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馬清水河》是一部“紙上還鄉”的誠意之作。豐厚的知識儲備與搖曳多姿的行文特點,讓這本散文集兼具學術色彩和文學價值。
透過作者楊占武的書寫,既能夠看到厚重的尋根意識與人文情懷,也可以理解記憶的短暫與永恒。
水聲會陪伴你一生
讀書周刊:清水河在哪里?
楊占武:這確實是一個需要交代的問題。在網上輸入“清水河”一詞,首先顯示的是“海河流域永定河水系上游洋河的支流”,同時提示有20多個同名詞條。把這20多個詞條展開看了一下,發現還都是真實的河流。“清水河”也名列其中,并注明是“黃河寧夏段最大支流”,這是準確的。
更權威的介紹來自《中國河湖大典》:清水河,黃河右岸支流,發源于六盤山東麓,由南向北流經原州、西吉、海原、同心、中衛、中寧等地,在泉眼山注入黃河。
地處黃土高原,清水河有一些不同尋常的重要特點,如“降水量少且分布不均”“苦水分布廣,含鹽度高”以及流域“植被覆蓋率低”等。
讀書周刊:這樣的介紹看上去嚴謹、客觀,甚至有些“冷冰冰”。恐怕只有生活在清水河流域的人,才能真正理解它意味著什么。
楊占武:就個人感受而言,清水河的水是苦澀的,既不能飲用,又難以灌溉。更準確地說,清水河的支流——折死溝,這條泥湯橫溢的間歇河的水聲伴隨著我的成長。它不僅水質苦澀,而且含沙量巨大。雖以河流為名,卻與“潺潺流水”“浪花漣漪”或“鳥語花香”“低吟淺唱”等形容詞無關。在降雨量相對集中的7月至9月,奔涌的泥漿排山倒海、呼嘯而來,兩岸冒起陣陣黃色塵煙。
美國當代自然文學作家茲溫格說過一句話:“當一條河伴隨著你成長時,或許它的水聲會陪伴你一生。”她曾與友人一起泛舟,沿著美國西部最大的一條河——綠河漂流而下,穿越西部峽谷,橫跨懷俄明、科羅拉多及猶他三個州,隨后將親身經歷寫成一本書——《奔騰的河流》。我自小生活的清水河流域,雖然與綠河的情況有很大不同,但給人帶來的感觸尤其是就深刻程度而言是一樣的。
我寫清水河,起因是這個流域里曾經的貧困,以及我自己對貧困干旱、生態惡劣等刻骨銘心的感受和記憶。寂寂無聞的清水河,若換個詞語,則可能如雷貫耳——那就是行政地理意義上常說的“西海固”。它與甘肅河西、定西并稱為“三西”。1982年,國家啟動“三西”扶貧開發計劃,開有計劃、有組織、有規模“開發式扶貧”的先河;進入21世紀,它成為扶貧攻堅的主戰場,并于2020年正式告別絕對貧困。
“塞北江南”舊有名
讀書周刊:水帶來災害,也提供資源。清水河流經的寧夏,其北部平原地帶被譽為“塞北江南”,您在書中對此頗多著墨。
楊占武:“江南”本是一個地域概念,后逐漸演變為一種超乎地域的文化認同。在文化的意象里,“江南”特指物產豐裕、人文薈萃之地,道不盡的風物柔美、姹紫嫣紅,說不完的富貴風流、珠光寶氣。這樣的詩性和浪漫,人人向往,以至于從西部到東部、從邊陲到京畿,歷史上出現了多達幾十處的“江南”。
這里面,傳播最廣、影響最大、聲名最著的無疑是“塞北江南”。地以詩而顯,詩因地而聞。說到“塞北江南”,韋蟾是被提及最多的詩人。他在《送盧潘尚書之靈武》中寫道:“賀蘭山下果園成,塞北江南舊有名。水木萬家朱戶暗,弓刀千隊鐵衣鳴。心源落落堪為將,膽氣堂堂合用兵。卻使六番諸子弟,馬前不信是書生。”
讀書周刊:“天府之國”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戰國時期修建的都江堰。“塞北江南”背后,又閃現著哪些人和事?
