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款影視劇有公式嗎？這恐怕是每一位電影投資者苦苦尋找的答案。在這個大數(shù)據(jù)時代，一切似乎都可以總結出規(guī)律，影視劇自然也不應該成為例外。
無獨有偶，我最近恰好看了一部名為《大樓里只有謀殺》（Only Murders in the Building）的美劇，創(chuàng)作者就此揶揄好萊塢的制片人。女主角為了查案隨口編出自己要寫一個關于紐扣的電影，制片人利用大數(shù)據(jù)測算這個主題一定會大賣；而結尾處女主角真的想要寫一個與自己生命經(jīng)驗相關有血有肉的故事的時候，制片人反而不感興趣……
以上的情節(jié)也許只是劇集的夸大，但將其平移到當下國內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似乎也并不違和。縱觀近年來的很多影視劇創(chuàng)作，我也常常會有某種疑惑：這些換湯不換藥的故事，真的是編劇寫出來的，還是AI根據(jù)大數(shù)據(jù)編出來的呢？
與好萊塢生產(chǎn)大量高概念（high concept）電影，追求高投入高回報的路徑不同，中國的高票房電影的現(xiàn)實含量往往較高，以至于形成了一種所謂“溫暖現(xiàn)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套路。電影作者仿佛只需要找到大牌明星加持，將社會問題加以柔化，用一個勵志溫暖的結尾彌合裂痕，帶給觀眾有笑有淚的體會，就能獲得不錯的收益。
其中，由文牧野執(zhí)導，拍攝于2018年的《我不是藥神》算得上是其中最為成功的一部，這部電影不但收獲了31億元的票房，豆瓣評分更是高達9.0。《我不是藥神》的成功讓后續(xù)的效仿者無數(shù)，諸如《我的姐姐》《人生大事》《奇跡·笨小孩》……都可以算作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2024年上半年，視頻平臺愛奇藝的一場發(fā)布會上，首席內容官王曉暉曾經(jīng)在講演中表示真正能夠記錄時代，最大的爆款一定來自現(xiàn)實主義題材。他還認為，創(chuàng)作者應該兩條腿走路：一是溫暖現(xiàn)實主義，弘揚真善美；二是批判現(xiàn)實主義，鞭撻假惡丑。
事實上卻是，在諸多的影視劇中，溫暖卻顯得過于甜膩了。就以愛奇藝今年的開年大戲《南來北往》為例，這部電影以鐵路警察這樣一個特殊的職業(yè)切入，以一個個小人物的故事揭開中國幾十年的社會變化，而鐵路也作為一個意象象征著時代列車的飛馳……作為一部主打合家歡的作品，《南來北往》的整個基調是喜劇色彩的，重點突出了時代變遷帶給人們的機遇和可能性，卻鮮少展現(xiàn)這個過程中被遮蔽和折損的部分。
只有在劇集的最后，最有生命力的女性姚玉玲墮入了生活的窘境，原因則是她愛慕虛榮，選擇了錯誤的丈夫，而她的前男友牛大力，則一躍成為時代的寵兒，擁有了年輕的女友……當一切都煙消云散，《南來北往》留給觀眾的是這樣一個關于時代的注腳，多少顯得有些頭重腳輕的輕浮感。
盡管過去有句老話說“一招鮮，吃遍天”，所謂的“現(xiàn)實+明星”的創(chuàng)作法則也有失去魔力的一天，當電影創(chuàng)作者一味地迎合觀眾的口味，失去了真誠表達的基礎，劇本越發(fā)像是AI制作的時候，也將是被觀眾拋棄的時候。
虛浮的痛點
