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燁華是一位推理作家、翻譯。近期，他翻譯的《阿加莎·克里斯蒂：書寫自己故事的女人》出版，他說：“截至目前，算上翻譯過程，這本書我已經看了四五遍，每次看都覺得距離阿加莎又近了一點。”
阿加莎·克里斯蒂在中國擁有龐大的讀者群，她的作品不斷被重譯、再版，并被廣泛討論。在讀者眼中，她的作品驚險刺激，充滿懸念，從她的筆下不僅能領略推理小說的獨特魅力，還能了解英格蘭的文化風情。
之所以翻譯這本書，因為陸燁華也是阿加莎的忠實讀者，一直視其為偶像。他說，時至今日，國內外已有數量眾多的《阿加莎傳》，阿加莎本人也寫過自傳，這本英國歷史學家露西·沃斯利的《阿加莎·克里斯蒂：書寫自己故事的女人》是阿加莎的最新版傳記。“沃斯利以歷史學家的定位，從海量的史料出發，站在社會歷史的新視角為我們解讀了阿加莎的一生。”
收到樣書后，陸燁華又將其從頭至尾完整仔細地讀了一遍，他覺得依然有很多讓他感動的地方，他說：“就像傳記作者沃斯利試圖去做的一樣，我也把阿加莎當作一位身邊的女性朋友——一位跨越時空的前輩和老友。雖然她生活在100年前，我卻能感受到她當時的困惑、矛盾和痛苦。我會替她的每一次成就而高興，不是作為晚輩，也不是作為讀者，而是像朋友一般，真真切切地為她高興。”談起阿加莎，陸燁華這個陽光大男孩的眼睛里不自禁地閃爍起向往崇敬的光芒，他一臉笑意地說：“在翻譯的過程中，這本傳記刷新了我對阿加莎的既有認知，同時也拉近了與阿加莎的距離。”
“所有的推理小說作者都應該是推理小說讀者，包括阿加莎”
北青報：閱讀和翻譯完這本最新的傳記后，對阿加莎的看法與之前相比，具體產生了哪些變化？
陸燁華：這本書是我非常喜歡也非常看重的一部作品。我是一個推理小說作者，同時也是一個推理小說讀者。我覺得所有的推理小說作者都應該是推理小說讀者，包括阿加莎。阿加莎也會看福爾摩斯、看加斯東·勒魯的作品，所以我之前對阿加莎是有兩個視角的。
第一是讀者的視角。作為讀者，我覺得阿加莎太厲害了，每次創作都出乎我的意料，她對于我來說是一個“大佬”，是距離很遙遠的人，我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我能跟她產生一些關聯。
之后，推理小說看得多了，自己也有了創作的念頭。作為創作者，我是阿加莎的晚輩。自己創作之后，再回過頭去看她的小說，就是第二個視角——從作者的視角去看。我發現她的布局技巧非常高。我曾經說過一句話：“如果阿加莎的作品是教科書，那么這是一本很少有人能學會的教科書。”她展現了很多推理小說清晰而又簡單的寫作技巧，我覺得她的作品之所以受到世界上不同年齡、階層、文化背景的人歡迎，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我自己寫的時候，發現這種“簡單”非常難以實現，所以阿加莎對我來說是一個偶像，我永遠在向她學習，但學不到一點皮毛。
“我好像在阿加莎旁邊看著她寫，耳邊是屋外轟炸的聲音”
北青報：在了解了阿加莎完整的人生故事之后，對她的哪段經歷最有感觸？
陸燁華：我之前也知道阿加莎的人生經歷，但在露西·沃斯利這本書中，有一些情節會讓我格外替阿加莎揪心。比如看到描寫她的親人去世，阿加莎11歲時父親離去，后面她的哥哥、母親、姐姐，還有和她關系非常好的人相繼去世，我都有這種感覺。
另外有兩個片段，這次重新讀到的時候，也感覺非常難受，以前沒有過這種感覺。