楊占武:“塞北江南”的出現,一個基本因素是水利建設。兩漢時期,寧夏平原的灌溉農業就取得了發展。到北魏時期,這里的灌溉農業進一步繁榮起來,“官課充足,民亦豐贍”。
經過上千年的澆灌、耕耘,寧夏古灌區作為“古代水利工程可持續利用的典范”,入選“世界灌溉工程遺產”。這里面,我們應該記住一個人——刁雍。據《魏書》記載,刁雍赴任寧夏平原,看到有舊的渠堰遺跡,但年代久遠,可能是“上古所制”,早已無水,農夫散居各處,只有一些零星的耕作,稼穡艱難。于是,他著手開鑿新渠,清淤疏滯連通舊渠,筑壩引水,渠道長度達120里。
寧夏平原灌區的灌溉制度由刁雍第一次記錄,即“一旬之間,則水一遍;水凡四溉,谷得成實”。這是一種輪灌的用水辦法,既能夠保證農作物對水分的要求,又有助于提高用水效率,最大限度地擴大灌溉面積。
黃河寧蒙段大規模的長途水運,也是在刁雍手上開啟的。黃河出青銅峽進入銀川平原和內蒙古河套平原,地勢豁然開朗,河道平緩,流量穩定,適于開展航運。刁雍針對陸地運輸和河運算了一筆賬:如用牛車運輸,每車載重二十石,因道多深沙,輕車往來尚且艱難,載重的牛車常常滯陷,且糧食在河西,要渡運到河東才可以裝車,往返一次需一百多天,每年最多運輸兩次;如河運,造船兩百艘,兩艘合為一舫,一舫可載兩千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魏太武帝稱贊,這是一“大省民力”的做法。
一種出乎意料的驚喜
讀書周刊:書中有好幾處提到了“預旺”,這個地方為何值得了解?
楊占武:預旺處于寧夏南部的古驛道上,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曾于1936年到過這里。胡愈之在《西行漫記》中文重譯本序中曾勾勒這段歷史:“首先他(斯諾)到了蘇區當時的臨時首都保安(即志丹縣),和毛澤東同志進行了長時間的對話,搜集了關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第一手資料。然后,經過長途跋涉,他到達了寧夏南部的預旺縣,這已經是和國民黨中央部隊犬牙交錯的前沿陣地了。”
斯諾記述,進入預旺后,給他一種出乎意料的驚喜:“與陜西、甘肅的無窮無盡的山溝溝相比,我們走的那條路——通向長城和那歷史性的內蒙古草原的一條路——穿過的地方卻是高高的平原。到處有長條的蔥綠草地,點綴著一叢叢高聳的野草和圓圓的山丘,上面有大群的山羊和綿羊在放牧啃草。兀鷹和禿鷹有時在頭上回翔。有一次,有一群野羚羊走近了我們,在空氣中嗅聞了一陣,然后又縱跳飛跑躲到山后去了,速度驚人,姿態優美。”
在預旺,斯諾待了20多天。有人做過統計,《西行漫記》的文字有近1/3是在這里采寫的。“真正的紅軍”以及預旺當時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小地名,如“包頭水”“吊堡子”,隨著這部著作的出版傳向了全世界。
斯諾在預旺城東門外,還受到彭德懷、李富春、聶榮臻、左權、鄧小平、陳賡等紅軍高級將領的熱烈歡迎。特別是那幅題為“抗戰之聲”的照片,被選為《西行漫記》的封面,成為“紅星照耀中國”的標志性象征:“在預旺堡的高高結實的城墻上,紅軍的一隊號兵在練習吹號,這個堡壘一樣的城中有一角落飄著一面猩紅的大旗,上面的黃色錘子和鐮刀在微風中時隱時現……”
讀書周刊:在清水河流域,還有一座山——六盤山,與紅軍有很深的淵源。
楊占武:關于紅軍長征時翻越六盤山的史料,黨史部門、歷史研究學者有過細致研究。這里,我想重點講一個故事。
1935年10月7日拂曉,紅軍準備從青石嘴東北向汝河河谷進發,進入陜北。登上六盤山峰頂時,突然發現從南而來、約有兩個連的敵軍。紅軍趁著對方尚未警醒之際,迅速將其包圍,一舉俘虜騎兵100多人,繳獲10多輛車、100多匹戰馬。基于這次繳獲的戰馬,紅軍組建了一支騎兵偵察連。
講這個故事,是因為它有一個象征意義:在改天換地的時代,一支弱小的力量如若獲得六盤山地的戰馬,往往預示著一個良好的開端。
總是邂逅馬的故事
讀書周刊:“在清水河畔,總是邂逅馬的故事”,除了紅軍與馬的故事,這片土地上還有過哪些“牧馬”故事?
