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我恰巧經過布拉格的卡夫卡博物館。卡夫卡出生在奧匈帝國統治下的布拉格。在記憶中，可能因為疲憊或者其他什么原因，我只是匆匆瞥了幾眼博物館內飾，就離開了。
后來，我跟我的好朋友小藍聊起布拉格，他在2015年前后參觀了卡夫卡博物館。小藍是一個異常敏銳的人，他告訴我，參觀時他感到一種明顯的壓抑感，如同閱讀卡夫卡的《城堡》和《審判》。狹小的單人書桌，逼仄的辦公環境，無盡的紙張工作。我想，他定是感受到了博物館所營造出來的卡夫卡的真實感受和情感流動，而我可能急匆匆地選擇了回避。
卡夫卡對現代國家的重要特征——“官僚統治”的揭示，是其作品的一個重要方面。官僚制(法語bureaucratie)一詞由法語“寫字臺”（bureau）和古希臘語“權力”（κρ?τος）構成，這是由寫字臺構成的統治，寫字臺象征著當代行政官僚統治。卡夫卡《城堡》異常敏銳地描寫了這種寫字臺兩邊記錄與被記錄、看與被看、認識與控制的關系。
復旦大學教授洪濤的新著《文學三篇》從政治哲學的角度分析卡夫卡、奧威爾和喬納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年）等作家的文學作品，反思現代國家機器不斷強大的同時，技術主義如何一步步吞噬人性。作者指出，一方面，在技術高速發展的當下，個體總是難以擺脫孤獨；另一方面，“以隱秘方式介入私人生活領域，是現代權力的一個基本特征”。那么，孤獨的個體和官僚制有什么關系呢？
機械世界的孤獨個體與官僚技術統治
個體無法擺脫的孤獨是文學作品的母題，米蘭·昆德拉和奧爾罕·帕慕克的作品都有涉及。同卡夫卡一樣，昆德拉也在布拉格居住過。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以1968年的捷克為背景，并以尼采的永恒輪回理論為開篇。昆德拉認為生命只有一次，永恒輪回之說從反面肯定了個體生命的短暫。如果生命能夠無限重復，那將成為一種沉重的負擔；相比之下，只有一次機會的個體生命則顯得輕盈無比。
然而，昆德拉反問我們，沉重真的殘酷，輕盈真的美好嗎？哲學史上，赫拉克利特認為，萬物是流變的。巴門尼德反對赫拉克利特。他列出過一些二元對立，光明與黑夜，輕與重，存在與不存在。巴門尼德認為流變是假象。巴門尼德的突出貢獻在于他找到了存在，一切且一。通過巴門尼德，昆德拉關聯到了存在的輕與重，他想到了托馬斯。托馬斯對婚姻有著復雜的態度，他第一段婚姻失敗了，他認為他不適合婚姻。他享受身體的愉悅，逃避情感的責任。他在尋找確定性的過程中深刻表現了一個現代人的孤獨。特蕾莎希望托馬斯負起責任，但她失望了。在小說的最后，她以一種極端的方式結束了兩人無法承受的痛苦。
帕慕克的小說《我的名字叫紅》中則更突出表現了古典世界與剛剛開始的現代世界的沖突。故事中的黑向往著愛，他一直深愛著謝庫瑞，他一度相信謝庫瑞是他孤獨的解藥。黑自述說：“發現在那被自己誤認為是窺孔的地方，并沒有謝庫瑞的眼睛時，我經常會失望透頂，接著心里便會涌起一股奇異的孤獨感，會像一個茫然不知所措的人那樣焦躁不安”。
最后，他跟心愛的謝庫瑞結了婚，然而故事的結尾卻讓讀者陷入困惑。黑并沒有因此擺脫孤獨和猶豫，他被憂郁擊垮了。謝庫瑞這樣自述：“無論真正原因為何，黑始終沉浸于憂愁當中。由于知道他的悲傷絲毫無關乎他的肩膀，因此我相信，必定是某個憂傷的邪靈占據了他靈魂的陰暗一角，使他情緒消沉，就算在我們共赴云雨的極樂剎那，也揮之不去。”