2024年的暑期檔，徐崢導演的《逆行人生》本該是一部“爆款”作品，該片不但由沉寂數(shù)年的徐崢親執(zhí)導筒，還邀約到辛芷蕾等明星加盟。而且，從敘事策略來看，這部電影可謂最得《我不是藥神》的“真?zhèn)?rdquo;，劇情的起承轉合，人物塑造的細微之處，都有很多前作的影子。但有趣的是，《逆行人生》不但沒有收獲預期的票房和口碑，還引發(fā)了不小的爭議，有的地方的網(wǎng)友甚至號召“抵制”這部電影，理由是：再也不想看到富人演窮人。
富人真的不能在電影里扮演窮人嗎？如果遵循這樣一條創(chuàng)作法則，世界上絕大多數(shù)的電影恐怕都無法成立。但網(wǎng)友的憤怒又似乎并非毫無道理，與其說他們是“仇富”，還不如說他們是厭倦了這種并不真誠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
“沒苦硬吃”——這是網(wǎng)友對《逆行人生》的主人公高志壘的評價。作為一個在上海擁有千萬房產(chǎn)的大廠程序員，他在失業(yè)后選擇了送外賣養(yǎng)家糊口。為了增加這種選擇的真實性，徐崢安排角色曾經(jīng)深陷“P2P”騙局，父親生病，妻子無業(yè)，女兒還要上國際學校，等于集合了各種網(wǎng)絡流傳的中產(chǎn)遭遇。但值得玩味的地方在于，即使如此，高志壘也沒有打算放棄自己那套拖累自己的房產(chǎn)，明明將其售賣出去，哪怕是租住一套差不多大小的房子，一家人的困境就可以解決，甚至還能獲得不錯的存款。
在這部電影中，高志壘經(jīng)歷了底層外賣員幾乎所有可以想見的不快：他被熟人認出；被投訴扣錢；還發(fā)生過交通事故……最終成長為一位業(yè)務熟練的金牌外賣員。電影好幾次刻畫他是如何一點點失去尊嚴，仿佛一定要刺痛觀眾，但是他的困境真的真實嗎？或許是為了所謂的戲劇性，電影還塑造了幾位和高志壘一起送外賣的同事，并且一點點揭開他們的故事，這個群體中，不論是要養(yǎng)活孩子的單身母親，還是拖家?guī)Э趤沓抢锏霓r(nóng)民工，電影雖然沒有用過多的篇幅去展現(xiàn)他們的苦難，但個個都比男主角更具有現(xiàn)實沖擊力。其中，演員王驍飾演的老摳為了給罹患白血病的女兒治病，和一家?guī)卓谌藬D在即將被拆遷的危房中，一分一厘地攢著血汗錢……徐崢選擇讓高志壘置身在老摳的家中，說著虛浮關心的話語，那一刻電影的意義仿佛也被消解了。
至于去年的話題電影《消失的她》也是如此，電影一邊以女性主義為賣點，宣揚著“反對戀愛腦”的價值觀，一邊又在販賣和消費女性，引來了一眾批評。學者戴錦華就說：“整部電影，觀眾都是站在男性（即殺人犯）的一邊來經(jīng)歷的。”
或者說，這部電影其實沒有關注任何女性的結構性遭遇，它只是反復地以一個邪惡的男性視角展開敘事，在謊言中讓觀眾去辨別善惡，最終引導出這樣一個邏輯——只要女生不要戀愛腦，悲劇就不會發(fā)生。
或許真正的痛點反而是男主角最后的咆哮，他對妻子的閨蜜說：“我想要成功有什么無恥的？我做這一切（注：指賭博）都是為了配得上她！我只是沒有好的父母！她花她父母的錢就更高貴嗎？沒有！我只是投錯胎了。”
至此，這部電影和它的原型已經(jīng)沒有太多關系，該片的主創(chuàng)只是利用了原本社會新聞中丈夫殺妻的聳人聽聞，給觀眾奉獻上一出有關階層和性別的恐怖片。與其說電影是關乎于女性的，不如說它更關乎于階層，在整部電影的敘事邏輯下，我們不難得出一個令人不適的結論：似乎越是出身底層就越是有黑化動因，婚姻就應該門當戶對。
行筆至此，我想也不難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逆行人生》《消失的她》等影片看上去完全不是一個主題的作品，但在所謂的電影產(chǎn)品經(jīng)理思維中，這些面向大眾的電影產(chǎn)品的核心，事實上是一致的，他們需要不斷地刺痛觀眾，又不能讓他們難堪，而在這個經(jīng)濟下沉的時代，再也沒有什么比階層滑落更讓人恐懼的。唯一不同的是，《消失的她》精準地把握了普通人的心思，而《逆行人生》所描述的中產(chǎn)生活，實在離普通觀眾過于遙遠。