楊占武:在清水河流域,歷史上最好時期的主要特征是平耕陡牧,以牧為主,間事農作。游牧與農耕,都是順應自然的方式。我在書里列舉了大量的事例,在此僅舉三個:
一是司馬遷的記載。他在《史記》中講過一個富豪的故事:倮經營畜牧業,等到牲畜繁殖眾多之時便全部賣掉,再購求各種奇異之物和絲織品,獻給戎王。戎王以10倍于所獻物品的東西償還給他,包括牲畜,數量多到以山谷為單位來計算。
二是清水河流域的中心區域——原州,不僅是官辦馬場的核心區域,還是隴右馬政的管理中心,是唐代的“牧馬城”(養馬基地)。約50年間,原州一地的牧馬數量由3000余匹一舉增長到70多萬匹。貞觀二十年,唐太宗去靈州會見鐵勒諸部時越過六盤山,特意視察了隴右監牧的牧馬。安史之亂時,北上的太子李亨由于得到清水河流域官辦馬場的數萬匹軍馬,“軍勢稍振”。可以說,這里的戰馬曾經是庇護唐王朝的“一片祥云”。
三是明代馬政的衰落。大致來看,有管理混亂、牧軍逃匿等因素,也有當時北方氣候由暖轉冷、植被變遷、土地沙化等自然環境趨于惡化的原因。到了清代,清水河流域的川谷川道、山間盆地乃至淺山緩坡的草場、林地不斷被墾殖,黃土丘陵區開荒一直開到山頂上,森林資源被砍伐殆盡。
這種生態教訓,不得不引發對人類生活方式、生產方式的思考。生態建設要從一棵樹、一根苗、一株草做起,綿綿用力,久久為功。近年來,在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實踐中,清水河流域發生歷史性巨變。如今,寧夏南部地區生態建設日見成效,林草覆蓋率、水土流失治理效能有大幅度提升。水闊山遠的清水河,未來可期!
讀書周刊:在古代絲綢之路上,在農耕和游牧分界線兩側,還能打撈出其他歷史“碎片”嗎?
楊占武:書中收錄的《青岡峽里韋州路》,初刊于2022年第10期的《讀書》雜志。韋州是今天寧夏同心縣的一個鎮,政治、經濟、交通地位并不突出,卻以“州”為名。歷史上,它曾是兵家必爭之要道。北部為毛烏素沙地的一部分,即著名的“河東沙區”;過此地,就到達靈州,即今天的寧夏平原。《新唐書》說古老的絲綢之路“蕭關通靈威路”,“威”即指韋州,軍事意義、商貿價值都很突出。用“馳命走驛,不絕于時月;商胡販客,日款于塞下”來形容,一點都不為過。
韋州長期是北方民族的重要安置地,有著獨特的歷史和文化特點。游牧的匈奴人、吐谷渾人、吐蕃人以及黨項人,都視其為必爭的膏腴之地。韋州也是距離沙漠最近處的一道“甜點”,是中原王朝在塞北最先伸出的觸角之一。唐皇室“和親”的第一位女子弘化公主嫁給吐谷渾國王諾曷缽后,因為吐谷渾在與吐蕃人的戰爭中失敗,唐朝遂順勢決定辟地安樂州(韋州),安置其部眾,并以諾曷缽為刺史。
此后,“一半胡風似漢家”,大唐的恢宏文明、包容氣質逐漸在韋州扎根,確保了文脈賡續、弦歌錚鳴。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新時代語境下,這有著別樣的重要意義。
共鳴是最高的獎賞
讀書周刊:有評論說,《牧馬清水河》具有“歷史的厚度、哲學的深度和經濟學的尺度”。您怎么看?