為什么《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生活在歐洲的托馬斯，《我的名字叫紅》中生活在奧斯曼帝國的黑，都無法擺脫孤獨？為什么卡夫卡筆下的K和托馬斯都必須面對一個無孔不入的技術統治世界？李猛教授曾經在《自然社會：自然法與現代道德世界的形成》的上篇用《魯濱遜漂流記》中的現代個體魯濱遜引出這個討論。魯濱遜展現了一個孤獨而焦慮的自然狀態的危險。
洪濤教授借用霍布斯的《利維坦》給出了一條孤獨個體與國家機器關系的線索。利維坦是一種神話中的巨獸，利維坦象征著國家機器。《約伯記》中，因為受到嚴重不公的約伯哀怨向神質疑他的正義。神給約伯展示了巨獸利維坦。約伯在看到利維坦之后，明白了神創的秩序，接受了命運。
霍布斯認為有形的并非純粹精神的神創造了世界，這是一個機械的世界，如同機械鐘一樣運轉。《世界圖景的機械化》一書解釋了近代早期歐洲的這一趨勢。17世紀的英國哲學家霍布斯采用了純粹唯物論形而上學。霍布斯通過物質及其運動，不僅解釋了無生命自然的運行過程，還推導出所有的心靈現象，進而否認了非物質存在的可能性。物質的神設計并賦予世界以初始推動力。
霍布斯認為人同樣可以跟神一樣制造了人造秩序。人在自然狀態下害怕被另一個理性人消滅，惶恐中的人訂立契約，契約可以幫助人擺脫每一個人害怕另一個人的自然狀態。自然狀態下，人類處于不平等的競爭與沖突之中，這會造成無休止的斗爭。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他主張建立一個強有力的統治者，以確保社會秩序的維持。
霍布斯在論證自然狀態為戰爭狀態時，包含了自然平等的觀點。然而，他并不認為這種平等的個體能夠作為現代社會穩定的基礎。相反，這種平等導致了不穩定，即自然狀態下的沖突與戰爭。霍布斯不贊同亞里士多德所說的“人天生是社會的動物”，他認為社會的穩定源于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恐懼。霍布斯在《論公民》中探討了恐懼作為社會起源，霍布斯批判傳統的友誼，他的個體的確是孤獨的。我們是孤獨的旅人。
現代社會推動傳統秩序解體，個體從傳統秩序中被解放出來，卡夫卡筆下的官僚組織又重新吸納個體，營造了新的秩序。洪濤教授指出霍布斯的利維坦方案發展出體面版本和不體面版本。這個利維坦可以是一個密不透風的技術統治，不體面版本是一個全面監控的社會。體面版本則通過某種強制的方式制約權力，讓大部分人擁有一定程度上的自由。
幾種逃離的出口
面對密不透風的技術統治，個體有沒有逃避的方式？
《文學三篇》提供了不少實驗性的非暴力方法，比如愛、傳統、隱藏、講故事和對抗等。愛可以聯合他人，讓家庭有凝聚力，也許這是一種出口，可以逃離現代的冷漠統治。只是愛太脆弱，過度的工具理性會讓愛崩解，以愛之名綁架對方。
第一種方式為愛。愛可以聯合他人，讓家庭有凝聚力，也許這是一種出口，可以逃離現代的冷漠統治。只是愛太脆弱，過度的工具理性會讓愛崩解或者以愛之名綁架、控制對方。
《玩偶之家》中的娜拉看清了自己在家里的工具作用、玩偶地位，她逃離了家庭。魯迅在1923年有一個“娜拉走后怎樣”的演講。他認為娜拉出走后，只有兩個出路：一個墮落，一個回家。魯迅還給了另外一條路：餓死。魯迅在為某種現代性吶喊，他希望給娜拉獨立養活自己的另外一條出路。娜拉出走后，她離開家之后，可以獨立養活自己，而不用回家或者墮入風塵或者餓死。當然，娜拉也許去工廠，也許去做行政。她要面對的不再是丈夫的壓迫，而是日間說不上有意義的工作，夜里無邊的孤獨。洪濤教授在這里問，那么，愛是否是一種逃避，還是超越？如果娜拉不離開家庭，她一直愛，一直默默為家庭貢獻，這是不是一種出口？愛需要幸運。
