宗退位，自己當了皇帝。
李憲后半生養尊處優，唐玄宗賜物，必“付錄史館，每年至數百紙”，以彰顯唐玄宗的仁慈。李憲一生謹慎，怎會培植劉暢父子當心腹？李憲確有一個女兒，也確被封為吉安縣主。
如《國色芳華》呈現，唐人重門第，婚姻強調“當色為婚”，李白死后家道衰落，兩孫女嫁給庶族地主，史稱“失身農夫”，李白的世交、官至光祿卿（從三品）的范傳正曾打算讓她們改嫁。
在這種身份制社會中，何惟芳很難發展，直到百年后黃巢攻占兩京，“天街踏盡公卿骨”，貴族基本被消滅，中國轉向平民社會，此即“唐宋變革”（有爭議），“何惟芳”才有了更多機會，也許創作者們覺得盛唐有賣點，硬讓她穿越過去。所謂盛唐，未必是老百姓的好時代。
“落地古裝劇，質感好妝造好劇情好，外加演員演技好。李現演的花鳥使很特別，人設很神秘也很有趣，很松弛的演技。”這是網友對正熱播的電視劇《國色芳華》的評價。在豆瓣網上，它的評分已躥升至7.8，甚至帶火了菏澤牡丹，銷量較去年同期增長三分之一。
《國色芳華》講述了唐朝一位奇女子何惟芳，靠商業頭腦和培育牡丹的技藝，沖出舊婚姻，自立自強，不僅取得事業與愛情的成功，且濟民救世。《國色芳華》雖屬虛構，但故事背景不難猜。劇中何惟芳愛上的蔣長揚是“花鳥使”，史籍中，此職僅唐玄宗在位時出現過，屬內諸司使，一般由宦官擔任，很可能就是名閹高力士。
為呈現唐風，《國色芳華》創作團隊付出了努力，對唐人的服飾、發型、妝容、日常禮節等進行了鉤沉，仍有不少遺憾：唐玄宗時，民間培植牡丹的市場可能還沒成熟，何惟芳創業難成；劇中對唐代的“和離”制度的理解有誤，何惟芳前夫家無需上法庭；前夫劉暢提出的治理黃河方案，竟是明代潘季馴的“束水攻沙”；寧王從未獨攬朝政，劉暢父子拜錯了門……如果忠實于歷史，劇中故事皆不成立。
這是當下歷史劇的常見病：裹上一層貼片式的歷史細節，內核卻是現代的，缺乏真實感。如網友所說，成了“陋室精裝修”，而表面的“好看”，亦摻了許多誤會和硬解，傳播的不是正確的歷史知識。
文藝創作應有更多的自由空間，但“美女愛太監”式的笑話還是少一點好。
使職越多 天下越亂
在《國色芳華》中，男主角蔣長揚是“天下第一貪官”，殺伐由己，不受節制。讓人好奇：“花鳥使”算幾品官？為何權力這么大？
欲知“花鳥使”，須知唐朝使職。使職指安排官員離開原職守，專門負責某事，如吊祭使、禮儀使、賑恤使等。長期稱使職，如節度使；短期稱差遣，事畢則撤。杜佑在《通典》中稱，唐“設官以經之，置使以緯之”。據學者寧志新統計，唐代使職多達338種。
學者景遐東認為原因有三：
首先，唐代官場流程復雜。朱熹說：“每事先經由中書省，中書做定將上，得旨，一再下中書，中書以付門下。或有未當，則門下繳駁，又還中書。中書又將上，得旨，中書又付門下。若可行，門下又下尚書省。”效率低。
其次，地方管理難度加大。隋“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唐貞觀十三年（639年）已是“凡州府三百五十八，縣一千五百五十一”，州郡數幾增一倍，為防基層辦事不力，只能“遣大使十三人巡省天下諸州”。
其三，急事難用高官。派宰相級高官為“使”，會被視為降級，引起他們的不快。故使職一律無品級，為標明高官身份，有時給予兼職。在《國色芳華》中，蔣長揚便兼光祿寺少卿，從四品上，但細勘“花鳥使”之職，即知此安排不合理。
有了使職，皇帝才能“躬親庶政，不委宰輔”，但使職有弊端，一是乏連續性，二是使職自設衙署，直接向皇帝匯報，易成“獨立王國”，他們監察基層官員，可誰來監察他們？陳子昂說：“使愈出而天下愈弊，使彌多而天下彌不寧。”
太監跟著湊熱鬧
唐玄宗時，縣數更多，每道大使平均監察35州、150多縣，涉官員一兩千人，且全國經濟重心從北方開始南移，管理系統已難支撐，唐玄宗遂將原有的10道，分為15道，增派使職，致“為使則重，為官則輕”。