第一件是在二戰時，阿加莎寫了兩本書——《帷幕》和《沉睡的謀殺案》，她說這兩本書是留給丈夫和孩子的，寫完之后她就把書稿鎖在保險柜里了，所以這兩本書到上世紀70年代才作為阿加莎晚年的代表作出版。其實她晚年的作品質量沒有那么高，而《帷幕》是她絕對經典的代表作。看《帷幕》讀者會覺得，哇，這是巔峰時期的阿加莎才能創作出來的作品。我以前就知道這段故事，但在讀這本傳記時，我好像在阿加莎旁邊看著她寫，耳邊是屋外轟炸的聲音。阿加莎在當時，不是可能看不到明天的太陽，而是可能看不到下一秒鐘的太陽，當時英國的境況非常危險。這種情況下，她想的是：如果我死了，那我要留下些什么？我只能留下作品，我的作品既是為我的讀者留下的，也是為自己留下的，更是為深愛的家人留下的。
實際上阿加莎對她的女兒有點若即若離，她說女兒是獨立的個體，不應該把她留在身邊，甚至她在女兒很小的時候已經出去周游世界了。為此，女兒對她又愛又恨。她女兒晚年時可以說用很大的精力去維護阿加莎的名譽，但小時候她抱怨過，說為什么你不像別的母親一樣陪在我身邊？阿加莎是個矛盾的個體，但她在下一秒可能就會死亡的情況下，想的是要留給他們作品，并且鎖在保險柜里，我死了你們可以拿出來。讀這一段時，我不能說感動，只能說難受。
第二件事，是在其他阿加莎傳記或評論中很少被提及的一個場面。二戰期間，阿加莎的第二任丈夫去戰場，阿加莎在英國后方一邊做護士一邊寫作。他們兩地分居，生活困頓艱苦。
書里有一個章節寫道，1945年的某一天，阿加莎正在廚房里煎魚，聽到敲門聲，打開門，發現是她的第二任丈夫馬克斯站在外面，身上背著行李，風塵仆仆，整個人很疲憊。這是一種劫后余生的久別重逢，那一刻，我以為他們會抱頭痛哭，但傳記作者露西·沃斯利非常克制，沒有一句渲染，阿加莎說我在煎魚，你要不要過來一起吃？馬克斯說好，他們就像往常一樣生活了，一切都過去了，戰爭也過去了。就這么淡淡的、好像很不起眼的一段文字，我反復看了好幾遍。對我來說，距離戰爭很遙遠，但那一刻，我真正體會到了原來和平、日常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
推理小說影視化的難點在哪里
北青報：阿加莎的作品大部分被影視化了，您認為推理小說影視化的主要難點在哪里？
陸燁華：我覺得難點有三個。
第一，不只是推理小說的影視化，而是所有原著改編的影視化的難點都在于角色。作品影視化時，一個主角能夠立住，瞬間就能讓喜歡這個作品的人感覺幸福，并且喜愛和接受，這樣就已成功了一大半。推理小說為什么很難被影視化？因為偵探是高于故事本身的一個維度。故事可以被拍得很好，但偵探的形象如果不被觀眾認可，就會讓人覺得很怪。阿加莎的作品改編過很多版本，讓我們印象深刻、認為是經典的是什么版本？一定是“波洛！我認可這個波洛！”
第二，推理小說本身是弱故事性的，甚至不是一個時間向前推進的故事類型，這也是推理小說改編最大的難點。但我們看書時不會覺得故事弱，反而會覺得有懸念。阿加莎的很多故事往往是第一章介紹一下登場人物，第二章和第三章其中一個人死了，接下去直到最后一章，或者真兇揭曉之前，波洛就只干一件事：逐家逐戶敲門詢問。一直敲到最后，召集大家說兇手就是你們中的誰誰誰。這個故事在小說里是精彩的，但拍成影視劇怎么處理？不能一直敲門啊，那是很無聊的，也違背了影視劇本的創作邏輯。遵照原著拍的話，一個半小時的電影有半個小時是一個人站在那里不停地說，那為什么不看書而要看電影呢？
當然有成功的。我相信每個人心中都有阿加莎作品影視化的成功案例，在我看來，《東方快車謀殺案》《尼羅河上的慘案》都是成功的，一方面它們是基于原作的，另一方面在中間人物的調度上做了很多成功的改進。