第二種方式在魯迅的小說中有過討論，那就是傳統。面對傳統，魯迅感到絕望。但已經被現代化的我們又該何去何從？其實這個線索已經隱隱約約隱藏在《文學三篇》的各處，但全書并沒有專門論述。傳統是很多人不惜以生命代價去捍衛的價值，包括《我的名字叫紅》中的波斯人橄欖。
然而怎么理解傳統，怎么面對傳統，這成了很多學者努力終身的話題。清代俞正燮以嚴謹考證而聞名。他著有《癸巳類稿》，張之洞稱贊他“篤守漢人家法，實事求是，義據通深”。蔡元培在《中國倫理學史》中也認同俞正燮對貞操、纏足和娼妓等現象的批評。然而俞正燮卻在《癸巳類稿》卷一四《書〈人身圖說〉后》討論中國人與西洋人身體構造的不同，西洋人臟腑經絡不全，比如中國人心有七竅，西洋人只有四竅。
“今欲強中國，存中學，則不得不講西學。然不先以中學固其根柢，端其讖趣，則強者為亂首，弱者為人奴，其禍更烈于不通西學者矣。”張之洞在《勸學篇·循序第七》中所提倡的中體西用是否可能？當然這個問題不僅困擾著東方學者，同時也困擾著西方學者。比如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米歇爾·福柯、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施特勞斯、沃格林等。
第三種方式是隱藏，換一種方式可以說是成為掃地僧。不少武俠小說中都有類似掃地僧的形象，不過金庸的刻畫尤為傳神。少林掃地僧是金庸筆下的神秘高手，武功絕頂。他平日只是在少林掃地，卻擊倒了武林高手蕭遠山和慕容博。如果想要逃離武林，大隱隱于世大概是一個選擇。這個世界是一個用看和認知統治的世界，那么盡量少被看到似乎是一個出路。我估計每一個學過法語的學生都在某一個階段學過這么一句法語名言。隱姓埋名，幸福安定（Pour vivre heureux，vivons cachés）。我在這里把隱藏理解為掃地僧的原因是在全景式監控的當代技術統治下，要隱藏也是一件非常困難，需要很多技巧的事情。當然，完全的隱身過于消極，畢竟掃地僧最后也出了招。
第四種出口則是想象，我們可以講故事，寫小說。洪濤教授認為小說作為一個想象的產物可以補充理性。小說是現代的產物，充分體現了個體性。
技術的本質與另一種出口
在上述幾種較溫和的抵抗方式以外，我們再討論一下技術的本質以及筆者認為的另一種可能的出路。202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韓江的《素食者》的故事圍繞英慧的決定開始。英慧做了一個關于暴力和血腥的夢，她決定吃素，放棄肉食。她的家人對她的行為感到憤怒，她父親在家族聚會中用非常暴力的方式強迫她吃肉。她的生活被家人和社會所控制。作為消極反抗的方式，英慧從吃素到絕食，她走向植物化的過程。韓江還有另外一篇小說《植物妻子》也表達了相關主題。《孤獨漫步者的遐想》中，盧梭感慨他的心靈曾被幾朵小花裝點，如今花兒在憂愁中凋零，在煩惱中枯萎。植物縱然是盧梭乃至韓國作家韓江的反抗方式和情感寄托，但人是動物，可以更積極地去掌握知識，改變環境。
根據古典學家塞德利《古代創世論及其批評者》以及《古希臘哲人論神》兩書中對古希臘思想史的梳理，我們可以知道技術與創世理論密切相關。神可能是宇宙的創造者或創造性力量，神用技術創世，宇宙是個技術制造物。柏拉圖的《蒂邁歐》代表了這一傳統。