消解的批判
2024年的中秋檔期竟然異常激烈，除了話題電影《出走的決心》之外，還有家庭倫理片《祝你幸福》與社會問題片《野孩子》。很難說是巧合，三部電影其實都有堅實的現(xiàn)實基礎打底。《出走的決心》改編自視頻博主“50歲阿姨自駕游”蘇敏的真實故事；《祝你幸福》則與2013年發(fā)生的江蘇宜興冷凍胚胎繼承案有關系；《野孩子》則明確表示原型是發(fā)生在陜西渭南的“流浪兄弟”。
可見，中國社會的廣袤和復雜給予了電影創(chuàng)作者無限的素材寶庫，他們將這些社會現(xiàn)實進行提煉和加工，使之以電影的方式再度進入公眾的視野，并且期待著持續(xù)的回響。
在這幾部電影中，《祝你幸福》的票房最低，也最為可惜。電影以三個家庭的悲劇作為切入點，以“孩子”問題作為核心矛盾，揭開了中國家庭的血脈和人倫的困境（事實上，電影最初的名字就叫《孩子》，但上映的時候改成了《祝你幸福》）。電影的開篇始于一起離婚案件，律師羅宇和醫(yī)生白慧因為意外失去了他們的獨生女，婚姻生活無以為繼只有離婚，但因為有所謂的“離婚冷靜期”的政策，他們只能帶著怨氣等待。與此同時，兩人又因為各自的職業(yè)卷入了失獨老人的胚胎歸屬權的糾紛，介入到另外一個家庭因為孩子產(chǎn)生的困境中。
從立意看，電影的本意是尖銳的，直接展現(xiàn)了女性在面臨生育時候的困境，其中最高潮的一場戲是宋佳飾演的白慧向丈夫展現(xiàn)自己的妊娠紋，當孩子不幸離世，其存在的痕跡卻鐫刻在母親的身體上。另外一邊，在胚胎的爭奪中，男方的父親堅持認為如果沒有自己的兒子，光憑女方一己之力，受精卵是不會存在的，因此他們堅持索要受精卵的歸屬權。
由于代孕在中國是被禁止的，電影沒有明確說明男方父母想要受精卵的具體用途，但是通過女方母親的臺詞，觀眾也能猜測一二。女方的母親堅持不愿意交出受精卵的歸屬權，一方面因為女兒并沒有在物理層面死亡，也因為她認為正是男方一家對生育的渴求，迫使他們一次次地接受生育輔助的手術，間接造成了小夫妻的交通意外。
某種程度上，這部電影顯然借鑒了伊朗電影《一次別離》，試圖通過離婚故事折射更廣闊的社會問題，電影中的角色深陷倫理編織的大網(wǎng)，每個人都情有可原，卻無法解脫。但遺憾的是，電影本應是對父權為中心的家庭倫理的批判，最后卻淪為了和稀泥式的中國家庭團圓。男主角夫婦意識到了孩子原本是因為幸福才降生的，未來不論離婚與否，都不要丟失追求幸福的決心；而爭奪胚胎的雙方家長也達成了一致，決定共同擁有胚胎的處置權。
從細節(jié)來看，電影的主創(chuàng)顯然意識到了生育問題的核心，當社會支持不夠充足的時候，個體家庭往往需要承擔生育帶來的全部風險，白慧之所以失去了孩子，是因為她由于疲倦暫時將孩子交給了婆婆看管，事實上是將“母職”轉移給了上一代女性。而失去兒子的老夫妻在傷心之余想到將兒子媳婦的受精卵“據(jù)為己有”，本身就是中式大家長的思維，電影不斷地展現(xiàn)老夫妻失去兒子的悲傷，卻沒有給到任何一個閃回鏡頭表現(xiàn)兒子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人，是否真的想要成為父親。某種程度上，《祝你幸福》本應該是一出深刻反思父權制生育體系的作品，但為了照顧觀眾的感受，它不但將故事的敘述主體轉換成男性視角，還安排了一個所有人可以接受的溫暖結局。
《野孩子》是這個中秋檔期的票房冠軍，但比起導演殷若昕的前作《我的姐姐》，《野孩子》的熱度和票房恐怕都沒有達到預期。
