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國寡民、自給自足的田園牧歌作為一種理想類型，似乎厚植于我們這批從未現代過的都市人心中，固化成我們對傳統中國社會的想象。然而，流動乃至流寓（diaspora）才是歷史的常態，或者至少是明清王朝的一大社會主題，現在也漸入學術研究的聚光燈下。人口爆炸與邊疆推移促使明清政權在中央與邊緣形成了大規模的人員流動與物資交換，以船為生的船民從下游城市溯游而上，為游宦的官員、寄籍的士子、謀生的商客在人生羈旅中溝通起故地與他鄉的社會網絡；也攜帶著腹地物產和山民作物，從上游墟鎮順流而下，為日益增長的都市人口乃至龐大的域外市場提供細化多樣的生產和生活物資。因此，人群與明清政權的微觀歷史也就書寫在長江和珠江流域四通八達的水路埠頭中，展現在南嶺層巒疊嶂的山關隘口中。
通行西江：溯洄而上的廣府方言
現今，當我們沿著珠江溯洄而上西江時，不難發現廣州—肇慶—梧州一線極其相似，都享有行政建制上的原兩廣總督府、民間信俗上的龍母廟乃至流變中的廣府方言。相似的風土人情并非一定是古今一體同源的最好證明，反而可能是長時段歷史演繹和互動的結果。美國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教授麥哲維就在《上游之旅——人口流動與明清華南經略》一書中勾勒出了明清時期廣州府人群向珠江中上游地區流寓的群像。
至今在廣府話中，“過海”一詞依舊可以用于指代過江的意思，對移民來說，漫長的珠江和無垠的南海可能并無本質不同，下南洋和上西江都是天涯羈旅。不過，與下南洋出于不得已的個人生計策略不同，麥哲維筆下的上西江成為提升家族或者宗族社會經濟地位的優質手段。改土歸流中奔赴上游開疆守土的廣府官員、故鄉科舉競爭激烈而寄籍廣西的廣東學子、以粵鹽換取谷米山貨和礦物的粵地商人，這些男性移民由南番順等低地平原上溯，走到潯江與桂江兩江交匯的梧州，并以此為聚點再西進到云貴邊緣的土司領地，或南下至中越邊境的深山老林，開枝散葉，繁衍生息。
這些廣府移民雖然來自低地，但當他們以國家代理人或者政治中間人的身份切入上游社會，將邊疆整合進中心的同時，也逐漸占據上游社會的生態高位——在政治上出任州縣長官招徠同族或同鄉幕僚；在文教上進入新建縣學以考取功名；在商貿上則駐點都市建立會館壟斷大宗貿易。他們將城市的移民聚點和沿江流域同化成了廣府話的聲域（soundscape），在此等社會情境中，在上游發跡的家族反過來又在19世紀順流而下，參與到下游珠三角的宗族構建中。在經濟和社會交換之余，上下游也形成了某種宗族文化符號的交換。上游發跡的家族會將族源追尋到或攀附成某個珠三角宗族，將自家寫進下游宗族的族譜，刻畫成廣府宗族的旁支，從而在分有廣府后裔的身份象征中，正當化其社會文化地位；而下游的本土宗族對此也樂見其成，因為這種“追根溯源”并“落葉歸根”的文化行為不僅可以更名正言順地吸引來上游捐贈的財富，而且也可以將其高官貴胄納入宗族門庭，光耀門楣。可以說，西江流域江面既流動著實實在在的羈旅客和財貨物，還暗結著由聲望、宗族與語言所織造的意義之網。
木已成舟：順流而下的松杉簰筏