在《蒂邁歐》中，神的智慧主要通過他的技藝展現。古希臘哲學中，創世的過程意味著對已有的材料進行加工，并賦予其秩序。神通過這種技藝使宇宙井然有序。技術通常指一種專門的知識，例如醫術、修辭術。然而，所有的人工制品終究會消亡嗎？拋開字面解釋和字面解釋反對者的質疑，我們看到蘇格拉底的一個經典悖論：每一種技術都有蘊含著制造對立結果的潛能。比如建筑師最擅長建造房屋，但也最擅長拆毀房屋。這同樣適用于宇宙的創造者。宇宙既有生成的時刻，就有毀滅的時刻。如果只有開端，沒有毀滅，那么時間就不對稱。
由此可以看出，就算是神，神的技術也不持存。德里達在《柏拉圖的藥》中，對柏拉圖的《斐德羅》進行了解析，藥（pharmakon）既可作為解藥，也可作為毒藥。對于德里達來說，書寫也是一種藥。斯蒂格勒跟隨德里達提出了“技術藥理學”的概念，主張“技術即藥”。技術的不穩定意味著技術既有可能成為治愈的手段，也可能成為傷害的來源。技術是藥，是藥就有毒性。
奧維德在《變形記》（Metamorphoses）卷8中記錄了這么一個耳熟能詳的故事，代達羅斯是一個技術高超的建筑師，他建造了迷宮。代達羅斯痛恨克里特島，痛恨流放生活。他搜集了羽毛，制作了翅膀。代達羅斯警告他的兒子伊卡洛斯：“你不要飛得太低，也不要飛得太高。太低了，翅膀沾水就會變重；太高了，太陽的熱就會把它燒壞。你飛行的時候，要介乎高低之間。還有，你不要向北極大熊星座飛，也不要向獵戶腰間的出鞘寶刀飛，你要跟著我飛。”父子在天空翱翔，地上人們以為他們看到了神。然而，伊卡洛斯忘記了父親的忠告，越飛越高。最終摔死。代達羅斯詛咒著自己的技藝。
斯威夫特雖然生活在18世紀的英國，但他非常清楚什么構成了技術統治。他在《格列佛游記》中提供了生動的例子。斯威夫特直言勒皮他島（飛島）的精英在數學、天文學上的偉大進展使得他們維持統治。現代哲學和天文學能幫助國王鎮壓叛亂。這個國家的貴族只關心理論，他們收藏著各式各樣的天文儀器，但最稀罕的東西是磁石。這個地方的統治靠先進的人類技術，而這個島依靠磁石統治。磁石能讓勒皮他島懸在半空，并且自由降落。這樣勒皮他島的統治者們在天上，而納貢的普通人在地上。
如果下面的城市暴動或者拒絕納貢，天上的統治者們可以用三種方法對付暴動。第一種手段比較溫和，就是讓勒皮他島浮翔在暴動的城市上空，這樣就剝奪了人們享受陽光和雨水的權利，當地居民就會遭受饑荒和疾病。第二種方法比第一種激進，漂浮在半空的島上的統治者們可以把大石頭往下扔，砸爛地上的一切。第三種方法最為極端，就是飛島直接下降，壓平下方。但磁石有一個致命的缺陷，島的底部是由非常厚的一整塊金剛石板構成的，如果震動太大，飛島有可能碎裂。如果飛島底部碰到火也可能爆裂。國王統治下的林達洛因人起來反抗，差點兒用鐵石吸住了島嶼，靠火去攻擊。因為這個方法，勒皮他王國與林達洛因人互相達成了平衡。
在最近的一個訪談中，“人工智能教母”李飛飛討論到她早年的學習經歷，她說自己之前學習理論物理，后來她對生命和人的意識問題感興趣，比如人為什么能思考。她認為認識事物最好的辦法是制作。她決定自己制作意識，這樣才能對理智的產生有更好的理解。
近期新聞中OpenAI公司被曝出要求投資者如英偉達等不要支持競爭對手，比如OpenAI的前首席科學家伊爾亞·蘇茨克維（Ilya Sutskever）的新公司SSI（safe super intelligence，安全超級智能）。網傳蘇茨克維因為擔心OpenAI已經接近通用人工智能（AGI）技術，這將影響人類安全，因而他離開了OpenAI。
當我們再次面對這幅天文學家試圖突破當時宇宙幕布的畫面時，不禁聯想到想要逃離家庭的娜拉，或是因為不滿而渴望逃離宇宙的靈知主義者，以及那些不斷修煉與神相似技能的人。我們此時又是怎樣的心情？