第三，改編成影視有一個天然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時間、年代。往往一部電影改編的時間距離作品寫出來已經幾十年了，一本1920年出版的書，1920年的讀者買單，2024年的讀者也買單，因為知道它是1924年出版的，有當時的時代背景。但當今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念和審美取向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改變，還照著原來拍影視就不行了，應該把原作的“核”與當代受眾結合在一起，改編出新的主題。不一定改變結局，而是改主題，這是很難的。
讀作品時，你注意過“阿加莎式詭計”么
北青報：書中總結了阿加莎常用的幾類詭計，將其稱之為“阿加莎式詭計”。作為資深的推理小說作家，如何評價這種總結？
陸燁華：首先，這本書的作者沃斯利不是一個推理作家，而是一位歷史學家。基于她對阿加莎作品及本人的了解，她總結出阿加莎為什么能寫出這么多讓人感到意外的推理小說，她有哪些技巧。在翻譯的時候，我在“阿加莎式技巧”和“阿加莎式詭計”之間猶豫了很久，最終采用了“阿加莎式詭計”。
書中提到的“阿加莎式詭計”有：眾目睽睽下隱藏某物，利用真實的地點設置謎團，模糊不清的家庭關系，隱蔽的情侶，用穿著營造刻板印象，讓讀者信任的角色忽視關鍵細節，故意埋下明顯的線索，隱藏年齡，用外貌描寫來誤導讀者，使用現實中存在的新聞故事。
“眾目睽睽下隱藏某物”，來源于愛倫·坡的《失竊的信》，就是說我要藏一個東西，并不是真藏起來，而是大大方方放在你眼皮子底下。
“穿著營造刻板印象”，是因為在阿加莎那個年代，階級觀念很明確。她在書里寫一個人有哪些行為習慣，是不是可以用來誤導當時的讀者呢？比如寫他穿著紳士衣服，但其實他是一個流浪漢。
“讓讀者忽視關鍵細節”，這一點阿加莎用得特別多。她讓一個角色在讀者心中建立起絕對高的信任感，甚至讓讀者認為他就是偵探或偵探的得力助手，然后去隱瞞一些事情、忽視一些細節，讀者就會跟著他一同忽視。
“用外貌描寫來誤導”和“用衣著營造刻板印象”差不多。但這本書里提到了阿加莎具有一些非常女性化的觀察，這在男性作者中是很難看到的。比如在她的某本書中描寫，“發現了一具尸體，看穿著是一位女性，紅色頭發，紅色外套。”簡簡單單的描寫，反正我是看不出來有什么問題，但阿加莎筆下的一位女性角色就能看出來，她說，“不可能，衣服肯定是兇手換上去的，因為紅色頭發搭配紅色外套，這是撞色，對于一個穿著講究的人來說，不可能。”這就是獨屬于女性的觀察，男性作者寫不出來。
“用現實中存在的新聞故事”，這不是一個誤導，而是一個故事的靈感來源。《東方快車謀殺案》《捕鼠器》都是來自于真實案件。對于推理作者來說，靈感會有枯竭的時候，如果正好看到了新聞，覺得可以改編，就會去改編。
她從來沒有動搖過寫通俗文學，寫好看、精彩的小說
北青報：在現在的讀者看來，阿加莎可能是個神一樣的作家，但是在她剛出道時，當時的主流文學對阿加莎所代表的這種通俗文學是不太認可的。作為推理小說家、專長于類型文學的作者，您如何看待類型文學與純文學？
陸燁華：我覺得我們這代作者已經非常幸運了，我們可以大聲說，我是寫推理小說的，我寫的是通俗文學，我很驕傲。但在阿加莎那個時代，寫通俗小說甚至會被同行所鄙視。這本書當中有一段，我看的時候覺得很搞笑，但是又很令人振奮。說是1922年的時候，《尤利西斯》出版了，那一年誰誰誰寫了什么，列出了很多名垂青史的純文學作品。接著，書里寫道：那一年，阿加莎出版了《暗藏殺機》。