而當我們從珠江流域翻越南嶺，北上到長江流域泛舟時，就會發現寬闊的長江江面與洞庭湖水面上除了往來不停的客船和貨船外，還有一種特別顯眼的漂浮物——木簰。大量上游被砍伐的杉木或松木扎成這種巨型筏子，首尾相連，長百米、寬數十米，借由筏工高超的操控技藝，趁著夏季的漲水期順流而下，運抵下游的南京、杭州等處進入批發或者零售環節，以滿足長三角和京杭運河沿線各級城市的生產生活所需。按照美國范德堡大學歷史系張萌在《流動的森林——一部清代市場經濟史》一書中的估計，乾隆嘉慶年間每年運達南京的木材至少不下500萬根。晚清中華帝國其實內生著龐大的跨區域大宗商品貿易，就連皇家和官府的木材貢賦與稅收也都要嵌入到這個復雜網絡中，其采買需求才能得到滿足，而其份額可能才不到市場貿易總量的五百分之一。
張萌試圖從經濟史和環境史的角度回答一個核心問題，那就是這個延續百年、跨越千里的木材供給和貿易體系如何能夠運作良好，使得上下游參與者實現經濟共贏，并實現即使不是生態環保意義上也至少是經濟體系意義上的可持續性。因此，基本上全書的每章都非常有針對性地解決一個有關木材貿易過程中的關鍵議題，比如清代地方官員如何在采買過程中通過夾帶私木以彌補官辦經費之不足，從而深入湘黔上游地區滿足國家對木材實物稅和貨幣稅的汲取。比如因為主要產地變遷，主導木材貿易的商幫從下游的徽商和江西商人轉移到中上游的兩湖商幫時，龍泉碼——這套行業計量和定價黑話與交易技術也擴散到非漢族聚居地。
在制度運作與套利和技術擴散等因素之外，對于木材貿易的可持續性來說，更為重要的是供給端的長期穩定。人工種植的杉木作為主要的貿易產品，在長達30年以上的輪作周期中并無任何正向的現金流收入，如果沒有國家介入，對以小家庭為主要生產單位的傳統社會來說將是巨大的挑戰。如果說徽州地區更多通過在明清之際構建宗族法團和族產林地等將產權集體化的方法來解決此等問題，那么貴州則選擇了完全不同的路徑，借助民間契約將林地產權和林木收益權進行析股和票據化。清水江地區在保證種植周期完整性的同時，實現了部分股權的隨時交易與變現，從而大大縮短了資金回流時間。再者，貿易端的可持續性合作也是關鍵，整個采伐、運輸與銷售過程由工頭—山客—水客（技工、排工等）—牙行—建筑商、零售商等諸多參與者推動。如果沒有提供中介信息和經紀服務的牙行，如果沒有兼具交納厘金等稅收功能和市場司法調節職能的后起的行會，木材行業就無法在官方壟斷性和市場開放度之間長久保持平衡。整體而言，雖然中介經紀和行會與下游錢莊合作所提供的供應鏈貸款，也有從行業內部吞噬上游賣家與個體的可能，但傳統木材行業的崩潰與重組還是與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的整體性社會危機更為密切相關。
江河行地：來往不息的舟楫船民
南來北往的文人士子可以將自身的流寓經歷轉化為當時功名與羈旅詩文而為后人傳誦，沿江而下的山林老木也因被官家富商精心挑選設計筑成亭臺軒榭而成后世紀念，但那些承載著這兩者在大江大河上周行不已的木帆船民卻因傳統船運行業的消亡而逐漸被時人遺忘。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歷史系陳瑤副教授的《江河行地——近代長江中游的船民與木帆船航運業》一書，就挖掘與記錄了晚清與民國時期這個重要行當的歷史變遷與這群無名者的日常生活。
