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敏
2023年終歲末，多則與少年班有關的消息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比如，聯想集團董事長兼CEO楊元慶捐贈2億元支持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少年班學院樓建設、西安交通大學少年班發布2024年招生簡章、河南兩所學校開設“丘成桐少年班”獲批復等。
提及少年班，人們通常會聯想到創新人才培養及教育公平等話題，后者也往往成為人們爭議乃至詬病少年班模式的焦點。在我看來，這些爭議的背后有一個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即在教育公平的前提下，如何挑選和培養拔尖創新人才。
真正的教育公平是“因材施教”
首先，我們應該明確兩個概念——教育平等與教育公平。
公眾通常十分關注教育公平，但公平是有不同角度的。很多從事教育工作的人都看過一幅漫畫——3個身高不同的人隔著柵欄看球，高個子不需要踩墊子便能看球，矮個子即便腳踩墊子仍被柵欄遮住視線。此時，發給他們每人一個同樣高的腳墊看似平等，但是否“公平”？我們是否應將更高的腳墊發給矮個子？
教育也是如此。“一刀切”式的教育很容易造成接受能力慢的學生“趕不上”、接受能力強的學生“吃不飽”。從這個角度說，因材施教才是真正的教育公平。對此，孔子、亞里士多德等中外古代先賢均已有過論述，然而在近代工業化的大規模教育中，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已經被弱化。
在拔尖創新人才培養中，“因材施教”的理念更加重要，這一點并不難理解。在這方面，我國自改革開放后便一直在嘗試，不管是以中國科大少年班為代表的各種少年班，還是最近幾年相繼推出的英才計劃、珠峰計劃、拔尖計劃等，都希望能針對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探索出一條適合國情的道路。
然而在我看來，目前我們的探索還存在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即現有教育選拔體系和拔尖人才挑選體系對于“學霸型”人才過度呵護。
所謂“學霸型”人才，簡單說就是門門功課都優秀。現有高考體制下，學生要進北大、清華等名校，任何一門課拿不到高分都不可能。這就有可能造成部分學生在學習和探索上謹小慎微，生怕失去幾分而進不了“清北”。這樣挑選和培養人才的方式是學生“高分低能”現象產生的根源之一，更難以培養出拔尖創新人才。
必須承認，一些能夠做出顛覆性創新的人才往往是偏科的奇才、怪才，世界進步也往往由這些怪才、奇才推動，在這方面我們有很多實例。
比如，物理學家霍金小學成績不好，曾經留級；我國數學家華羅庚的初一數學是通過補考才過關的；我國近代力學的奠基人之一錢偉長高考成績中數理化總分只有25分……
試想一下， 如果這些人求學時就被淘汰，社會能進步到如此地步嗎？令人擔憂的是，在當下的考試體系下，這種猜想很可能成為現實。
同樣地，我們需要解決的另一個問題是對自然科學拔尖創新人才的重視度頗高，但對跨界創新、創新突破的人才關注不夠，對社會科學的創新人才關注更少，而社會科學對社會和人類進步的推動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偏科”的超常人才教育也屬“特殊教育”
上述現象并不是近幾年才出現的“新現象”，而是在高考體系下長期存在的“老問題”。在我看來，要解決上述問題，一個切實可行的方案是將對特殊的超常人才的保護納入法律框架中。
談及在法律層面對于特殊兒童的教育，人們往往想到的是殘疾兒童。但事實上，對于某些“偏科”的超常人才的教育也應屬于“特殊教育”。我們能否在“特殊教育”的框架中，將極少數有創新潛質的特殊人才找到并保護起來，給他們一些特殊幫助？
因此，有關部門在制定《特殊教育法》時，應將超常兒童納入特殊教育對象， 對具有特殊需要的學生在識別、安置、 選拔、培養、師資等方面作出規定，為拔尖創新人才的選拔培養提供法律保障。
這就好比亞運會、奧運會等國際頂尖賽事，如果只有十項全能冠軍而沒有單項冠軍，是不可能吸引太多關注的。但目前我們的考試卻只關注“十項全能”。因此，我們需要建立一套能呵護奇才、怪才、偏才學生的制度，讓他們有一些出路。