電影的故事是刺痛人心的：20歲的馬亮因為原生家庭不幸從小流落街頭，他不得不靠著四處偷盜為生。偶然的機會，他結識了8歲的男孩軒軒，后者因為長期得不到家庭的溫暖，也成了所謂的“事實孤兒”。兩個沒有血緣關系的男孩子在因緣際會中建立了兄弟一般的感情。為了軒軒，馬亮甚至愿意冒著風險留在當?shù)兀⑶胰讨囸I也要保證弟弟的營養(yǎng)……
這部電影很容易讓人想到日本導演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同樣關心的是社會邊緣群體，甚至同樣構建了一個沒有血緣的家庭，但是枝裕和對產(chǎn)生“小偷家族”的社會機制顯然刻畫得更為深刻，他沒有簡單地用溫情脈脈去掩蓋社會問題的殘酷。在《野孩子》中，導演著力刻畫的是所謂的兄弟情，但她卻無法回答：究竟是什么造成了這么多孩子流落街頭，又是什么原因讓他們長期處在一個無人收留的狀態(tài)中。
在很多采訪中，殷若昕都表達了對原生家庭的重視，她認為馬亮和軒軒的困境，主要原因是家庭的不作為。但諸如他們這樣的“事實孤兒”因為親生父母尚在人間，是無法得到相關的救助的。而且，又是什么原因讓這些孩子的父母一去不回頭，讓孩子們陷入貧困和失學之中呢？恐怕不是一句父母不負責任就可以解釋的。
顯然，《野孩子》的創(chuàng)作者也明白這個道理，他們也沒有將解決問題的期待放在原生父母回心轉意之上，而是塑造了一個代表公正和善良的女警官。通過她個人的努力，馬亮和軒軒的生活終于走上了正軌。
這樣的電影其實不是現(xiàn)實主義，而是一種徹底的浪漫主義，現(xiàn)實需要對英雄的歌頌和向往，但也需要直面慘淡的現(xiàn)實，并擁有決心改變的勇氣。而在這個電影似乎逐漸失去大眾影響力的時代中，創(chuàng)作者也同樣需要這樣的勇氣，沉溺在過去的經(jīng)驗是不夠的，只有打破模式重新討論，不再墨守成規(guī)，真誠地去表達，觀眾才會重新被電影的魅力召喚。
爆款影視劇有公式嗎？這恐怕是每一位電影投資者苦苦尋找的答案。在這個大數(shù)據(jù)時代，一切似乎都可以總結出規(guī)律，影視劇自然也不應該成為例外。
無獨有偶，我最近恰好看了一部名為《大樓里只有謀殺》（Only Murders in the Building）的美劇，創(chuàng)作者就此揶揄好萊塢的制片人。女主角為了查案隨口編出自己要寫一個關于紐扣的電影，制片人利用大數(shù)據(jù)測算這個主題一定會大賣；而結尾處女主角真的想要寫一個與自己生命經(jīng)驗相關有血有肉的故事的時候，制片人反而不感興趣……
以上的情節(jié)也許只是劇集的夸大，但將其平移到當下國內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似乎也并不違和。縱觀近年來的很多影視劇創(chuàng)作，我也常常會有某種疑惑：這些換湯不換藥的故事，真的是編劇寫出來的，還是AI根據(jù)大數(shù)據(jù)編出來的呢？
與好萊塢生產(chǎn)大量高概念（high concept）電影，追求高投入高回報的路徑不同，中國的高票房電影的現(xiàn)實含量往往較高，以至于形成了一種所謂“溫暖現(xiàn)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套路。電影作者仿佛只需要找到大牌明星加持，將社會問題加以柔化，用一個勵志溫暖的結尾彌合裂痕，帶給觀眾有笑有淚的體會，就能獲得不錯的收益。
其中，由文牧野執(zhí)導，拍攝于2018年的《我不是藥神》算得上是其中最為成功的一部，這部電影不但收獲了31億元的票房，豆瓣評分更是高達9.0。《我不是藥神》的成功讓后續(xù)的效仿者無數(shù)，諸如《我的姐姐》《人生大事》《奇跡·笨小孩》……都可以算作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2024年上半年，視頻平臺愛奇藝的一場發(fā)布會上，首席內容官王曉暉曾經(jīng)在講演中表示真正能夠記錄時代，最大的爆款一定來自現(xiàn)實主義題材。他還認為，創(chuàng)作者應該兩條腿走路：一是溫暖現(xiàn)實主義，弘揚真善美；二是批判現(xiàn)實主義，鞭撻假惡丑。