《暗藏殺機》在我們現在看來，只是阿加莎中下水平的一個作品，對她自己來說也是個小品文式的小說。把這個作品與純文學的那些著作并列在一起，我覺得好搞笑，沒有人這么并列過。
當年世界文壇上涌現了那么多優秀的作品，到現在我們還覺得是經典，但在那一年，阿加莎依然在寫她自己覺得好看的、老百姓愿意買單的作品。阿加莎曾經說，我并不覺得羞恥。因為她覺得她就是一個文字的工匠，這是她的工作，她不是為了實現個人的某些理想去做，而是把自己當作一個服務者。我覺得這個觀點放在今天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是非常被大家認可的，哪怕我是個短視頻創作者，我也可以驕傲地說我是一個創作者，對不對？但在十幾年前，我說我是一個拍短視頻的，好像不是一個工作。從這里可以看出阿加莎的思想非常自洽，她從來沒有動搖過自己的初心，那就是寫通俗文學，寫好看的、精彩的小說。
阿加莎非常了解自己。首先是了解自己的能力，她覺得純文學她寫不來，但她可以寫好看的推理小說。讀者看完了，也不用覺得獲得了什么樣的心靈上的升華，她也沒有想給文壇造成什么沖擊。我覺得這個心態特別好，我之前從來沒有想過阿加莎會面臨同行的質疑。
當時阿加莎已經非常受歡迎了，阿加莎出一本書，很多讀者連夜去買，甚至有時候排隊買都買不到。阿加莎已經擁有數量眾多的讀者，但她依然被嚴肅的純文學作家瞧不起，其中還有一個原因是阿加莎的創作是低于她本人所屬階層的，她是在向下創作。阿加莎是一個中產階級，但是她永遠沒有為上層服務，沒有要寫一個貴族精英才能看的小說，她寫的恰恰是連最普通的家政員都愛看的小說，這點我覺得特別了不起。
陸燁華是一位推理作家、翻譯。近期，他翻譯的《阿加莎·克里斯蒂：書寫自己故事的女人》出版，他說：“截至目前，算上翻譯過程，這本書我已經看了四五遍，每次看都覺得距離阿加莎又近了一點。”
阿加莎·克里斯蒂在中國擁有龐大的讀者群，她的作品不斷被重譯、再版，并被廣泛討論。在讀者眼中，她的作品驚險刺激，充滿懸念，從她的筆下不僅能領略推理小說的獨特魅力，還能了解英格蘭的文化風情。
之所以翻譯這本書，因為陸燁華也是阿加莎的忠實讀者，一直視其為偶像。他說，時至今日，國內外已有數量眾多的《阿加莎傳》，阿加莎本人也寫過自傳，這本英國歷史學家露西·沃斯利的《阿加莎·克里斯蒂：書寫自己故事的女人》是阿加莎的最新版傳記。“沃斯利以歷史學家的定位，從海量的史料出發，站在社會歷史的新視角為我們解讀了阿加莎的一生。”
收到樣書后，陸燁華又將其從頭至尾完整仔細地讀了一遍，他覺得依然有很多讓他感動的地方，他說：“就像傳記作者沃斯利試圖去做的一樣，我也把阿加莎當作一位身邊的女性朋友——一位跨越時空的前輩和老友。雖然她生活在100年前，我卻能感受到她當時的困惑、矛盾和痛苦。我會替她的每一次成就而高興，不是作為晚輩，也不是作為讀者，而是像朋友一般，真真切切地為她高興。”談起阿加莎，陸燁華這個陽光大男孩的眼睛里不自禁地閃爍起向往崇敬的光芒，他一臉笑意地說：“在翻譯的過程中，這本傳記刷新了我對阿加莎的既有認知，同時也拉近了與阿加莎的距離。”
“所有的推理小說作者都應該是推理小說讀者，包括阿加莎”
北青報：閱讀和翻譯完這本最新的傳記后，對阿加莎的看法與之前相比，具體產生了哪些變化？
陸燁華：這本書是我非常喜歡也非常看重的一部作品。我是一個推理小說作者，同時也是一個推理小說讀者。我覺得所有的推理小說作者都應該是推理小說讀者，包括阿加莎。阿加莎也會看福爾摩斯、看加斯東·勒魯的作品，所以我之前對阿加莎是有兩個視角的。