唐玄宗還設立內諸司使，讓宦官出任使職，宋人王旦說：“唐設內諸司使，悉擬尚書省。”成一套獨立的行政系統。唐長孺先生說：“北衙（太監掌控的禁軍，設于宮廷以北）諸司使之首是左右神策護軍中尉、樞密使和宣徽使，相當于南衙的宰相。”
據《舊唐書》：“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至永淳（唐高宗晚期年號）末，向七十年，權未假于內官。”但唐帝意在穩固皇權，即使是李世民，亦視宦官為家奴，不許外臣插手。
房玄齡路遇少府監竇德素，隨口問宮門有何營造，竇說正修北門，唐太宗知道后，懟道：“你搞好南衙（宰相負責的中央辦公機構）的事就行，我修個北門，跟你有啥關系？”房玄齡忙表示不干預。少府監在行政上歸宰相管理，房玄齡過問，并未越權，李世民卻起了疑心。
內諸司使的權力擴張，到后來，據《舊唐書》記：“每四方進奏文表，必先呈（高）力士，然后進御，小事便決之。”
內諸司使不一定是太監，據學者杜文玉鉤沉，曾任教坊使的范安便是士人。
然而，“花鳥使”應是宦官，《新唐書·呂向傳》記：“……時帝（唐玄宗）歲遣使采擇天下姝好，內之后宮，號‘花鳥使’。”表面看，“花鳥使”的工作是幫唐玄宗找美女，其實另有重大使命，非“皇帝好色”那么簡單。
“花鳥使”牽涉宮廷斗爭
元稹《上陽白發人》寫道：“天寶年中花鳥使，撩花狎鳥含春思。滿懷墨詔求嬪御，走上高樓半酣醉。”或有誤會。
據學者許浩然在《呂向〈美人賦〉發微》中鉤沉，呂向寫《美人賦》，諷刺設“花鳥使”，唐玄宗震怒，宰相張說苦勸，唐玄宗提拔了呂向。傅璇琮先生發現，呂向于開元十三年（725年）意外升職，或“花鳥使”設于此年。
唐玄宗擴后宮，意在拉入更多武氏集團的女子，助武惠妃替代“色衰愛弛”的王皇后。呂向是太子李瑛的輔佐，私黨王皇后，《美人賦》暗指王皇后是“有美一人”，武惠妃是“惑有國之君臣者”。唐玄宗發怒，因看出玄機，卻無法處罰呂向。
“花鳥使”牽涉宮廷斗爭，必須回避外臣，只可用宦官。許浩然認為，“花鳥使”就是高力士，他是武氏集團中人（據陳寅恪先生論），后為唐玄宗找到楊玉環，也是武氏集團的外圍人物。
“花鳥使”不能公開行動，還有一個證據：開元十三年（725年），唐玄宗見兒子李亨（唐肅宗）無妻，讓高力士從民間采選，高力士說：“人間囂囂然，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為口實。”予以拒絕，只能從“掖廷中故衣冠以事沒其家者”中選三人，包括后來的章敬皇后。
《國色芳華》中，人人皆知蔣長揚是“花鳥使”，不合史實。
唐人撰《大唐傳載》中稱：“天寶中，天下無事，選六宮風流艷態者，名花鳥使，主宴。”要么是“花鳥使”的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同朝代的人也不知情；要么是“花鳥使”分兩種，后一種由宮女擔任，也與何惟芳無交集。
唐代男女不平等
在《國色芳華》中，何惟芳的人設突兀。
何惟芳與前夫家庭鬧翻后，為要回嫁妝，不接受“休妻”，要求“和離”，在唐代不可能出現這種情況。唐代法定離婚分三種，即“七出”、“義絕”與“和離”。“七出”是男性單方面棄妻；“義絕”是雙方家族可能發生毆斗等惡性事件，官方強行判離；“和離”是雙方協議棄婚。唐代最早將“和離”寫入法律，體現出進步性，但唐代法律不認同男女平等，“和離”不是“協商離婚”。
《唐律疏議》明確表示：“婦人從夫，無自專之道。”男方休妻，只需夫家、鄰里、保人等在休書上簽字，無需官府批準，不用女家認可，即具法律效力。
唐人受佛教影響，出現了“一別兩寬，各生歡喜”式《放妻書》，許妻子離婚后帶走嫁妝，并給生活費。除《放妻書》，還有《放夫書》，寫給贅婿。