2011年，我恰巧經過布拉格的卡夫卡博物館。卡夫卡出生在奧匈帝國統治下的布拉格。在記憶中，可能因為疲憊或者其他什么原因，我只是匆匆瞥了幾眼博物館內飾，就離開了。
后來，我跟我的好朋友小藍聊起布拉格，他在2015年前后參觀了卡夫卡博物館。小藍是一個異常敏銳的人，他告訴我，參觀時他感到一種明顯的壓抑感，如同閱讀卡夫卡的《城堡》和《審判》。狹小的單人書桌，逼仄的辦公環境，無盡的紙張工作。我想，他定是感受到了博物館所營造出來的卡夫卡的真實感受和情感流動，而我可能急匆匆地選擇了回避。
卡夫卡對現代國家的重要特征——“官僚統治”的揭示，是其作品的一個重要方面。官僚制(法語bureaucratie)一詞由法語“寫字臺”（bureau）和古希臘語“權力”（κρ?τος）構成，這是由寫字臺構成的統治，寫字臺象征著當代行政官僚統治。卡夫卡《城堡》異常敏銳地描寫了這種寫字臺兩邊記錄與被記錄、看與被看、認識與控制的關系。
復旦大學教授洪濤的新著《文學三篇》從政治哲學的角度分析卡夫卡、奧威爾和喬納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年）等作家的文學作品，反思現代國家機器不斷強大的同時，技術主義如何一步步吞噬人性。作者指出，一方面，在技術高速發展的當下，個體總是難以擺脫孤獨；另一方面，“以隱秘方式介入私人生活領域，是現代權力的一個基本特征”。那么，孤獨的個體和官僚制有什么關系呢？
機械世界的孤獨個體與官僚技術統治
個體無法擺脫的孤獨是文學作品的母題，米蘭·昆德拉和奧爾罕·帕慕克的作品都有涉及。同卡夫卡一樣，昆德拉也在布拉格居住過。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以1968年的捷克為背景，并以尼采的永恒輪回理論為開篇。昆德拉認為生命只有一次，永恒輪回之說從反面肯定了個體生命的短暫。如果生命能夠無限重復，那將成為一種沉重的負擔；相比之下，只有一次機會的個體生命則顯得輕盈無比。
然而，昆德拉反問我們，沉重真的殘酷，輕盈真的美好嗎？哲學史上，赫拉克利特認為，萬物是流變的。巴門尼德反對赫拉克利特。他列出過一些二元對立，光明與黑夜，輕與重，存在與不存在。巴門尼德認為流變是假象。巴門尼德的突出貢獻在于他找到了存在，一切且一。通過巴門尼德，昆德拉關聯到了存在的輕與重，他想到了托馬斯。托馬斯對婚姻有著復雜的態度，他第一段婚姻失敗了，他認為他不適合婚姻。他享受身體的愉悅，逃避情感的責任。他在尋找確定性的過程中深刻表現了一個現代人的孤獨。特蕾莎希望托馬斯負起責任，但她失望了。在小說的最后，她以一種極端的方式結束了兩人無法承受的痛苦。
帕慕克的小說《我的名字叫紅》中則更突出表現了古典世界與剛剛開始的現代世界的沖突。故事中的黑向往著愛，他一直深愛著謝庫瑞，他一度相信謝庫瑞是他孤獨的解藥。黑自述說：“發現在那被自己誤認為是窺孔的地方，并沒有謝庫瑞的眼睛時，我經常會失望透頂，接著心里便會涌起一股奇異的孤獨感，會像一個茫然不知所措的人那樣焦躁不安”。
最后，他跟心愛的謝庫瑞結了婚，然而故事的結尾卻讓讀者陷入困惑。黑并沒有因此擺脫孤獨和猶豫，他被憂郁擊垮了。謝庫瑞這樣自述：“無論真正原因為何，黑始終沉浸于憂愁當中。由于知道他的悲傷絲毫無關乎他的肩膀，因此我相信，必定是某個憂傷的邪靈占據了他靈魂的陰暗一角，使他情緒消沉，就算在我們共赴云雨的極樂剎那，也揮之不去。”