事實上卻是，在諸多的影視劇中，溫暖卻顯得過于甜膩了。就以愛奇藝今年的開年大戲《南來北往》為例，這部電影以鐵路警察這樣一個特殊的職業(yè)切入，以一個個小人物的故事揭開中國幾十年的社會變化，而鐵路也作為一個意象象征著時代列車的飛馳……作為一部主打合家歡的作品，《南來北往》的整個基調是喜劇色彩的，重點突出了時代變遷帶給人們的機遇和可能性，卻鮮少展現(xiàn)這個過程中被遮蔽和折損的部分。
只有在劇集的最后，最有生命力的女性姚玉玲墮入了生活的窘境，原因則是她愛慕虛榮，選擇了錯誤的丈夫，而她的前男友牛大力，則一躍成為時代的寵兒，擁有了年輕的女友……當一切都煙消云散，《南來北往》留給觀眾的是這樣一個關于時代的注腳，多少顯得有些頭重腳輕的輕浮感。
盡管過去有句老話說“一招鮮，吃遍天”，所謂的“現(xiàn)實+明星”的創(chuàng)作法則也有失去魔力的一天，當電影創(chuàng)作者一味地迎合觀眾的口味，失去了真誠表達的基礎，劇本越發(fā)像是AI制作的時候，也將是被觀眾拋棄的時候。
虛浮的痛點
2024年的暑期檔，徐崢導演的《逆行人生》本該是一部“爆款”作品，該片不但由沉寂數(shù)年的徐崢親執(zhí)導筒，還邀約到辛芷蕾等明星加盟。而且，從敘事策略來看，這部電影可謂最得《我不是藥神》的“真?zhèn)?rdquo;，劇情的起承轉合，人物塑造的細微之處，都有很多前作的影子。但有趣的是，《逆行人生》不但沒有收獲預期的票房和口碑，還引發(fā)了不小的爭議，有的地方的網(wǎng)友甚至號召“抵制”這部電影，理由是：再也不想看到富人演窮人。
富人真的不能在電影里扮演窮人嗎？如果遵循這樣一條創(chuàng)作法則，世界上絕大多數(shù)的電影恐怕都無法成立。但網(wǎng)友的憤怒又似乎并非毫無道理，與其說他們是“仇富”，還不如說他們是厭倦了這種并不真誠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
“沒苦硬吃”——這是網(wǎng)友對《逆行人生》的主人公高志壘的評價。作為一個在上海擁有千萬房產(chǎn)的大廠程序員，他在失業(yè)后選擇了送外賣養(yǎng)家糊口。為了增加這種選擇的真實性，徐崢安排角色曾經(jīng)深陷“P2P”騙局，父親生病，妻子無業(yè)，女兒還要上國際學校，等于集合了各種網(wǎng)絡流傳的中產(chǎn)遭遇。但值得玩味的地方在于，即使如此，高志壘也沒有打算放棄自己那套拖累自己的房產(chǎn)，明明將其售賣出去，哪怕是租住一套差不多大小的房子，一家人的困境就可以解決，甚至還能獲得不錯的存款。
在這部電影中，高志壘經(jīng)歷了底層外賣員幾乎所有可以想見的不快：他被熟人認出；被投訴扣錢；還發(fā)生過交通事故……最終成長為一位業(yè)務熟練的金牌外賣員。電影好幾次刻畫他是如何一點點失去尊嚴，仿佛一定要刺痛觀眾，但是他的困境真的真實嗎？或許是為了所謂的戲劇性，電影還塑造了幾位和高志壘一起送外賣的同事，并且一點點揭開他們的故事，這個群體中，不論是要養(yǎng)活孩子的單身母親，還是拖家?guī)Э趤沓抢锏霓r(nóng)民工，電影雖然沒有用過多的篇幅去展現(xiàn)他們的苦難，但個個都比男主角更具有現(xiàn)實沖擊力。其中，演員王驍飾演的老摳為了給罹患白血病的女兒治病，和一家?guī)卓谌藬D在即將被拆遷的危房中，一分一厘地攢著血汗錢……徐崢選擇讓高志壘置身在老摳的家中，說著虛浮關心的話語，那一刻電影的意義仿佛也被消解了。