第一是讀者的視角。作為讀者，我覺得阿加莎太厲害了，每次創作都出乎我的意料，她對于我來說是一個“大佬”，是距離很遙遠的人，我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我能跟她產生一些關聯。
之后，推理小說看得多了，自己也有了創作的念頭。作為創作者，我是阿加莎的晚輩。自己創作之后，再回過頭去看她的小說，就是第二個視角——從作者的視角去看。我發現她的布局技巧非常高。我曾經說過一句話：“如果阿加莎的作品是教科書，那么這是一本很少有人能學會的教科書。”她展現了很多推理小說清晰而又簡單的寫作技巧，我覺得她的作品之所以受到世界上不同年齡、階層、文化背景的人歡迎，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我自己寫的時候，發現這種“簡單”非常難以實現，所以阿加莎對我來說是一個偶像，我永遠在向她學習，但學不到一點皮毛。
“我好像在阿加莎旁邊看著她寫，耳邊是屋外轟炸的聲音”
北青報：在了解了阿加莎完整的人生故事之后，對她的哪段經歷最有感觸？
陸燁華：我之前也知道阿加莎的人生經歷，但在露西·沃斯利這本書中，有一些情節會讓我格外替阿加莎揪心。比如看到描寫她的親人去世，阿加莎11歲時父親離去，后面她的哥哥、母親、姐姐，還有和她關系非常好的人相繼去世，我都有這種感覺。
另外有兩個片段，這次重新讀到的時候，也感覺非常難受，以前沒有過這種感覺。
第一件是在二戰時，阿加莎寫了兩本書——《帷幕》和《沉睡的謀殺案》，她說這兩本書是留給丈夫和孩子的，寫完之后她就把書稿鎖在保險柜里了，所以這兩本書到上世紀70年代才作為阿加莎晚年的代表作出版。其實她晚年的作品質量沒有那么高，而《帷幕》是她絕對經典的代表作。看《帷幕》讀者會覺得，哇，這是巔峰時期的阿加莎才能創作出來的作品。我以前就知道這段故事，但在讀這本傳記時，我好像在阿加莎旁邊看著她寫，耳邊是屋外轟炸的聲音。阿加莎在當時，不是可能看不到明天的太陽，而是可能看不到下一秒鐘的太陽，當時英國的境況非常危險。這種情況下，她想的是：如果我死了，那我要留下些什么？我只能留下作品，我的作品既是為我的讀者留下的，也是為自己留下的，更是為深愛的家人留下的。
實際上阿加莎對她的女兒有點若即若離，她說女兒是獨立的個體，不應該把她留在身邊，甚至她在女兒很小的時候已經出去周游世界了。為此，女兒對她又愛又恨。她女兒晚年時可以說用很大的精力去維護阿加莎的名譽，但小時候她抱怨過，說為什么你不像別的母親一樣陪在我身邊？阿加莎是個矛盾的個體，但她在下一秒可能就會死亡的情況下，想的是要留給他們作品，并且鎖在保險柜里，我死了你們可以拿出來。讀這一段時，我不能說感動，只能說難受。
第二件事，是在其他阿加莎傳記或評論中很少被提及的一個場面。二戰期間，阿加莎的第二任丈夫去戰場，阿加莎在英國后方一邊做護士一邊寫作。他們兩地分居，生活困頓艱苦。
書里有一個章節寫道，1945年的某一天，阿加莎正在廚房里煎魚，聽到敲門聲，打開門，發現是她的第二任丈夫馬克斯站在外面，身上背著行李，風塵仆仆，整個人很疲憊。這是一種劫后余生的久別重逢，那一刻，我以為他們會抱頭痛哭，但傳記作者露西·沃斯利非常克制，沒有一句渲染，阿加莎說我在煎魚，你要不要過來一起吃？馬克斯說好，他們就像往常一樣生活了，一切都過去了，戰爭也過去了。就這么淡淡的、好像很不起眼的一段文字，我反復看了好幾遍。對我來說，距離戰爭很遙遠，但那一刻，我真正體會到了原來和平、日常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