楊占武:能不能達到這樣的水準不敢保證,但至少我愿意這樣去寫作。書寫故鄉的關鍵在于“懂”和“悟”,成為故鄉故土的知情者,或者說變成一個“文明內部的發言人”。紛至沓來的學術研究,僅僅將人群、村落視為“田野”,很難說不是在以學術的方式反復“賞玩貧窮”。我的書寫是對故鄉的一份記錄,更多的是基于人本主義的祈盼和憐憫。
《一口水窖的容量》《尋草的釋義和我的尋草生涯》《撈浪茅》等文章,表面上看是記述生活的。《一口水窖的容量》寫“冬儲層冰,夏收暴漲”,用以解決人畜飲水的水窖;《尋草的釋義和我的尋草生涯》寫畜草資源的匱乏以及尋找畜草的艱難;《撈浪茅》寫收集洪水中漂浮的茅草、畜糞以解決燃料。大家當然會從中讀出生活的困頓,但貫穿創作始終的主要是歷史的追問以及經濟學意義上的評判。
在《尋草的釋義和我的尋草生涯》的結尾,我寫下這樣一段文字:“每每在大地上行走,甚至是在蘇格蘭北部高地和澳大利亞的人工草甸式草原上漫步,我都會留心辨認有沒有我所熟悉的那些草。特別是,如果看見冰草、枝兒條、香茅、狗尾巴草、苦籽蔓這些最適宜的畜草,自己會迅速地產生執念甚至沖動:這樣繁盛的草,裝滿一背篼豈不是太容易的嗎?”
我曾與讀者作過交流,一些與我有相似經歷的人覺得這也是他們的“潛意識”。從文學創作的角度來說,這就是一種共鳴。我希望自己書寫的這些記憶,無論其形態和意蘊如何變化,人們可以從中讀到自己的故事。共鳴,是讀者對我最高的獎賞。
讀書周刊:“紙上還鄉”是不是也應盡量避免成為一種私人的感受或體驗?
楊占武:“紙上還鄉”不能變成“鄉愁的烏托邦”。英國近代地理學家麥金德在《歷史的地理樞紐》中,就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提出過這樣一個觀點:“起主動作用的是人類而不是自然,但是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占支配地位。”收錄進《牧馬清水河》的作品大多以風土為寫作背景,也體現了這一邏輯。
文化,在風土上孕育。我推薦大家看看《村子:1963—1979》。這篇文章寫了我在“村子”的生活,其中能看到粗糲的風土、人們的生活,但更重要的是這種風土所塑造的人文精神。黃土地生存的秘密或者說節奏,是一種叫作“堅忍”或者“忍耐”的東西。
文學創作是由作家的私人事件醞釀而誕生的,但寫作的過程實際上是在對生命作執著的意義追究,是選擇一種生存方式和態度,選擇一種精神方向。如果只有私人的感受或體驗,那寫作的意義難免會大打折扣。寫作只有與現實相遇、與世界邂逅,才顯得彌足珍貴。如果不能觀照現實、不能關切他人的生存,那它存在的意義就很可疑。
法國歷史學家皮埃爾·諾拉說過,只要是動人心魄又充滿魔力的記憶,都只按自己的口味對事實“挑肥揀瘦”。它所醞釀的往事,既可能模糊不清,也可能歷歷在目;既可能包含方方面面,也可能只是孤立無援的一角;既可能有所特指,也可能象征其他。我希望自己書寫的記憶,無論其形態和意蘊如何變化,人們都可以從中讀到自己的故事。只有共鳴,才能回應“挑肥揀瘦”的質疑。
《牧馬清水河》是一部“紙上還鄉”的誠意之作。豐厚的知識儲備與搖曳多姿的行文特點,讓這本散文集兼具學術色彩和文學價值。
透過作者楊占武的書寫,既能夠看到厚重的尋根意識與人文情懷,也可以理解記憶的短暫與永恒。
水聲會陪伴你一生
讀書周刊:清水河在哪里?