至于去年的話題電影《消失的她》也是如此，電影一邊以女性主義為賣點，宣揚著“反對戀愛腦”的價值觀，一邊又在販賣和消費女性，引來了一眾批評。學者戴錦華就說：“整部電影，觀眾都是站在男性（即殺人犯）的一邊來經(jīng)歷的。”
或者說，這部電影其實沒有關注任何女性的結構性遭遇，它只是反復地以一個邪惡的男性視角展開敘事，在謊言中讓觀眾去辨別善惡，最終引導出這樣一個邏輯——只要女生不要戀愛腦，悲劇就不會發(fā)生。
或許真正的痛點反而是男主角最后的咆哮，他對妻子的閨蜜說：“我想要成功有什么無恥的？我做這一切（注：指賭博）都是為了配得上她！我只是沒有好的父母！她花她父母的錢就更高貴嗎？沒有！我只是投錯胎了。”
至此，這部電影和它的原型已經(jīng)沒有太多關系，該片的主創(chuàng)只是利用了原本社會新聞中丈夫殺妻的聳人聽聞，給觀眾奉獻上一出有關階層和性別的恐怖片。與其說電影是關乎于女性的，不如說它更關乎于階層，在整部電影的敘事邏輯下，我們不難得出一個令人不適的結論：似乎越是出身底層就越是有黑化動因，婚姻就應該門當戶對。
行筆至此，我想也不難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逆行人生》《消失的她》等影片看上去完全不是一個主題的作品，但在所謂的電影產(chǎn)品經(jīng)理思維中，這些面向大眾的電影產(chǎn)品的核心，事實上是一致的，他們需要不斷地刺痛觀眾，又不能讓他們難堪，而在這個經(jīng)濟下沉的時代，再也沒有什么比階層滑落更讓人恐懼的。唯一不同的是，《消失的她》精準地把握了普通人的心思，而《逆行人生》所描述的中產(chǎn)生活，實在離普通觀眾過于遙遠。
消解的批判
2024年的中秋檔期竟然異常激烈，除了話題電影《出走的決心》之外，還有家庭倫理片《祝你幸福》與社會問題片《野孩子》。很難說是巧合，三部電影其實都有堅實的現(xiàn)實基礎打底。《出走的決心》改編自視頻博主“50歲阿姨自駕游”蘇敏的真實故事；《祝你幸福》則與2013年發(fā)生的江蘇宜興冷凍胚胎繼承案有關系；《野孩子》則明確表示原型是發(fā)生在陜西渭南的“流浪兄弟”。
可見，中國社會的廣袤和復雜給予了電影創(chuàng)作者無限的素材寶庫，他們將這些社會現(xiàn)實進行提煉和加工，使之以電影的方式再度進入公眾的視野，并且期待著持續(xù)的回響。
在這幾部電影中，《祝你幸福》的票房最低，也最為可惜。電影以三個家庭的悲劇作為切入點，以“孩子”問題作為核心矛盾，揭開了中國家庭的血脈和人倫的困境（事實上，電影最初的名字就叫《孩子》，但上映的時候改成了《祝你幸福》）。電影的開篇始于一起離婚案件，律師羅宇和醫(yī)生白慧因為意外失去了他們的獨生女，婚姻生活無以為繼只有離婚，但因為有所謂的“離婚冷靜期”的政策，他們只能帶著怨氣等待。與此同時，兩人又因為各自的職業(yè)卷入了失獨老人的胚胎歸屬權的糾紛，介入到另外一個家庭因為孩子產(chǎn)生的困境中。
從立意看，電影的本意是尖銳的，直接展現(xiàn)了女性在面臨生育時候的困境，其中最高潮的一場戲是宋佳飾演的白慧向丈夫展現(xiàn)自己的妊娠紋，當孩子不幸離世，其存在的痕跡卻鐫刻在母親的身體上。另外一邊，在胚胎的爭奪中，男方的父親堅持認為如果沒有自己的兒子，光憑女方一己之力，受精卵是不會存在的，因此他們堅持索要受精卵的歸屬權。
由于代孕在中國是被禁止的，電影沒有明確說明男方父母想要受精卵的具體用途，但是通過女方母親的臺詞，觀眾也能猜測一二。女方的母親堅持不愿意交出受精卵的歸屬權，一方面因為女兒并沒有在物理層面死亡，也因為她認為正是男方一家對生育的渴求，迫使他們一次次地接受生育輔助的手術，間接造成了小夫妻的交通意外。