為什么《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生活在歐洲的托馬斯，《我的名字叫紅》中生活在奧斯曼帝國的黑，都無法擺脫孤獨？為什么卡夫卡筆下的K和托馬斯都必須面對一個無孔不入的技術統治世界？李猛教授曾經在《自然社會：自然法與現代道德世界的形成》的上篇用《魯濱遜漂流記》中的現代個體魯濱遜引出這個討論。魯濱遜展現了一個孤獨而焦慮的自然狀態的危險。
洪濤教授借用霍布斯的《利維坦》給出了一條孤獨個體與國家機器關系的線索。利維坦是一種神話中的巨獸，利維坦象征著國家機器。《約伯記》中，因為受到嚴重不公的約伯哀怨向神質疑他的正義。神給約伯展示了巨獸利維坦。約伯在看到利維坦之后，明白了神創的秩序，接受了命運。
霍布斯認為有形的并非純粹精神的神創造了世界，這是一個機械的世界，如同機械鐘一樣運轉。《世界圖景的機械化》一書解釋了近代早期歐洲的這一趨勢。17世紀的英國哲學家霍布斯采用了純粹唯物論形而上學。霍布斯通過物質及其運動，不僅解釋了無生命自然的運行過程，還推導出所有的心靈現象，進而否認了非物質存在的可能性。物質的神設計并賦予世界以初始推動力。
霍布斯認為人同樣可以跟神一樣制造了人造秩序。人在自然狀態下害怕被另一個理性人消滅，惶恐中的人訂立契約，契約可以幫助人擺脫每一個人害怕另一個人的自然狀態。自然狀態下，人類處于不平等的競爭與沖突之中，這會造成無休止的斗爭。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他主張建立一個強有力的統治者，以確保社會秩序的維持。
霍布斯在論證自然狀態為戰爭狀態時，包含了自然平等的觀點。然而，他并不認為這種平等的個體能夠作為現代社會穩定的基礎。相反，這種平等導致了不穩定，即自然狀態下的沖突與戰爭。霍布斯不贊同亞里士多德所說的“人天生是社會的動物”，他認為社會的穩定源于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恐懼。霍布斯在《論公民》中探討了恐懼作為社會起源，霍布斯批判傳統的友誼，他的個體的確是孤獨的。我們是孤獨的旅人。
現代社會推動傳統秩序解體，個體從傳統秩序中被解放出來，卡夫卡筆下的官僚組織又重新吸納個體，營造了新的秩序。洪濤教授指出霍布斯的利維坦方案發展出體面版本和不體面版本。這個利維坦可以是一個密不透風的技術統治，不體面版本是一個全面監控的社會。體面版本則通過某種強制的方式制約權力，讓大部分人擁有一定程度上的自由。
幾種逃離的出口
面對密不透風的技術統治，個體有沒有逃避的方式？
《文學三篇》提供了不少實驗性的非暴力方法，比如愛、傳統、隱藏、講故事和對抗等。愛可以聯合他人，讓家庭有凝聚力，也許這是一種出口，可以逃離現代的冷漠統治。只是愛太脆弱，過度的工具理性會讓愛崩解，以愛之名綁架對方。
第一種方式為愛。愛可以聯合他人，讓家庭有凝聚力，也許這是一種出口，可以逃離現代的冷漠統治。只是愛太脆弱，過度的工具理性會讓愛崩解或者以愛之名綁架、控制對方。
《玩偶之家》中的娜拉看清了自己在家里的工具作用、玩偶地位，她逃離了家庭。魯迅在1923年有一個“娜拉走后怎樣”的演講。他認為娜拉出走后，只有兩個出路：一個墮落，一個回家。魯迅還給了另外一條路：餓死。魯迅在為某種現代性吶喊，他希望給娜拉獨立養活自己的另外一條出路。娜拉出走后，她離開家之后，可以獨立養活自己，而不用回家或者墮入風塵或者餓死。當然，娜拉也許去工廠，也許去做行政。她要面對的不再是丈夫的壓迫，而是日間說不上有意義的工作，夜里無邊的孤獨。洪濤教授在這里問，那么，愛是否是一種逃避，還是超越？如果娜拉不離開家庭，她一直愛，一直默默為家庭貢獻，這是不是一種出口？愛需要幸運。