長江中游的干支流正如晚清中國的大動脈，而湘鄂贛的十萬舟楫與百萬船民川流不停，源源不斷地在此中互通有無，互送營養。船民跟著江河、員弁和財貨不時流動，以船為生，承擔了晚清和民國時期最重要的物流溝通功能。可以說，他們所從事的物流業本質就是以流動為業，因此，這些船民很容易溢出編戶齊民的理想，成為游離在鄉土社會之外的“威脅”。借助陳瑤對湖南湘江流域湘潭一帶族譜、日常賬簿和水路歌等民間史料的精細爬梳，我們不難發現，這些無名的船民只是謀生路上的普通人，不是日進斗金的不義之士，終年行走江湖也無法飽餐幾頓肉。因為流動性，他們不得不更依賴市場與群體，以地緣關系結成船幫占領碼頭，以對抗搶占泊位的他鄉對手和抽水過多的中介牙行，以業緣關系收繳會費并組成行會，以應對不停攤派的朝廷與索求無度的軍閥。
清中葉，湘鄉白沙陳氏收養義子、擴大房支來承應官差，履職之時又千方百計夾帶私貨，偷運清廷禁采的磺礦以牟取暴利，還將一位陳氏水神與兩位陳氏山神構建成宗族祖先，以求保佑與正當化自家磺礦生意的山途水路。在全民抗戰的關鍵時刻，富商潘海清組織的湘潭縣民船船員同業工會一面借官家身份向工會會員加增費用，擴大組織，將公帑納入私囊，另一面又組織民船大隊以平衡戰時運輸的要求與船民動員的痛苦，從而恢復和保障了湖南后方的運輸通路。數百年來，這些湖湘船民就如此這般地泛舟于湘江楚水之上，游走于廟堂與江湖之間，靈活平衡著各種時勢擠壓與生計策略。水路歌是他們今世人生之路的回憶，也將在他們進入來世的死亡儀式上久久唱誦，這些歌謠世代縈回傳頌了許多他們未曾行經的道路和未曾經歷的故事，但那確是他們祖先與同輩所熟稔于心的江海圖景。
當明清王朝政權的腹地推進到嶺南一帶時，無數天涯羈旅之人上下江水，順流溯洄，大量南北行貨穿山跨江，進京入鄉，流動成為常態，流寓是為主題，語言作為身份。此時，歷史既書寫在竹簡書冊上，也流逝在江水滾滾中，更回響在山間民謠里，凡此都留待有心的學者與作者們踏雪尋梅，用似水之筆精心勾勒出江湖往事與世事變遷。
小國寡民、自給自足的田園牧歌作為一種理想類型，似乎厚植于我們這批從未現代過的都市人心中，固化成我們對傳統中國社會的想象。然而，流動乃至流寓（diaspora）才是歷史的常態，或者至少是明清王朝的一大社會主題，現在也漸入學術研究的聚光燈下。人口爆炸與邊疆推移促使明清政權在中央與邊緣形成了大規模的人員流動與物資交換，以船為生的船民從下游城市溯游而上，為游宦的官員、寄籍的士子、謀生的商客在人生羈旅中溝通起故地與他鄉的社會網絡；也攜帶著腹地物產和山民作物，從上游墟鎮順流而下，為日益增長的都市人口乃至龐大的域外市場提供細化多樣的生產和生活物資。因此，人群與明清政權的微觀歷史也就書寫在長江和珠江流域四通八達的水路埠頭中，展現在南嶺層巒疊嶂的山關隘口中。
通行西江：溯洄而上的廣府方言
現今，當我們沿著珠江溯洄而上西江時，不難發現廣州—肇慶—梧州一線極其相似，都享有行政建制上的原兩廣總督府、民間信俗上的龍母廟乃至流變中的廣府方言。相似的風土人情并非一定是古今一體同源的最好證明，反而可能是長時段歷史演繹和互動的結果。美國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教授麥哲維就在《上游之旅——人口流動與明清華南經略》一書中勾勒出了明清時期廣州府人群向珠江中上游地區流寓的群像。
至今在廣府話中，“過海”一詞依舊可以用于指代過江的意思，對移民來說，漫長的珠江和無垠的南海可能并無本質不同，下南洋和上西江都是天涯羈旅。不過，與下南洋出于不得已的個人生計策略不同，麥哲維筆下的上西江成為提升家族或者宗族社會經濟地位的優質手段。改土歸流中奔赴上游開疆守土的廣府官員、故鄉科舉競爭激烈而寄籍廣西的廣東學子、以粵鹽換取谷米山貨和礦物的粵地商人，這些男性移民由南番順等低地平原上溯，走到潯江與桂江兩江交匯的梧州，并以此為聚點再西進到云貴邊緣的土司領地，或南下至中越邊境的深山老林，開枝散葉，繁衍生息。