楊占武:這確實是一個需要交代的問題。在網上輸入“清水河”一詞,首先顯示的是“海河流域永定河水系上游洋河的支流”,同時提示有20多個同名詞條。把這20多個詞條展開看了一下,發現還都是真實的河流。“清水河”也名列其中,并注明是“黃河寧夏段最大支流”,這是準確的。
更權威的介紹來自《中國河湖大典》:清水河,黃河右岸支流,發源于六盤山東麓,由南向北流經原州、西吉、海原、同心、中衛、中寧等地,在泉眼山注入黃河。
地處黃土高原,清水河有一些不同尋常的重要特點,如“降水量少且分布不均”“苦水分布廣,含鹽度高”以及流域“植被覆蓋率低”等。
讀書周刊:這樣的介紹看上去嚴謹、客觀,甚至有些“冷冰冰”。恐怕只有生活在清水河流域的人,才能真正理解它意味著什么。
楊占武:就個人感受而言,清水河的水是苦澀的,既不能飲用,又難以灌溉。更準確地說,清水河的支流——折死溝,這條泥湯橫溢的間歇河的水聲伴隨著我的成長。它不僅水質苦澀,而且含沙量巨大。雖以河流為名,卻與“潺潺流水”“浪花漣漪”或“鳥語花香”“低吟淺唱”等形容詞無關。在降雨量相對集中的7月至9月,奔涌的泥漿排山倒海、呼嘯而來,兩岸冒起陣陣黃色塵煙。
美國當代自然文學作家茲溫格說過一句話:“當一條河伴隨著你成長時,或許它的水聲會陪伴你一生。”她曾與友人一起泛舟,沿著美國西部最大的一條河——綠河漂流而下,穿越西部峽谷,橫跨懷俄明、科羅拉多及猶他三個州,隨后將親身經歷寫成一本書——《奔騰的河流》。我自小生活的清水河流域,雖然與綠河的情況有很大不同,但給人帶來的感觸尤其是就深刻程度而言是一樣的。
我寫清水河,起因是這個流域里曾經的貧困,以及我自己對貧困干旱、生態惡劣等刻骨銘心的感受和記憶。寂寂無聞的清水河,若換個詞語,則可能如雷貫耳——那就是行政地理意義上常說的“西海固”。它與甘肅河西、定西并稱為“三西”。1982年,國家啟動“三西”扶貧開發計劃,開有計劃、有組織、有規模“開發式扶貧”的先河;進入21世紀,它成為扶貧攻堅的主戰場,并于2020年正式告別絕對貧困。
“塞北江南”舊有名
讀書周刊:水帶來災害,也提供資源。清水河流經的寧夏,其北部平原地帶被譽為“塞北江南”,您在書中對此頗多著墨。
楊占武:“江南”本是一個地域概念,后逐漸演變為一種超乎地域的文化認同。在文化的意象里,“江南”特指物產豐裕、人文薈萃之地,道不盡的風物柔美、姹紫嫣紅,說不完的富貴風流、珠光寶氣。這樣的詩性和浪漫,人人向往,以至于從西部到東部、從邊陲到京畿,歷史上出現了多達幾十處的“江南”。
這里面,傳播最廣、影響最大、聲名最著的無疑是“塞北江南”。地以詩而顯,詩因地而聞。說到“塞北江南”,韋蟾是被提及最多的詩人。他在《送盧潘尚書之靈武》中寫道:“賀蘭山下果園成,塞北江南舊有名。水木萬家朱戶暗,弓刀千隊鐵衣鳴。心源落落堪為將,膽氣堂堂合用兵。卻使六番諸子弟,馬前不信是書生。”
讀書周刊:“天府之國”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戰國時期修建的都江堰。“塞北江南”背后,又閃現著哪些人和事?