第二種方式在魯迅的小說中有過討論，那就是傳統。面對傳統，魯迅感到絕望。但已經被現代化的我們又該何去何從？其實這個線索已經隱隱約約隱藏在《文學三篇》的各處，但全書并沒有專門論述。傳統是很多人不惜以生命代價去捍衛的價值，包括《我的名字叫紅》中的波斯人橄欖。
然而怎么理解傳統，怎么面對傳統，這成了很多學者努力終身的話題。清代俞正燮以嚴謹考證而聞名。他著有《癸巳類稿》，張之洞稱贊他“篤守漢人家法，實事求是，義據通深”。蔡元培在《中國倫理學史》中也認同俞正燮對貞操、纏足和娼妓等現象的批評。然而俞正燮卻在《癸巳類稿》卷一四《書〈人身圖說〉后》討論中國人與西洋人身體構造的不同，西洋人臟腑經絡不全，比如中國人心有七竅，西洋人只有四竅。
“今欲強中國，存中學，則不得不講西學。然不先以中學固其根柢，端其讖趣，則強者為亂首，弱者為人奴，其禍更烈于不通西學者矣。”張之洞在《勸學篇·循序第七》中所提倡的中體西用是否可能？當然這個問題不僅困擾著東方學者，同時也困擾著西方學者。比如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米歇爾·福柯、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施特勞斯、沃格林等。
第三種方式是隱藏，換一種方式可以說是成為掃地僧。不少武俠小說中都有類似掃地僧的形象，不過金庸的刻畫尤為傳神。少林掃地僧是金庸筆下的神秘高手，武功絕頂。他平日只是在少林掃地，卻擊倒了武林高手蕭遠山和慕容博。如果想要逃離武林，大隱隱于世大概是一個選擇。這個世界是一個用看和認知統治的世界，那么盡量少被看到似乎是一個出路。我估計每一個學過法語的學生都在某一個階段學過這么一句法語名言。隱姓埋名，幸福安定（Pour vivre heureux，vivons cachés）。我在這里把隱藏理解為掃地僧的原因是在全景式監控的當代技術統治下，要隱藏也是一件非常困難，需要很多技巧的事情。當然，完全的隱身過于消極，畢竟掃地僧最后也出了招。
第四種出口則是想象，我們可以講故事，寫小說。洪濤教授認為小說作為一個想象的產物可以補充理性。小說是現代的產物，充分體現了個體性。
技術的本質與另一種出口
在上述幾種較溫和的抵抗方式以外，我們再討論一下技術的本質以及筆者認為的另一種可能的出路。202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韓江的《素食者》的故事圍繞英慧的決定開始。英慧做了一個關于暴力和血腥的夢，她決定吃素，放棄肉食。她的家人對她的行為感到憤怒，她父親在家族聚會中用非常暴力的方式強迫她吃肉。她的生活被家人和社會所控制。作為消極反抗的方式，英慧從吃素到絕食，她走向植物化的過程。韓江還有另外一篇小說《植物妻子》也表達了相關主題。《孤獨漫步者的遐想》中，盧梭感慨他的心靈曾被幾朵小花裝點，如今花兒在憂愁中凋零，在煩惱中枯萎。植物縱然是盧梭乃至韓國作家韓江的反抗方式和情感寄托，但人是動物，可以更積極地去掌握知識，改變環境。
根據古典學家塞德利《古代創世論及其批評者》以及《古希臘哲人論神》兩書中對古希臘思想史的梳理，我們可以知道技術與創世理論密切相關。神可能是宇宙的創造者或創造性力量，神用技術創世，宇宙是個技術制造物。柏拉圖的《蒂邁歐》代表了這一傳統。
在《蒂邁歐》中，神的智慧主要通過他的技藝展現。古希臘哲學中，創世的過程意味著對已有的材料進行加工，并賦予其秩序。神通過這種技藝使宇宙井然有序。技術通常指一種專門的知識，例如醫術、修辭術。然而，所有的人工制品終究會消亡嗎？拋開字面解釋和字面解釋反對者的質疑，我們看到蘇格拉底的一個經典悖論：每一種技術都有蘊含著制造對立結果的潛能。比如建筑師最擅長建造房屋，但也最擅長拆毀房屋。這同樣適用于宇宙的創造者。宇宙既有生成的時刻，就有毀滅的時刻。如果只有開端，沒有毀滅，那么時間就不對稱。