某種程度上，這部電影顯然借鑒了伊朗電影《一次別離》，試圖通過離婚故事折射更廣闊的社會問題，電影中的角色深陷倫理編織的大網(wǎng)，每個人都情有可原，卻無法解脫。但遺憾的是，電影本應是對父權為中心的家庭倫理的批判，最后卻淪為了和稀泥式的中國家庭團圓。男主角夫婦意識到了孩子原本是因為幸福才降生的，未來不論離婚與否，都不要丟失追求幸福的決心；而爭奪胚胎的雙方家長也達成了一致，決定共同擁有胚胎的處置權。
從細節(jié)來看，電影的主創(chuàng)顯然意識到了生育問題的核心，當社會支持不夠充足的時候，個體家庭往往需要承擔生育帶來的全部風險，白慧之所以失去了孩子，是因為她由于疲倦暫時將孩子交給了婆婆看管，事實上是將“母職”轉移給了上一代女性。而失去兒子的老夫妻在傷心之余想到將兒子媳婦的受精卵“據(jù)為己有”，本身就是中式大家長的思維，電影不斷地展現(xiàn)老夫妻失去兒子的悲傷，卻沒有給到任何一個閃回鏡頭表現(xiàn)兒子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人，是否真的想要成為父親。某種程度上，《祝你幸福》本應該是一出深刻反思父權制生育體系的作品，但為了照顧觀眾的感受，它不但將故事的敘述主體轉換成男性視角，還安排了一個所有人可以接受的溫暖結局。
《野孩子》是這個中秋檔期的票房冠軍，但比起導演殷若昕的前作《我的姐姐》，《野孩子》的熱度和票房恐怕都沒有達到預期。
電影的故事是刺痛人心的：20歲的馬亮因為原生家庭不幸從小流落街頭，他不得不靠著四處偷盜為生。偶然的機會，他結識了8歲的男孩軒軒，后者因為長期得不到家庭的溫暖，也成了所謂的“事實孤兒”。兩個沒有血緣關系的男孩子在因緣際會中建立了兄弟一般的感情。為了軒軒，馬亮甚至愿意冒著風險留在當?shù)兀⑶胰讨囸I也要保證弟弟的營養(yǎng)……
這部電影很容易讓人想到日本導演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同樣關心的是社會邊緣群體，甚至同樣構建了一個沒有血緣的家庭，但是枝裕和對產(chǎn)生“小偷家族”的社會機制顯然刻畫得更為深刻，他沒有簡單地用溫情脈脈去掩蓋社會問題的殘酷。在《野孩子》中，導演著力刻畫的是所謂的兄弟情，但她卻無法回答：究竟是什么造成了這么多孩子流落街頭，又是什么原因讓他們長期處在一個無人收留的狀態(tài)中。
在很多采訪中，殷若昕都表達了對原生家庭的重視，她認為馬亮和軒軒的困境，主要原因是家庭的不作為。但諸如他們這樣的“事實孤兒”因為親生父母尚在人間，是無法得到相關的救助的。而且，又是什么原因讓這些孩子的父母一去不回頭，讓孩子們陷入貧困和失學之中呢？恐怕不是一句父母不負責任就可以解釋的。
顯然，《野孩子》的創(chuàng)作者也明白這個道理，他們也沒有將解決問題的期待放在原生父母回心轉意之上，而是塑造了一個代表公正和善良的女警官。通過她個人的努力，馬亮和軒軒的生活終于走上了正軌。
這樣的電影其實不是現(xiàn)實主義，而是一種徹底的浪漫主義，現(xiàn)實需要對英雄的歌頌和向往，但也需要直面慘淡的現(xiàn)實，并擁有決心改變的勇氣。而在這個電影似乎逐漸失去大眾影響力的時代中，創(chuàng)作者也同樣需要這樣的勇氣，沉溺在過去的經(jīng)驗是不夠的，只有打破模式重新討論，不再墨守成規(guī)，真誠地去表達，觀眾才會重新被電影的魅力召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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