楊占武:“塞北江南”的出現,一個基本因素是水利建設。兩漢時期,寧夏平原的灌溉農業就取得了發展。到北魏時期,這里的灌溉農業進一步繁榮起來,“官課充足,民亦豐贍”。
經過上千年的澆灌、耕耘,寧夏古灌區作為“古代水利工程可持續利用的典范”,入選“世界灌溉工程遺產”。這里面,我們應該記住一個人——刁雍。據《魏書》記載,刁雍赴任寧夏平原,看到有舊的渠堰遺跡,但年代久遠,可能是“上古所制”,早已無水,農夫散居各處,只有一些零星的耕作,稼穡艱難。于是,他著手開鑿新渠,清淤疏滯連通舊渠,筑壩引水,渠道長度達120里。
寧夏平原灌區的灌溉制度由刁雍第一次記錄,即“一旬之間,則水一遍;水凡四溉,谷得成實”。這是一種輪灌的用水辦法,既能夠保證農作物對水分的要求,又有助于提高用水效率,最大限度地擴大灌溉面積。
黃河寧蒙段大規模的長途水運,也是在刁雍手上開啟的。黃河出青銅峽進入銀川平原和內蒙古河套平原,地勢豁然開朗,河道平緩,流量穩定,適于開展航運。刁雍針對陸地運輸和河運算了一筆賬:如用牛車運輸,每車載重二十石,因道多深沙,輕車往來尚且艱難,載重的牛車常常滯陷,且糧食在河西,要渡運到河東才可以裝車,往返一次需一百多天,每年最多運輸兩次;如河運,造船兩百艘,兩艘合為一舫,一舫可載兩千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魏太武帝稱贊,這是一“大省民力”的做法。
一種出乎意料的驚喜
讀書周刊:書中有好幾處提到了“預旺”,這個地方為何值得了解?
楊占武:預旺處于寧夏南部的古驛道上,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曾于1936年到過這里。胡愈之在《西行漫記》中文重譯本序中曾勾勒這段歷史:“首先他(斯諾)到了蘇區當時的臨時首都保安(即志丹縣),和毛澤東同志進行了長時間的對話,搜集了關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第一手資料。然后,經過長途跋涉,他到達了寧夏南部的預旺縣,這已經是和國民黨中央部隊犬牙交錯的前沿陣地了。”
斯諾記述,進入預旺后,給他一種出乎意料的驚喜:“與陜西、甘肅的無窮無盡的山溝溝相比,我們走的那條路——通向長城和那歷史性的內蒙古草原的一條路——穿過的地方卻是高高的平原。到處有長條的蔥綠草地,點綴著一叢叢高聳的野草和圓圓的山丘,上面有大群的山羊和綿羊在放牧啃草。兀鷹和禿鷹有時在頭上回翔。有一次,有一群野羚羊走近了我們,在空氣中嗅聞了一陣,然后又縱跳飛跑躲到山后去了,速度驚人,姿態優美。”
在預旺,斯諾待了20多天。有人做過統計,《西行漫記》的文字有近1/3是在這里采寫的。“真正的紅軍”以及預旺當時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小地名,如“包頭水”“吊堡子”,隨著這部著作的出版傳向了全世界。
斯諾在預旺城東門外,還受到彭德懷、李富春、聶榮臻、左權、鄧小平、陳賡等紅軍高級將領的熱烈歡迎。特別是那幅題為“抗戰之聲”的照片,被選為《西行漫記》的封面,成為“紅星照耀中國”的標志性象征:“在預旺堡的高高結實的城墻上,紅軍的一隊號兵在練習吹號,這個堡壘一樣的城中有一角落飄著一面猩紅的大旗,上面的黃色錘子和鐮刀在微風中時隱時現……”
讀書周刊:在清水河流域,還有一座山——六盤山,與紅軍有很深的淵源。
楊占武:關于紅軍長征時翻越六盤山的史料,黨史部門、歷史研究學者有過細致研究。這里,我想重點講一個故事。
1935年10月7日拂曉,紅軍準備從青石嘴東北向汝河河谷進發,進入陜北。登上六盤山峰頂時,突然發現從南而來、約有兩個連的敵軍。紅軍趁著對方尚未警醒之際,迅速將其包圍,一舉俘虜騎兵100多人,繳獲10多輛車、100多匹戰馬。基于這次繳獲的戰馬,紅軍組建了一支騎兵偵察連。
講這個故事,是因為它有一個象征意義:在改天換地的時代,一支弱小的力量如若獲得六盤山地的戰馬,往往預示著一個良好的開端。
總是邂逅馬的故事
讀書周刊:“在清水河畔,總是邂逅馬的故事”,除了紅軍與馬的故事,這片土地上還有過哪些“牧馬”故事?