由此可以看出，就算是神，神的技術也不持存。德里達在《柏拉圖的藥》中，對柏拉圖的《斐德羅》進行了解析，藥（pharmakon）既可作為解藥，也可作為毒藥。對于德里達來說，書寫也是一種藥。斯蒂格勒跟隨德里達提出了“技術藥理學”的概念，主張“技術即藥”。技術的不穩定意味著技術既有可能成為治愈的手段，也可能成為傷害的來源。技術是藥，是藥就有毒性。
奧維德在《變形記》（Metamorphoses）卷8中記錄了這么一個耳熟能詳的故事，代達羅斯是一個技術高超的建筑師，他建造了迷宮。代達羅斯痛恨克里特島，痛恨流放生活。他搜集了羽毛，制作了翅膀。代達羅斯警告他的兒子伊卡洛斯：“你不要飛得太低，也不要飛得太高。太低了，翅膀沾水就會變重；太高了，太陽的熱就會把它燒壞。你飛行的時候，要介乎高低之間。還有，你不要向北極大熊星座飛，也不要向獵戶腰間的出鞘寶刀飛，你要跟著我飛。”父子在天空翱翔，地上人們以為他們看到了神。然而，伊卡洛斯忘記了父親的忠告，越飛越高。最終摔死。代達羅斯詛咒著自己的技藝。
斯威夫特雖然生活在18世紀的英國，但他非常清楚什么構成了技術統治。他在《格列佛游記》中提供了生動的例子。斯威夫特直言勒皮他島（飛島）的精英在數學、天文學上的偉大進展使得他們維持統治。現代哲學和天文學能幫助國王鎮壓叛亂。這個國家的貴族只關心理論，他們收藏著各式各樣的天文儀器，但最稀罕的東西是磁石。這個地方的統治靠先進的人類技術，而這個島依靠磁石統治。磁石能讓勒皮他島懸在半空，并且自由降落。這樣勒皮他島的統治者們在天上，而納貢的普通人在地上。
如果下面的城市暴動或者拒絕納貢，天上的統治者們可以用三種方法對付暴動。第一種手段比較溫和，就是讓勒皮他島浮翔在暴動的城市上空，這樣就剝奪了人們享受陽光和雨水的權利，當地居民就會遭受饑荒和疾病。第二種方法比第一種激進，漂浮在半空的島上的統治者們可以把大石頭往下扔，砸爛地上的一切。第三種方法最為極端，就是飛島直接下降，壓平下方。但磁石有一個致命的缺陷，島的底部是由非常厚的一整塊金剛石板構成的，如果震動太大，飛島有可能碎裂。如果飛島底部碰到火也可能爆裂。國王統治下的林達洛因人起來反抗，差點兒用鐵石吸住了島嶼，靠火去攻擊。因為這個方法，勒皮他王國與林達洛因人互相達成了平衡。
在最近的一個訪談中，“人工智能教母”李飛飛討論到她早年的學習經歷，她說自己之前學習理論物理，后來她對生命和人的意識問題感興趣，比如人為什么能思考。她認為認識事物最好的辦法是制作。她決定自己制作意識，這樣才能對理智的產生有更好的理解。
近期新聞中OpenAI公司被曝出要求投資者如英偉達等不要支持競爭對手，比如OpenAI的前首席科學家伊爾亞·蘇茨克維（Ilya Sutskever）的新公司SSI（safe super intelligence，安全超級智能）。網傳蘇茨克維因為擔心OpenAI已經接近通用人工智能（AGI）技術，這將影響人類安全，因而他離開了OpenAI。
當我們再次面對這幅天文學家試圖突破當時宇宙幕布的畫面時，不禁聯想到想要逃離家庭的娜拉，或是因為不滿而渴望逃離宇宙的靈知主義者，以及那些不斷修煉與神相似技能的人。我們此時又是怎樣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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