這些廣府移民雖然來自低地，但當他們以國家代理人或者政治中間人的身份切入上游社會，將邊疆整合進中心的同時，也逐漸占據上游社會的生態高位——在政治上出任州縣長官招徠同族或同鄉幕僚；在文教上進入新建縣學以考取功名；在商貿上則駐點都市建立會館壟斷大宗貿易。他們將城市的移民聚點和沿江流域同化成了廣府話的聲域（soundscape），在此等社會情境中，在上游發跡的家族反過來又在19世紀順流而下，參與到下游珠三角的宗族構建中。在經濟和社會交換之余，上下游也形成了某種宗族文化符號的交換。上游發跡的家族會將族源追尋到或攀附成某個珠三角宗族，將自家寫進下游宗族的族譜，刻畫成廣府宗族的旁支，從而在分有廣府后裔的身份象征中，正當化其社會文化地位；而下游的本土宗族對此也樂見其成，因為這種“追根溯源”并“落葉歸根”的文化行為不僅可以更名正言順地吸引來上游捐贈的財富，而且也可以將其高官貴胄納入宗族門庭，光耀門楣。可以說，西江流域江面既流動著實實在在的羈旅客和財貨物，還暗結著由聲望、宗族與語言所織造的意義之網。
木已成舟：順流而下的松杉簰筏
而當我們從珠江流域翻越南嶺，北上到長江流域泛舟時，就會發現寬闊的長江江面與洞庭湖水面上除了往來不停的客船和貨船外，還有一種特別顯眼的漂浮物——木簰。大量上游被砍伐的杉木或松木扎成這種巨型筏子，首尾相連，長百米、寬數十米，借由筏工高超的操控技藝，趁著夏季的漲水期順流而下，運抵下游的南京、杭州等處進入批發或者零售環節，以滿足長三角和京杭運河沿線各級城市的生產生活所需。按照美國范德堡大學歷史系張萌在《流動的森林——一部清代市場經濟史》一書中的估計，乾隆嘉慶年間每年運達南京的木材至少不下500萬根。晚清中華帝國其實內生著龐大的跨區域大宗商品貿易，就連皇家和官府的木材貢賦與稅收也都要嵌入到這個復雜網絡中，其采買需求才能得到滿足，而其份額可能才不到市場貿易總量的五百分之一。
張萌試圖從經濟史和環境史的角度回答一個核心問題，那就是這個延續百年、跨越千里的木材供給和貿易體系如何能夠運作良好，使得上下游參與者實現經濟共贏，并實現即使不是生態環保意義上也至少是經濟體系意義上的可持續性。因此，基本上全書的每章都非常有針對性地解決一個有關木材貿易過程中的關鍵議題，比如清代地方官員如何在采買過程中通過夾帶私木以彌補官辦經費之不足，從而深入湘黔上游地區滿足國家對木材實物稅和貨幣稅的汲取。比如因為主要產地變遷，主導木材貿易的商幫從下游的徽商和江西商人轉移到中上游的兩湖商幫時，龍泉碼——這套行業計量和定價黑話與交易技術也擴散到非漢族聚居地。
在制度運作與套利和技術擴散等因素之外，對于木材貿易的可持續性來說，更為重要的是供給端的長期穩定。人工種植的杉木作為主要的貿易產品，在長達30年以上的輪作周期中并無任何正向的現金流收入，如果沒有國家介入，對以小家庭為主要生產單位的傳統社會來說將是巨大的挑戰。如果說徽州地區更多通過在明清之際構建宗族法團和族產林地等將產權集體化的方法來解決此等問題，那么貴州則選擇了完全不同的路徑，借助民間契約將林地產權和林木收益權進行析股和票據化。清水江地區在保證種植周期完整性的同時，實現了部分股權的隨時交易與變現，從而大大縮短了資金回流時間。