楊占武:在清水河流域,歷史上最好時期的主要特征是平耕陡牧,以牧為主,間事農作。游牧與農耕,都是順應自然的方式。我在書里列舉了大量的事例,在此僅舉三個:
一是司馬遷的記載。他在《史記》中講過一個富豪的故事:倮經營畜牧業,等到牲畜繁殖眾多之時便全部賣掉,再購求各種奇異之物和絲織品,獻給戎王。戎王以10倍于所獻物品的東西償還給他,包括牲畜,數量多到以山谷為單位來計算。
二是清水河流域的中心區域——原州,不僅是官辦馬場的核心區域,還是隴右馬政的管理中心,是唐代的“牧馬城”(養馬基地)。約50年間,原州一地的牧馬數量由3000余匹一舉增長到70多萬匹。貞觀二十年,唐太宗去靈州會見鐵勒諸部時越過六盤山,特意視察了隴右監牧的牧馬。安史之亂時,北上的太子李亨由于得到清水河流域官辦馬場的數萬匹軍馬,“軍勢稍振”。可以說,這里的戰馬曾經是庇護唐王朝的“一片祥云”。
三是明代馬政的衰落。大致來看,有管理混亂、牧軍逃匿等因素,也有當時北方氣候由暖轉冷、植被變遷、土地沙化等自然環境趨于惡化的原因。到了清代,清水河流域的川谷川道、山間盆地乃至淺山緩坡的草場、林地不斷被墾殖,黃土丘陵區開荒一直開到山頂上,森林資源被砍伐殆盡。
這種生態教訓,不得不引發對人類生活方式、生產方式的思考。生態建設要從一棵樹、一根苗、一株草做起,綿綿用力,久久為功。近年來,在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實踐中,清水河流域發生歷史性巨變。如今,寧夏南部地區生態建設日見成效,林草覆蓋率、水土流失治理效能有大幅度提升。水闊山遠的清水河,未來可期!
讀書周刊:在古代絲綢之路上,在農耕和游牧分界線兩側,還能打撈出其他歷史“碎片”嗎?
楊占武:書中收錄的《青岡峽里韋州路》,初刊于2022年第10期的《讀書》雜志。韋州是今天寧夏同心縣的一個鎮,政治、經濟、交通地位并不突出,卻以“州”為名。歷史上,它曾是兵家必爭之要道。北部為毛烏素沙地的一部分,即著名的“河東沙區”;過此地,就到達靈州,即今天的寧夏平原。《新唐書》說古老的絲綢之路“蕭關通靈威路”,“威”即指韋州,軍事意義、商貿價值都很突出。用“馳命走驛,不絕于時月;商胡販客,日款于塞下”來形容,一點都不為過。
韋州長期是北方民族的重要安置地,有著獨特的歷史和文化特點。游牧的匈奴人、吐谷渾人、吐蕃人以及黨項人,都視其為必爭的膏腴之地。韋州也是距離沙漠最近處的一道“甜點”,是中原王朝在塞北最先伸出的觸角之一。唐皇室“和親”的第一位女子弘化公主嫁給吐谷渾國王諾曷缽后,因為吐谷渾在與吐蕃人的戰爭中失敗,唐朝遂順勢決定辟地安樂州(韋州),安置其部眾,并以諾曷缽為刺史。
此后,“一半胡風似漢家”,大唐的恢宏文明、包容氣質逐漸在韋州扎根,確保了文脈賡續、弦歌錚鳴。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新時代語境下,這有著別樣的重要意義。
共鳴是最高的獎賞
讀書周刊:有評論說,《牧馬清水河》具有“歷史的厚度、哲學的深度和經濟學的尺度”。您怎么看?