唐代既有崔顥“娶妻擇有貌者，稍不愜意即去之，前后數四”，也有《幽明錄》中，某少年愛上賣胡粉女，日赴市買粉，女問：“將欲何施？”答曰：“意相愛樂，不敢自達，然恒欲相見，故假此以觀姿耳。”女遂相許。
據《開元天寶遺事》，楊國忠到江浙出差，回來發現妻子懷孕，妻子說，思念過深，夢中懷孕，楊國忠竟信以為真，“時人無不譏誚也”。
唐初文化上認可男女平等，但無制度保障。唐法規定，女子主動提出解除婚姻關系，擅自離去的，會處以兩年徒刑，擅自改嫁，處罰更重。女性無婚姻自主權，無離婚權，再嫁即失遺產繼承權……晚唐時，大多數女性在丈夫死后選擇守寡。
種牡丹難發財
現實中的何惟芳也無法像《國色芳華》中那樣，靠種牡丹發財，因唐玄宗時，佳品牡丹藏于深宮，尚未形成市場。
據學者白茹冰在《論唐代牡丹的引種、推廣與興盛》中鉤沉，唐人韋絢在《劉公嘉話錄》中稱：“牡丹花，世謂近有。蓋以隋末文士集中，無牡丹歌詩。”說明唐前無人工培育牡丹。直到唐高宗時，上官婉兒才留下詩句，稱牡丹是“勢如連璧友，心似臭蘭人”。
唐玄宗時，禁苑廣栽牡丹。《開元天寶遺事》中稱：“初有木芍藥，植于沉香亭前，其花一日忽開，一枝兩頭，朝則深紅，午則深碧，暮則深黃，夜則粉白，晝夜之內，香艷各異。”民間卻看不到。
楊國忠得寵后，御賜他幾枝牡丹“植于家，國忠以百寶裝飾欄循，雖帝宮之內不可及也”。開元末，裴士淹在汾州發現白牡丹，移植于長安的家中，“為都下奇賞”。直到唐德宗時，牡丹才飛入普通人家。白茹冰發現，《全唐詩》中頌牡丹詩共185首，唐玄宗之前才6首，玄宗至憲宗時30首，占16%，憲宗后148首，占81%。何惟芳恰好錯過了機會。
即使牡丹風行長安，也多在“大宅”，白居易在詩中寫“攀枝摘櫻桃，帶花移牡丹，主人此中坐，十載為大官”，何惟芳的薄利多銷術難成功。
在《國色芳華》中被刻畫成反派的寧王，倒是惜花人，“至春時，于后園中，紉紅絲為繩，密綴金鈴，系于花梢之上”，防鳥傷牡丹花。
當時最著名的牡丹栽培者是宋單父，柳宗元稱他“凡牡丹變色千種，紅白斗色，人不能知其術”。可宋單父并沒變成大富翁。
寧王被“黑”得最慘
在《國色芳華》中，寧王貪墨、惡毒，原型是唐玄宗的大哥李憲，史書稱他“尤恭謹畏慎，未曾干議時政及與人結交”，當了一輩子“甩手掌柜”。李憲去世時，唐玄宗“號叫失聲，左右皆掩泣”，謚為“讓皇帝”。
唐玄宗排行老三，其父唐睿宗首次登基，老大李憲便是太子，而唐玄宗4歲時被過繼給伯父李弘。唐玄宗第一次政變、助父奪回帝位后，李憲堅決不當太子，因他意識到，政變軍隊并不支持自己，且敵方隨時可能發動新政變，李憲自幼年起屢遭變動，養成膽小怕事的性格。
唐玄宗第二次政變前，太平公主與唐睿宗拉李憲合作，此時他們基本控制了朝局，準備武力清除唐玄宗。李憲卻背叛了太平公主，唐玄宗靠三百多親兵、家將翻盤，逼父親唐睿宗退位，自己當了皇帝。
李憲后半生養尊處優，唐玄宗賜物，必“付錄史館，每年至數百紙”，以彰顯唐玄宗的仁慈。李憲一生謹慎，怎會培植劉暢父子當心腹？李憲確有一個女兒，也確被封為吉安縣主。
如《國色芳華》呈現，唐人重門第，婚姻強調“當色為婚”，李白死后家道衰落，兩孫女嫁給庶族地主，史稱“失身農夫”，李白的世交、官至光祿卿（從三品）的范傳正曾打算讓她們改嫁。
在這種身份制社會中，何惟芳很難發展，直到百年后黃巢攻占兩京，“天街踏盡公卿骨”，貴族基本被消滅，中國轉向平民社會，此即“唐宋變革”（有爭議），“何惟芳”才有了更多機會，也許創作者們覺得盛唐有賣點，硬讓她穿越過去。所謂盛唐，未必是老百姓的好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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