再者，貿易端的可持續性合作也是關鍵，整個采伐、運輸與銷售過程由工頭—山客—水客（技工、排工等）—牙行—建筑商、零售商等諸多參與者推動。如果沒有提供中介信息和經紀服務的牙行，如果沒有兼具交納厘金等稅收功能和市場司法調節職能的后起的行會，木材行業就無法在官方壟斷性和市場開放度之間長久保持平衡。整體而言，雖然中介經紀和行會與下游錢莊合作所提供的供應鏈貸款，也有從行業內部吞噬上游賣家與個體的可能，但傳統木材行業的崩潰與重組還是與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的整體性社會危機更為密切相關。
江河行地：來往不息的舟楫船民
南來北往的文人士子可以將自身的流寓經歷轉化為當時功名與羈旅詩文而為后人傳誦，沿江而下的山林老木也因被官家富商精心挑選設計筑成亭臺軒榭而成后世紀念，但那些承載著這兩者在大江大河上周行不已的木帆船民卻因傳統船運行業的消亡而逐漸被時人遺忘。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歷史系陳瑤副教授的《江河行地——近代長江中游的船民與木帆船航運業》一書，就挖掘與記錄了晚清與民國時期這個重要行當的歷史變遷與這群無名者的日常生活。
長江中游的干支流正如晚清中國的大動脈，而湘鄂贛的十萬舟楫與百萬船民川流不停，源源不斷地在此中互通有無，互送營養。船民跟著江河、員弁和財貨不時流動，以船為生，承擔了晚清和民國時期最重要的物流溝通功能。可以說，他們所從事的物流業本質就是以流動為業，因此，這些船民很容易溢出編戶齊民的理想，成為游離在鄉土社會之外的“威脅”。借助陳瑤對湖南湘江流域湘潭一帶族譜、日常賬簿和水路歌等民間史料的精細爬梳，我們不難發現，這些無名的船民只是謀生路上的普通人，不是日進斗金的不義之士，終年行走江湖也無法飽餐幾頓肉。因為流動性，他們不得不更依賴市場與群體，以地緣關系結成船幫占領碼頭，以對抗搶占泊位的他鄉對手和抽水過多的中介牙行，以業緣關系收繳會費并組成行會，以應對不停攤派的朝廷與索求無度的軍閥。
清中葉，湘鄉白沙陳氏收養義子、擴大房支來承應官差，履職之時又千方百計夾帶私貨，偷運清廷禁采的磺礦以牟取暴利，還將一位陳氏水神與兩位陳氏山神構建成宗族祖先，以求保佑與正當化自家磺礦生意的山途水路。在全民抗戰的關鍵時刻，富商潘海清組織的湘潭縣民船船員同業工會一面借官家身份向工會會員加增費用，擴大組織，將公帑納入私囊，另一面又組織民船大隊以平衡戰時運輸的要求與船民動員的痛苦，從而恢復和保障了湖南后方的運輸通路。數百年來，這些湖湘船民就如此這般地泛舟于湘江楚水之上，游走于廟堂與江湖之間，靈活平衡著各種時勢擠壓與生計策略。水路歌是他們今世人生之路的回憶，也將在他們進入來世的死亡儀式上久久唱誦，這些歌謠世代縈回傳頌了許多他們未曾行經的道路和未曾經歷的故事，但那確是他們祖先與同輩所熟稔于心的江海圖景。
當明清王朝政權的腹地推進到嶺南一帶時，無數天涯羈旅之人上下江水，順流溯洄，大量南北行貨穿山跨江，進京入鄉，流動成為常態，流寓是為主題，語言作為身份。此時，歷史既書寫在竹簡書冊上，也流逝在江水滾滾中，更回響在山間民謠里，凡此都留待有心的學者與作者們踏雪尋梅，用似水之筆精心勾勒出江湖往事與世事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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