楊占武:能不能達到這樣的水準不敢保證,但至少我愿意這樣去寫作。書寫故鄉的關鍵在于“懂”和“悟”,成為故鄉故土的知情者,或者說變成一個“文明內部的發言人”。紛至沓來的學術研究,僅僅將人群、村落視為“田野”,很難說不是在以學術的方式反復“賞玩貧窮”。我的書寫是對故鄉的一份記錄,更多的是基于人本主義的祈盼和憐憫。
《一口水窖的容量》《尋草的釋義和我的尋草生涯》《撈浪茅》等文章,表面上看是記述生活的。《一口水窖的容量》寫“冬儲層冰,夏收暴漲”,用以解決人畜飲水的水窖;《尋草的釋義和我的尋草生涯》寫畜草資源的匱乏以及尋找畜草的艱難;《撈浪茅》寫收集洪水中漂浮的茅草、畜糞以解決燃料。大家當然會從中讀出生活的困頓,但貫穿創作始終的主要是歷史的追問以及經濟學意義上的評判。
在《尋草的釋義和我的尋草生涯》的結尾,我寫下這樣一段文字:“每每在大地上行走,甚至是在蘇格蘭北部高地和澳大利亞的人工草甸式草原上漫步,我都會留心辨認有沒有我所熟悉的那些草。特別是,如果看見冰草、枝兒條、香茅、狗尾巴草、苦籽蔓這些最適宜的畜草,自己會迅速地產生執念甚至沖動:這樣繁盛的草,裝滿一背篼豈不是太容易的嗎?”
我曾與讀者作過交流,一些與我有相似經歷的人覺得這也是他們的“潛意識”。從文學創作的角度來說,這就是一種共鳴。我希望自己書寫的這些記憶,無論其形態和意蘊如何變化,人們可以從中讀到自己的故事。共鳴,是讀者對我最高的獎賞。
讀書周刊:“紙上還鄉”是不是也應盡量避免成為一種私人的感受或體驗?
楊占武:“紙上還鄉”不能變成“鄉愁的烏托邦”。英國近代地理學家麥金德在《歷史的地理樞紐》中,就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提出過這樣一個觀點:“起主動作用的是人類而不是自然,但是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占支配地位。”收錄進《牧馬清水河》的作品大多以風土為寫作背景,也體現了這一邏輯。
文化,在風土上孕育。我推薦大家看看《村子:1963—1979》。這篇文章寫了我在“村子”的生活,其中能看到粗糲的風土、人們的生活,但更重要的是這種風土所塑造的人文精神。黃土地生存的秘密或者說節奏,是一種叫作“堅忍”或者“忍耐”的東西。
文學創作是由作家的私人事件醞釀而誕生的,但寫作的過程實際上是在對生命作執著的意義追究,是選擇一種生存方式和態度,選擇一種精神方向。如果只有私人的感受或體驗,那寫作的意義難免會大打折扣。寫作只有與現實相遇、與世界邂逅,才顯得彌足珍貴。如果不能觀照現實、不能關切他人的生存,那它存在的意義就很可疑。
法國歷史學家皮埃爾·諾拉說過,只要是動人心魄又充滿魔力的記憶,都只按自己的口味對事實“挑肥揀瘦”。它所醞釀的往事,既可能模糊不清,也可能歷歷在目;既可能包含方方面面,也可能只是孤立無援的一角;既可能有所特指,也可能象征其他。我希望自己書寫的記憶,無論其形態和意蘊如何變化,人們都可以從中讀到自己的故事。只有共鳴,才能回應“挑肥揀瘦”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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