比如，從目前國內林林總總的科技競賽中，是可以挑選出一些偏科人才的。未來可以適度擴大科學競賽的范圍，增加人工智能、工程、環保以及跨學科等方面的競賽。當然，需要擴大范圍的還有一些高校開展的英才計劃等，可以將跨學科人才、社會人才納入其中。
總之，在當下教育環境中，對于高考進行大幅度調整并不現實。我們只能逐步探索用一些科學方法甄別和選拔拔尖創新人才。對于這些人才的選拔與培養也不能局限于城市中的少數學校。要知道，隨著網絡技術發展，農村中的某些偏才、怪才孩子也能通過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模式，進入待選拔和培養的特殊人才行列。
再次強調，上述制度的建立最好能被納入法律框架中。目前有關部門培養拔尖創新人才的相關舉措還停留在“報告”“意見”范疇內，但國外很多國家已經有了針對拔尖人才、天才人才、特殊人才的專門法律和規范。比如，美國1978年便已經通過了《天才兒童教育法案》，俄羅斯也頒布了《構建發現和發展青少年天才的全國體系方案》， 荷蘭、英國、韓國等國家均有類似法案。這一點值得我們借鑒。
對教育公平的擔心不應阻礙探索實踐
必須承認，高校對于拔尖創新人才的特殊培養，特別是針對偏才、怪才的培養會面臨很多風險，公眾的某些擔心也并非全無道理。
其一，高校乃至中學會以此為借口“掐尖”。畢竟以培養“拔尖人才”為理由，可以把大量成績好的學生集中到單一學校中。這涉及我們該如何定義“拔尖人才”的問題。畢竟，如果“拔尖人才”的定義可以多樣化，就能在客觀上減少“掐尖”的土壤。
其二，高校對“拔尖人才”的培養會成為偏離“教育公平”的口實。因為拔尖創新人才屬于極少數而非大多數，我們在整體上還是應追求教育公平，人才選拔也不能偏離這一大的主題。
其三，不是每一個“拔尖人才”最終都能取得成功，即便是“少年班”這種專門針對拔尖人才培養的模式也是如此。從這一點看，公眾不能對拔尖人才有過度要求，因為成功的永遠是少數人。
雖然有上述擔心，但并不應妨礙我們開展一些探索和實踐。在此，我想講一個具體事例，即由深圳市推動創辦的創新型學院——深圳零一學院。
深圳零一學院意指“從0到1”培養創新型人才。其創始院長為中國科學院院士鄭泉水。作為清華大學錢學森班的主持者之一，在創辦錢學森班多年后，鄭院士覺得這種模式可以擴大范圍，深圳零一學院便由此而來。
該學院在挑選學生時，并不青睞樣樣優秀、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學生，而是更偏好具有很強內驅力、創新力，特別是富有好奇心、敢于探險的學生。被選拔的學生并不集中到零一學院上學，而是以暑期夏令營的形式培養學生興趣。
在活動中，零一學院不以教授學生知識為主，而是推行項目制學習。由院士專家擬定題目，學生根據自身興趣選擇項目，其中的很多項目甚至能與公司達成合作。這些學生也被稱為“學生研究員”。
經過高考，“學生研究員”們會進入不同大學，但他們依然具有“研究資格”，仍可到零一學院做研究。經過一定的考核淘汰，這些“學生研究員”也會“畢業”并獲得榮譽畢業證書。但這些證書既不能作為高考加分成績，也不能成為保送研究生的理由。這是為了防止功利化，更好地選拔和培養具有創新能力的學生。
深圳零一學院的經驗很具有啟發性，其學生可以分散在不同大學，又可以重新集中進行研究。這種模式可以解決很多此前提出的問題，我們希望國內學校（不論是中小學還是大學）不是以掐尖制，而是以項目制對具有創新能力的學生（特別是偏才、怪才）進行選拔和培養；不是以成績的好壞，而是以興趣、創新能力對這類學生給予特殊的引導、培訓和項目支持。這有可能是未來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方式之一。
（作者系國務院參事、友成企業家鄉村發展基金會副理事長，本報記者陳彬根據其在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第十屆年會的發言整理）
《中國科學報》 (2024-01-02 第3版 大學觀察)本文鏈接：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我們對“學霸型”人才呵護過度http://m.lensthegame.com/show-11-199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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