推理小說影視化的難點在哪里
北青報：阿加莎的作品大部分被影視化了，您認為推理小說影視化的主要難點在哪里？
陸燁華：我覺得難點有三個。
第一，不只是推理小說的影視化，而是所有原著改編的影視化的難點都在于角色。作品影視化時，一個主角能夠立住，瞬間就能讓喜歡這個作品的人感覺幸福，并且喜愛和接受，這樣就已成功了一大半。推理小說為什么很難被影視化？因為偵探是高于故事本身的一個維度。故事可以被拍得很好，但偵探的形象如果不被觀眾認可，就會讓人覺得很怪。阿加莎的作品改編過很多版本，讓我們印象深刻、認為是經典的是什么版本？一定是“波洛！我認可這個波洛！”
第二，推理小說本身是弱故事性的，甚至不是一個時間向前推進的故事類型，這也是推理小說改編最大的難點。但我們看書時不會覺得故事弱，反而會覺得有懸念。阿加莎的很多故事往往是第一章介紹一下登場人物，第二章和第三章其中一個人死了，接下去直到最后一章，或者真兇揭曉之前，波洛就只干一件事：逐家逐戶敲門詢問。一直敲到最后，召集大家說兇手就是你們中的誰誰誰。這個故事在小說里是精彩的，但拍成影視劇怎么處理？不能一直敲門啊，那是很無聊的，也違背了影視劇本的創作邏輯。遵照原著拍的話，一個半小時的電影有半個小時是一個人站在那里不停地說，那為什么不看書而要看電影呢？
當然有成功的。我相信每個人心中都有阿加莎作品影視化的成功案例，在我看來，《東方快車謀殺案》《尼羅河上的慘案》都是成功的，一方面它們是基于原作的，另一方面在中間人物的調度上做了很多成功的改進。
第三，改編成影視有一個天然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時間、年代。往往一部電影改編的時間距離作品寫出來已經幾十年了，一本1920年出版的書，1920年的讀者買單，2024年的讀者也買單，因為知道它是1924年出版的，有當時的時代背景。但當今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念和審美取向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改變，還照著原來拍影視就不行了，應該把原作的“核”與當代受眾結合在一起，改編出新的主題。不一定改變結局，而是改主題，這是很難的。
讀作品時，你注意過“阿加莎式詭計”么
北青報：書中總結了阿加莎常用的幾類詭計，將其稱之為“阿加莎式詭計”。作為資深的推理小說作家，如何評價這種總結？
陸燁華：首先，這本書的作者沃斯利不是一個推理作家，而是一位歷史學家。基于她對阿加莎作品及本人的了解，她總結出阿加莎為什么能寫出這么多讓人感到意外的推理小說，她有哪些技巧。在翻譯的時候，我在“阿加莎式技巧”和“阿加莎式詭計”之間猶豫了很久，最終采用了“阿加莎式詭計”。
書中提到的“阿加莎式詭計”有：眾目睽睽下隱藏某物，利用真實的地點設置謎團，模糊不清的家庭關系，隱蔽的情侶，用穿著營造刻板印象，讓讀者信任的角色忽視關鍵細節，故意埋下明顯的線索，隱藏年齡，用外貌描寫來誤導讀者，使用現實中存在的新聞故事。
“眾目睽睽下隱藏某物”，來源于愛倫·坡的《失竊的信》，就是說我要藏一個東西，并不是真藏起來，而是大大方方放在你眼皮子底下。
“穿著營造刻板印象”，是因為在阿加莎那個年代，階級觀念很明確。她在書里寫一個人有哪些行為習慣，是不是可以用來誤導當時的讀者呢？比如寫他穿著紳士衣服，但其實他是一個流浪漢。
“讓讀者忽視關鍵細節”，這一點阿加莎用得特別多。她讓一個角色在讀者心中建立起絕對高的信任感，甚至讓讀者認為他就是偵探或偵探的得力助手，然后去隱瞞一些事情、忽視一些細節，讀者就會跟著他一同忽視。
“用外貌描寫來誤導”和“用衣著營造刻板印象”差不多。但這本書里提到了阿加莎具有一些非常女性化的觀察，這在男性作者中是很難看到的。比如在她的某本書中描寫，“發現了一具尸體，看穿著是一位女性，紅色頭發，紅色外套。”簡簡單單的描寫，反正我是看不出來有什么問題，但阿加莎筆下的一位女性角色就能看出來，她說，“不可能，衣服肯定是兇手換上去的，因為紅色頭發搭配紅色外套，這是撞色，對于一個穿著講究的人來說，不可能。”這就是獨屬于女性的觀察，男性作者寫不出來。
“用現實中存在的新聞故事”，這不是一個誤導，而是一個故事的靈感來源。《東方快車謀殺案》《捕鼠器》都是來自于真實案件。對于推理作者來說，靈感會有枯竭的時候，如果正好看到了新聞，覺得可以改編，就會去改編。
她從來沒有動搖過寫通俗文學，寫好看、精彩的小說
北青報：在現在的讀者看來，阿加莎可能是個神一樣的作家，但是在她剛出道時，當時的主流文學對阿加莎所代表的這種通俗文學是不太認可的。作為推理小說家、專長于類型文學的作者，您如何看待類型文學與純文學？
陸燁華：我覺得我們這代作者已經非常幸運了，我們可以大聲說，我是寫推理小說的，我寫的是通俗文學，我很驕傲。但在阿加莎那個時代，寫通俗小說甚至會被同行所鄙視。這本書當中有一段，我看的時候覺得很搞笑，但是又很令人振奮。說是1922年的時候，《尤利西斯》出版了，那一年誰誰誰寫了什么，列出了很多名垂青史的純文學作品。接著，書里寫道：那一年，阿加莎出版了《暗藏殺機》。
《暗藏殺機》在我們現在看來，只是阿加莎中下水平的一個作品，對她自己來說也是個小品文式的小說。把這個作品與純文學的那些著作并列在一起，我覺得好搞笑，沒有人這么并列過。
當年世界文壇上涌現了那么多優秀的作品，到現在我們還覺得是經典，但在那一年，阿加莎依然在寫她自己覺得好看的、老百姓愿意買單的作品。阿加莎曾經說，我并不覺得羞恥。因為她覺得她就是一個文字的工匠，這是她的工作，她不是為了實現個人的某些理想去做，而是把自己當作一個服務者。我覺得這個觀點放在今天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是非常被大家認可的，哪怕我是個短視頻創作者，我也可以驕傲地說我是一個創作者，對不對？但在十幾年前，我說我是一個拍短視頻的，好像不是一個工作。從這里可以看出阿加莎的思想非常自洽，她從來沒有動搖過自己的初心，那就是寫通俗文學，寫好看的、精彩的小說。
阿加莎非常了解自己。首先是了解自己的能力，她覺得純文學她寫不來，但她可以寫好看的推理小說。讀者看完了，也不用覺得獲得了什么樣的心靈上的升華，她也沒有想給文壇造成什么沖擊。我覺得這個心態特別好，我之前從來沒有想過阿加莎會面臨同行的質疑。
當時阿加莎已經非常受歡迎了，阿加莎出一本書，很多讀者連夜去買，甚至有時候排隊買都買不到。阿加莎已經擁有數量眾多的讀者，但她依然被嚴肅的純文學作家瞧不起，其中還有一個原因是阿加莎的創作是低于她本人所屬階層的，她是在向下創作。阿加莎是一個中產階級，但是她永遠沒有為上層服務，沒有要寫一個貴族精英才能看的小說，她寫的恰恰是連最普通的家政員都愛看的小說，這點我覺得特別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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